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委托我代表凤凰出版社向与会专家表示

 文学常识     |      2020-03-21

  在他看来,走红的安意如作品,也不过是借古典的外壳抒自己的感想。那么,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引导读者真正进入古典文学的新型写作呢?“诗词鉴赏已经滥了,没有新的方式来写。现在的学术环境也不鼓励创造,教授们的学术文章越写越八股,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感谢张剑他们的团队和凤凰出版社,合作推出这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丛刊,相信它一定会对近代文史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推动作用。

从2006年开始,傅璇琮先生向宁波着名的古代藏书楼天一阁捐赠图书。仅在天一阁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藏书节上,傅先生首次捐赠图书达七十七种,共二百六十九册。这些图书以他的个人着作和主编图书为主,还有珍贵的手稿和文化名人赠本。从此傅先生坚持向天一阁赠书,直至他逝世为止。初步估计,赠书已有数百种,达千册之多。除此之外,傅先生还主编《中国藏书通史》一书,为中国藏书文化建设和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亦为家乡宁波做成一件文化盛事。

读品:2004年,您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迷楼》。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书?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周绚隆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80年代,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两张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颠来倒去,最后弄得千人一面。到90年代,西方理论进来,这种路子就被抛弃了。“90年代以来,我觉得古典文学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文献上,文献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文献之外也有好的研究,但多数非常专,比如文学史上一些环节,某个诗社的构成之类的。而对于文学的精神层面,包括普及层面、古典文学的当代性方面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东西很难做成专业论文发表。高校的评判机制,让大家都往专业里做,越做越小众。”他觉得,还是要把古典文学“放到历史里,放到生活里去看”。

第三个感想,我看了一至五辑的整理者,乃以青年学者居多,大型史料整理或大的学术项目,除提供最终的学术成果之外,其意义还在于培植一个学术团队。整理这些日记信札,第一次可能会犯不少错讹,但做第二次就会减少很多,特别是你还在做同一个人的未刊稿,你已经对他字体和书写习惯有一定了解,辨识准确率会大幅提高。通过这个大型史料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会培养出一批熟悉稿钞本文献、又能利用这些文献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团队,这是可以期待的。

对于这套丛书,傅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劳动,从策划选题到审定选目,从约请学术顾问到组织顾问审订书稿,直至最终统稿,傅先生亲力亲为,善始善终,最后得以出版问世,并成为一套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读者推敲、权威而可靠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读品:程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国际汉学方面的研究?

  普及古典文学一直是人文社的传统,四大名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深远。而这些年来周绚隆先生对于普及层面的书该怎么做,感到有些困惑。“《百家讲坛》红了以后,有好多媒体来采访让我们谈观感。我是五味杂陈,现在这个时代,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百家讲坛》走红的人,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专业,可能正是因为不专业,就可以放开了讲。我们做出版,努力过多次都不成功,后来就想,可能我们做得还是太文学了。”

李超:各位专家好,今天我是作为丛书的整理者之一来谈一点儿自己的感受的。非常荣幸加入了张剑兄他们这个近现代稀见史料的整理团队,整理稿本的工作我以前做的不多,辨识字体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一次也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也因此给张剑兄添了不少麻烦,在这里也向张剑兄表示感谢!

2007年,在傅先生的推动下,宁波市鄞州区委、区政府联合《光明日报》国学版共同启动新版《三字经》修订工程。傅先生认为,修改那些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词句,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精华的因素加以梳理和提炼,并以生动自然的韵语表现出来,这样,既能为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提供一个既充分保持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现出新时代精神。为了更好地完成修订工作,他亲自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经傅先生等学者的共同努力,2008年4月,新版《三字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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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绚隆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多年来从事古典文学领域的出版工作,自己也做研究,有《陈维崧年谱》等著作。他在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古典文学的当代性,古典文学和当代生活的关系,十几年来他一直比较关注。

记者孙妙凝女士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正如傅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套丛书的学术顾问不是挂名的,他们一字一句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因此,这套丛书无论是选目,还是注释、赏析,都可称无懈可击。入选的作品皆为千古名篇,评、注、译均准确、科学、生动。丛书堪称精品,是同类出版物中的佼佼者。

读品: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当时您正在读博士,学界对这套书的出炉有何反响?

