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是否也实行过计划生育

 文学常识     |      20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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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徐扬 盛世滋生图(局部)

“单独二胎”经过多年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然,也有一些小夫妻担心生育成本正犹疑不决。那么,在古代,关于生育问题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是否也实行过计划生育?

汉惠帝刘盈下诏“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罚五倍人头税

    战国初期我国总人口才1000多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倍。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比如吴越之战,越国战败,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

战国初期我国总人口才1000多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倍。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比如吴越之战,越国战败,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也强制早婚。规定:“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从越国计生政策来看,如今流行的年龄悬殊的“姐弟恋”、“黄昏恋”均被严格禁止,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不仅如此,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

    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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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便是这样。当时法定适婚年龄: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时的齐国,便推行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鼓励国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将女子婚龄提早到13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计划生育的概念是人类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生殖行为的行为,既包括“减产”,也可以“增产”。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

春秋越国生男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奖励两壶酒一口猪

齐桓公此举,大概也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解决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特例之一。除了降低婚龄,古代中国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奖励生育,设专门“掌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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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早婚政策的推出,还有一段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民间微服暗访,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岁的老头还是自己做饭,他便问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都没有娶到老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件事对主持齐国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说了,管仲便提出了这一鼓励早婚的政策。

    “人多为福”到“人多则穷”的转变

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

这一时期,“计生”政策实施最坚决的,当是越国。

    然而,到了明代末年,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

对于西汉“五算”的罚款标准,在当时并不算低,以整个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

后来,越国能打败吴国重新崛起,虽然原因很多,但与此“计生”政策的实行不无关系。类似记载还见于《吴越春秋》,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记载勾践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现代的人口和计生政策相当接近。

王梵志是唐初民间通俗诗人,生平坎坷,饱经忧患,50岁后皈依佛门。他反对“多生”,提出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最有名的一条是其《大皮装大树》一诗中的一句“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公众的印象中,“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计划生育的概念是人类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生殖行为的行为,既包括“减产”,也可以“增产”。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不过,关于“少生”、“优生”的提法,倒也“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唐初的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曾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意思是,儿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个能做事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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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振兴越国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资料图)

在汉初刘盈当皇帝时期,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惩罚那些违反计生政策的人。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解读是这样: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的适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将被罚款,罚款的金额是“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如在汉初刘盈当皇帝时期,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