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庸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历史癖,这二十位皇帝中

 文学常识     |      2020-03-15

金庸小说中,刻画了为数不少的历史真实帝王。《天龙八部》小说中出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宋哲宗赵煦、西夏崇宗李乾顺、大理保定帝段正明、文安帝段正淳、宪宗宣仁帝段正严(段誉)等皇帝;“射雕三部曲”里出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大理功极帝段智兴、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碧血剑》、《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等小说,更是把明清之交的皇帝们“一网打尽”: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还有那个只当了42天“皇帝”的“大顺天子”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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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能称为大侠的只有三人,除了乔峰和郭靖,此人也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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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位皇帝中,异族帝王占了十六席,汉族天子仅仅只有四席,处于绝对弱势。

孔庆东

金庸先生的小说我们都是熟悉的了,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典型的“重侠不重武”,金庸笔下的侠客有很多,但是绝无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的人,哪怕是对付坏人,他们也能做到以德服人,以理服人,绝非一味的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也是金庸先生凭借十五部武侠小说成为“武林至尊”的原因。

金庸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以他第一部小说为例,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历史与民间传说,历史与政治谣言,其转变尤其有趣。

有人说过,金庸笔下的列代帝王,异族帝王多数文韬武略、英明神武,汉族帝王多数暗弱不振、苟且偷生。

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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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笔之作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几个读书人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处处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物,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里面有多少历史的真实,也很难说。书生固然无用,但顾、黄是足以经邦济世的,并非无用之书生。而且韦小宝的成功,过于巧合,也就不能令人信服。

这话,需要一分为二地理解。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先生笔下的侠客有很多,但是大多数是侠之小者,这类侠是锄强扶弱,除恶济困。这是为侠的本分,所以金庸先生笔下这类的侠比较多,但是金庸先生岂能甘心笔下只有这样的侠之小者。金庸先生何等胸怀,他的心胸的兼怀天下,所以金庸先生要塑造大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是大侠的境界是何等的高明,金庸先生苦心孤诣,总算是塑造了三位能称为侠之大者,也就是大侠的人物,这三位大侠,除了乔峰和郭靖,还有一人有资格,我们且往下看。

康熙固然不失为明君,但像书中这样地歌颂康熙,无论是用现代眼光还是用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承认清代比明代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几百年间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笔抹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说它,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实行得毫不含糊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当然应该破除“汉族本位”的观念,然而,有清一代,实行的不分明是“满族本位”吗?

这二十位皇帝中,开国之君有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朱元璋、皇太极四人;强国之君有窝阔台、蒙哥、忽必烈、顺治、康熙五人;守成之君有耶律洪基、赵煦、李乾顺、段正明、段正淳、段誉、段智兴、乾隆八人;亡国之君有妥懽帖睦尔、朱由检两人,而李自成算是例外,既是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情况比较特殊。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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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小说,好看是好看的,但要拿来当历史读,就得有所批判了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会从金庸小说里接受多少错误的历史知识,这也许不应该责备金庸,但金庸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历史癖,张嘴闭嘴都谈历史,我们却不能无视他对历史的恣意戏说。并不具备史学家的修养与操守。

通过分类可见,开国、强国两类君主共九人,汉人皇帝只有朱元璋一根独苗苗;亡国之君共两人,汉人皇帝却占了一半----如果算广义的亡国之君,三人中汉人竟然占了两席。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乔峰是金庸先生笔下数一数二的大英雄,同时也是金庸笔下最完美的英雄,最完美的侠客,堪称侠之大者。乔峰武功之高,鲜有人及;气概之盛,同样鲜有人及;仅凭武功和气概就能成为大侠吗?当然不是,最主要的还是乔峰的境界。

《鹿鼎记》里,康熙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比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恢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番话屡被“金学家”们引用,结果连当初的“反清复明”,也成了一个笑话。然而,姓朱的当皇帝,至少不是“满族本位”吧?明朝皇帝再不成器,也不会有“宁赠友邦”的心态吧?如果考虑到康熙这番话是金庸首先写给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读者看的,事情就变得颇堪玩味了。

这么看的话,得出“异族皇帝强于汉族皇帝”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部》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乔峰的境界在当时是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境界的,在现在看来,依然有现实意义。在北宋末年,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辽、宋、西夏、大理、吐蕃,还有正在崛起的女真,可以说是政权并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最尖锐的当属宋和辽之间的矛盾。乔峰在大宋长大,却偏偏是契丹人,成为人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契丹狗”。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胡汉的分别有什么意义?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才是最适宜的答案。于是乔峰在雁门关外选择了抛洒热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自己的毁灭来换取天下太平,宋辽和平,救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人,称为大侠,自然毫不为过。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里,金庸声称“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描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归纳起来,杨过的“叛逆精神”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顾“礼法习俗”而要与本是“师傅”的小龙女结为夫妇;其二,在小龙女被人奸污而“失身”后,仍不改初衷。杨过不因小龙女被奸而改初衷,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心中未必能够完全无动于衷吧?金只字未写杨过,也是逃避之一法。可见纵然写性,也非尽美。甚至可以说不如古龙。

要澄清这种误解,需要从金庸小说特殊的时代背景说起。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天龙八部》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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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时代背景,选择了从北宋晚期到清朝中期的时间段,其中乱世居多:要么靖康之耻前夕,要么襄阳城破关头,要么元末天灾人祸,要么明清甲申之变,换句话说,这种乱世,往往其后续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除了乔峰,还有郭靖。英雄之间的那种气概可以相互激射和传染,郭靖与乔峰一样,都是气吞山河的大英雄、大侠士,郭靖也是在异族长大,郭靖和乔峰唯一的不同是郭靖是汉人,所以在当时看来,郭靖可以在中原更加如鱼得水的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蒙古铁骑南下,襄阳是大宋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襄阳城破,大宋将被蒙古吞并。所以郭靖选择了和襄阳城共存亡。郭靖不管是在忽必烈的军营的那番英雄阔论,还是在襄阳城内对杨过的那番大侠之论,都让放荡不羁的杨过心折。在郭靖的心里,百姓永远第一,这符合金庸定义的大侠的标准,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符合这八个字,甚至完美的诠释了这八个字,所以郭靖是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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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四朝,汉族政权和异族政权轮流坐庄,三次“革命”,有两次是以夷制汉,故而,反映到金庸小说中,自然铁木真、窝阔台、忽必烈、皇太极等人形象明显强于金、宋、明三朝末帝。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乔峰和郭靖都是金庸先生笔下数一数二的大侠,所以这两人称为大侠几乎没人有异议,甚至有很多人认为金庸笔下只有这两人能称为大侠,其实不然,金庸笔下还有一人也可以称为大侠,此人是谁呢?我们请往下看。

而朱元璋虽然率众推翻暴元,但此人出身低贱、气量狭小、性格阴鸷,登极后清算异己、遍杀功臣,在史书和民间的口碑都不高。更要命的是,与宽仁大度的张士诚、从未降元的陈友谅相比,朱元璋都存在道德短板,所以,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将其设定为颇有手腕的野心家,窃取了明教上下的“革命果实”,并且在身登大宝后,屠戮、迫害昔日战友,人品十分低劣。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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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综合来看,不难让人发出“汉不如夷”的感慨。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性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此人便金庸先生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的男主角之一的小玄子——玄烨。

但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二 民族大家庭的中国

玄烨是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英明睿智的君主,在金庸先生笔下同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