  一套书是请王蒙、李国文、刘心武等作家来写古代题材,“结果失败了,只有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卖得不错。”然后他又想试试做得更“专业”些,请大学教授写通俗作品,做了一套《漫说丛书》,包括《漫说红楼》、《漫说三国》、《漫说水浒》等八册,“除了个别书,多数作品都写得比较板。”

第三,我从读者角度郑重表达自己对主编和整理者的感激。《莫友芝日记》对于我编纂张裕钊年谱、冯志沂年谱和研究曾国藩帮助很大。《贺葆真日记》我曾读过影印本,这是研究北方桐城派的宝库。雁平的整理本清晰、明快,规模也小,比起影印本来,我更愿意使用。可惜没有索引,用起来不大方便。

傅先生在“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一节中,提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中同样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二者必须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不可偏废。而目前在不放松继续为专业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必要的古文献资料外,更应选择一些优秀的古籍或古籍中有代表性的章节加以注释,有的还要评译,使一般能读懂报纸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能看懂,从而让他们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特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运用。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古籍已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古籍的普及工作已在逐步展开。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做好优秀文化遗产的普及工作,对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普及是提高的基础,普及工作做好了,人们就会对古籍整理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古籍事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推动下普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才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于 1988 年创办,迄今已满 30 年,从未中辍,旨在专门引进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著佳作,从历史到当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截至 2018 年 8 月已出版图书近 180 种。一本本高质量的著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汇聚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值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出版 30 周年之际,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推出与丛书关系密切的系列大家访谈。

  让他们放松可难受了。另一方面,社会上放得松的人,又什么都敢说。”

第一是近现代的意义。近现代连接着古代与当代,连接着中国与外国;近现代又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很多内容曾被遮蔽、也被挖掘、并反复讨论。近现代史与我们当今的生活密切相连。想要深入了解现代中国的一切,就必须了解近代历史的发展。文学研究所不仅恢复了近代文学室的建制,其他研究室,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化与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古代室的学者,都有学者专门研究近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在很多年前就近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组稿的重点。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还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多有交叉重合,就是想把近现代文化研究推向深入,结出硕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新昌唐诗之路研究社举办“唐诗之路学术讨论会”,傅先生与会发起“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活动。此后多年,傅先生不仅撰文阐述“浙东唐诗之路”的学术价值,还为普及性读物《唐诗之路系列丛书》题词“唐诗之路”,并为《唐诗之路唐诗总集》等着作题写书名。由于傅先生的大力推动,“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更具普及性和大众化,转向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模式,以至中央电视台为此拍摄播出了《唐诗之路》纪录片,为古典文学普及在大众化方向发展做出了可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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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国家重视传统文化,在古籍整理等方面也加大了投入,但是在大众文化普及层面则投入得不够。我们做古典文学,也很想在学术之外做点什么,看看究竟能不能对大家的精神世界有点实际的帮助。”周绚隆说。

刘宁:这套书给我很多教益,这两天我也认真地在看,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是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值得关注。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得很充分。有一个细节对我触动很大。我看《贺葆真日记》,对于我做唐宋古文研究很有启发。贺葆真记述他的父亲贺涛每天教授古文的内容,今天教了什么,第二天又教了什么,过了一个礼拜又教了什么。这个教授古文的顺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他先讲一篇欧阳修的,再讲一篇韩愈的,然后又讲一篇曾国藩的,这个顺序我读起来非常陌生,我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显然这个顺序有他授课的深意在里面,体现了贺涛对古文脉络的理解。如果不看日记的话,这个内容是根本不可能体会得到的。他可能会列一个书单,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列出来,但是这些作品用一个什么样的次第,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讲,只有看日记才能明白。可见这部日记对于理解古文之学是何等重要。当然这套书的学术价值,绝不限于这个小小的角度了。

程章灿:对啊,话是这么说过。没想到,才过三四年,我就 " 好了伤疤忘了疼 "。薛爱华的书,我老早就喜欢看。2006 年,我在美国一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把能找到的薛爱华的书都找来看了,越看越喜欢。回国后就建议出版社出一套 " 薛爱华作品系列 "。这两本书卖得很不错,算得上学术书里的畅销书。

  周绚隆先生说,多年前他做过两套书,试图在古典文学和当代生活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联。

20年前,我在图书馆古籍部整理线装书时,不经意中发现一张夹在发黄书叶间的民国时期上海某酒楼的婚宴茶厅,细读之下不禁为之诧异半晌,对历史有了一定程度的感触体验,对历史的看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也许正是那不经意的一次邂逅,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和现实性,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那一次与现代史的亲切接触,促使我接受她的召唤,加入到近现代稀见史料的发掘、整理队伍中,以期更近地接触她、感受她、还原她、再现她。做近现代史料的整理,其实是诠释我们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是追逐我们心中一个朦胧的梦。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过宇文所安的《他山的石头记》,您跟他是多年朋友,也翻译过他的书,您对这本书怎么看?

刘跃进:这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评价体系问题,现在搞文献整理、古籍整理不被评价体系重视,最近这几年社科院好多了,在评奖时还设了古籍整理奖,但一般进不了一、二等,多是三等奖。现在也有媒体在,我们能否呼吁改变一点,一切都要从史料做起,连这个都不做,上来就三级跳搞阐释,能做好吗?这是观念的问题,还真不是钱的问题,钱只是一个末端,反映到出版界,反映到评价等级,包括职称的评价等,都不算成果或不算重要成果。

1987年前后,傅璇琮先生和我及其他几位同道,共同策划了《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交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赵喜民社长和陈旭万总编辑对此极为重视,组织全社编辑力量全力做好出版工作,使这套总计三十册、达三百多万字的大型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在五年内出齐,奉献给广大社会读者。

所以,当时江苏人民社出版这套书,从思想观念上说,是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差很多,出书难,这种学术书又不畅销,不赚钱,还会赔本。在这样出版困难、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社看准了这么一个好的选题策划,持之以恒,真是难得。作为读者和学术上的受益者,我要向主编刘东先生致敬,他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也要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致敬,多年坚持做这套书,规模和影响越做越大,很了不起。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种方面,文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有古代中国研究,也有近现代中国研究,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我想,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当然,史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史料与史识的问题,胡厚宣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说史料是建筑材料的话,史识就是建筑构图。没有材料,再好的图纸也盖不成房子。当然,没有图纸,再好的材料也只是材料。我的已故同事张晖曾编过一本介绍黄侃学术的《量守庐学记续编》。他后记里提出了一个很有学术意趣的话题:即学术研究是贵在发明,还是贵在发现?黄侃主张贵在发明。他对十三经注和疏都非常熟悉,常常会在寻常材料中发现不寻常的内容,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眼中,王国维似乎更重在发现。今天,我们硬要区分发明、发现的孰是孰非,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学术既要贵在发明,更要贵在发现。王国维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但是这种发现绝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一点,已经被学术史反复证明,几乎没有疑议。

傅先生还在“十年规划要点”中格外说明:“在今后十年内,应合理安排出版一批精选、精注、精译、精编的高学术质量的古籍普及读物和大、中、小学课外古籍读物,从而满足多方面、多层次读者的需求。”

读品:但您接着又翻译了薛爱华的《神女》和《朱雀》。

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傅璇琮先生晚年,曾担任原北京智品书业有限公司学术顾问多年。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该公司致力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出版,推出了不少像《智品阁书系》等中国古典文学名着的评注及白话翻译本,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程章灿:我把中国研究分为三大块:一是中国人研究自己,有人也称之为 " 国学 ";二是日本人研究中国,日本人或称为 " 东洋学 ";三是欧美人研究中国。后两大块有人称为 " 海外汉学 ",有人称为 " 国际汉学 ",总之都属于海外中国研究。日本原先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跟中国文化之间有一种既内又外的关系。欧美人研究中国,则是外在于汉文化,从另一个文化圈内看一种异文化。这套书相对来讲,欧美的书介绍得多,日本的较少;历史方面的多,文学方面的少;在世学者的书多,过世学者的书少;专著多,论文集少。其实不见得老书就过时了,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论文也不见得就容易过时。未来的丛书选目,也许可以考虑在这几方面适当调整比例。

张廷银:前面几位学长的发言我深有同感,对史料于文史研究的价值感受愈来愈深切。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参与了一些日记、书信的整理,如潘建国兄刚才提到的《缪荃孙日记》,已经整理完,做为《缪荃孙全集》的一部分,将由倪培翔先生他们的凤凰出版社出版。同时还整理并由俞国林兄出版了《管庭芬日记》,现在正在进行《王伯祥日记》的整理工作。文献的整理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和磨炼。我认为文献研究一方面要坚持传统的版本、目录等题目,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发掘史料,为文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文献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史料学。因此,我们《文献》杂志对于日记、书信、题跋和诗文集的批点都较为关注,这是我们刊物的一个特点,也做为对学术界的一个贡献。对于《丛刊》,我有点小小的建议,即在整体注重日记和书信的基础上,是否可同时考虑注意对某些人或某些事件的系统发掘整理,这样能够对某人、某事件有一个完整了解,如《贺葆真日记》和王达敏先生要整理的《贺培新诗文集》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国家图书馆藏有不少贺家的捐书,贺涛的诗文集的稿本在国图,还有贺培新的藏书目等等,如果能够将贺家资料综合整理出来,会增进对这个家族了解的整体感。

当年这套丛书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亦属珍贵。同时,在丛书出版前后,得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匡亚明先生首肯,指定丛书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随便说一句,此书后来历久不衰,2007年由泰山出版社更名《阅读中华经典》重新出版。目前,这套丛书已更名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丛书》,正由有关出版社组织重新出版。)

程章灿:本科毕业后,我考上南大中文系,跟着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文学。我入学时英语成绩好一些,进校后英语免修,程先生就鼓励我学习第二外语,同时交给我一些英美同行的论文,让我翻译练笔。程先生要求我们,不要把英语当作申请学位的敲门砖,而要放眼长远,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不仅要能够通过外语吸收新知,而且能利用外语在国际上推阐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欧美名校访问研究、讲学交流,也得益于由此积累的一些外语基础。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就更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论著了。

周绚隆副总编

可以说,傅璇琮先生在主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日常工作期间,在重点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的同时,也格外关注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并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

读品:做中国的学问,为什么要关注外国人的研究?

郑永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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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26 岁不到,他就成为国内最年轻的文学博士。30 岁时,已经出版 4 本专著。2008 年,45 岁的程章灿荣膺教育部长江学者称号,这不仅是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中的第一位长江学者,在全国人文学科中,大概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刘跃进:《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策划与编纂,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它首先由我的两位年轻同事张剑与张晖发凡起例,并列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我们的老朋友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先生给予支持,得以按期出版。今天,我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又代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发言。为什么还要强调我的后两者身份呢?因为我的下列想法,已不仅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并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任组长。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第三,做为出版界的朋友,我想表达对凤凰出版社的敬意。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古籍办表示有的出版社东一榔头西一棒,无长远规划,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版一定要有战略,要有一个长期的想法,可能会带来一些当下的困难,但坚持做下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凤凰出版社这几年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得很有成绩,不像有些出版社跟着小钱跑,放弃自己的优长,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加大对古籍投入时,他再想回来,已经没人、没想法了,也没大家的认可度了。上古、中华、人民文学号称古籍出版界的三足鼎立,但高克勤说是两家半,因为我们人文社是半家,我们只有文学没有历史。上古、中华对宋以前古籍整理是强项,我们人文社这几年的规划则是要以明清诗文为核心,为什么呢,明清史料的空间大,再一个,有一个核心就有一个好处,你的编辑会长期在一个时段文献中训练,编辑的提高也很快,这样编辑也很快会成为很专业的人物,对书稿的质量对未来出版界的建设都有好处。因此这套丛刊如果坚持做下去,效果会非常好。

这套丛书系统、全面、准确地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古代神话到《红楼梦》的所有文学样式和文学名着无一遗漏,堪称大全。且丛书体例创新具有普及性,在作品原文外,还有注释、翻译和赏析;对于一些文学样式和体裁,如词、曲、赋等,另有专文说明其特点、形式及价值。对于一些长篇小说,如《红楼梦》等,虽不能收录全书,但遴选了书中精彩章节并加以注评,同时,在各章节之间用故事梗概引语串连,使读者仍可以从各章节的联系中一窥全豹。

读品: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丛书,您有何建议?

竺青:永晓兄的发言其中一点,我是特别同意的是,就是古人文化精神的传承问题,通过这套书通过日记等等都能看得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傅璇琮先生联合一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北京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傅璇琮先生挂帅任研究会会长和法人代表,蔡义江、禹克坤等古典文学专家担任副会长,周振甫、苏仲翔、卞孝萱、冯其庸、霍松林、程毅中、袁行霈、韩兆琦等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担任顾问。当时傅先生拟定的研究会宗旨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以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为目的,团结全国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出版工作的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朋友,在国内外普及古典文学知识,传播优秀古代文学作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研究古典文学的创作经验作为今天新文艺创作的借鉴,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研究会成立后,以傅先生的学术威望为号召,联络了一大批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老中青三代专家皆有。同时,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赵喜民社长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召开学术研讨会,编写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与有关机构合作主办传统文化论坛,联系古典文学研究者沟通学术信息,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与欢迎。而这一切,都是傅先生领导有方的结果。

二十多年来,程章灿的治学横跨赋学研究、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石刻文献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在海外汉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也卓有所成。

赵稀方研究员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大家和古籍整理出版专门机构——中华书局曾经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学术成就和权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从这一点而言,傅先生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贡献巨大。特别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极为重视,毕生为之努力推进。

程章灿:现在年轻人要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那个时代方便得太多,网络时代加上数字化技术,国外的各种研究资讯纷至沓来,有的简直是不请自来。1985 年,我做硕士论文,研究晚宋作家刘克庄,不要说国外的论著,连台湾的一些相关论文都不好查。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我做博士论文,要找一篇国外的研究论著,也很费周折。我去找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就拜托周策纵先生、叶嘉莹先生、倪豪士教授等人,从美国、加拿大复印,再千山万水地邮寄回来,费时费力,等上两三个月时间,是常有的事。总之,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樊昕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极为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负责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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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青:绚隆兄对古典学术研究、古籍出版的弊端讲得非常透彻。我倒觉得和其他几家出版社相比,人民文学过去的优势是古代戏曲小说,能否以此为中心去规划,我们会下讨论。再一个,大康兄的近代小说编年搞了十几年,过程我们都清楚,是否也开一个首发式,请学术界的朋友来研讨研讨?

傅璇琮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领域耕耘数十年,成就斐然,贡献巨大。他对这两个领域不仅有宏观视野,亦有微观认识。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普及的关系更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应当说将更进一步把久远的文化同现代人的距离拉近,让我们贴近一个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天地”。

在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时,程章灿说,对于中国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做中国的学问,不能不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从 1980 年代开始整体译介海外汉学,至今已 30 年,在学界,可以说是无人不读、无人不受其影响的一套书。

这套书第一辑十种,我粗粗翻了一下,有些技术上的小建议,也一并提出:一是日记最好附人名索引,第一辑中除了张剑整理的一种,其他都没附,我建议最好都编制索引,将来丛刊出到一定规模,还可以编一个通检,这对提高这批史料的使用效率会有大帮助。第二个小建议,书前所附书影,多为黑白,是否可附少量保真度较高的彩色书影,以便鉴赏和利用。

傅璇琮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自不待言,学术界早有定论。着作等身的傅先生,对于古典文学普及类读物亦情有独钟,十分重视,曾亲自担任多部此类出版物的主编,身体力行普及中国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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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编审

今天,在国家更加大力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回顾傅璇琮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所做的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不无现实意义和引领作用。让笔者以傅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在古典文学界,除了专门论着之外,还应作大量的普及工作。我们应当力求用通俗、生动、准确、优美的文笔,向广大群众、广大青少年介绍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介绍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作家、艺术家,介绍我们古代作品中的精品,使他们懂得我们民族的文学中自有它的瑰宝,足可与世界各国的文学相媲美,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这对于培育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对祖国和民族的爱,提高道德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 1995 年在哈佛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