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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常识     |      2020-03-15

    “‘天下’其实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天下兴亡’,才会‘匹夫有责’”

导读:瞧不起以「 」自居者,是 一贯的思想,至少是 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 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称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超前的想法,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里,顾炎武有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也一直津津乐道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的责任由「匹夫之贱」承担,平民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责任。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像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著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清朝,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像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著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 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 ,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有一首诗里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亭林诗集》卷一《精卫》)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很多的 士大夫,用当时的话说「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一样,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顾炎武选择了不变,「身沉心不改」,心是不变的。在政治的意义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经「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你无法改变,但主观的文化价值、人生价值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顾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谓「遗民」自居,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 当然顾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坚守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当时很多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顾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亲的遗言。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坚决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顾炎武多次受到 的征召的时候,可以有个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这个朝廷不能让我不孝。 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顾炎武认为不一定。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 顾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讲「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要区别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和小忠、小孝、小节、小义。 这对顾炎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抽像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活着还是死去? 有的人殉国了,顾炎武毫无疑问地肯定他们。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他认为不一定。活着也还有好几种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个地窖,躲在地下,通过穴口,家人可以送饮食给他,这叫「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隐士。而顾炎武是另外一种选择,他是在世成为遗民,同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 顾炎武讲到「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亭林诗集》卷三《潍县》),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你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著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当时人们首先面对的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留发和剃发的问题了。《孝经》里面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顾炎武觉得剃发能够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他觉得「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这是大节、小节的问题,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剃发就剃发吧,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动物、植物在一起生活,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员交往。那该怎么做呢?顾炎武选择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几位外甥。 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姓徐的,生了几个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中了状元,中了探花的,后来都做了翰林,做了咱们现在叫部长一级的官了。顾炎武一开始是不跟他们交往的,但是后来,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时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还多次给徐家兄弟写信,甚至对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是长辈嘛,不断地劝诫他们应该怎么做官,特别强调的是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播。徐氏三兄弟在顾炎武晚年的时候,给他盖了个别墅,让他回昆山老家,因为顾炎武到处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叶落归根,但是他坚决不回去。为什么呢?还是坚守他那种道德立场,因为他一旦回老家去,让几位晚辈来赡养他的话,他觉得就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品节。这就是顾炎武为人既通达,又固执的地方。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顾炎武发愿「笃志经史」,守护和传承文明的种子 顾炎武不仅仅是一种生存处境的选择,他还有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他讲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诸文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要专门研究的是「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我要思考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题。 那么这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呢?这跟他五十岁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系。明王朝在崇祯皇帝自尽以后,进入了所谓南明时期,就是在长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这之前,你还可以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毕竟还有流亡政府在,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这年三月,顾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进行了新的文化选择,要「笃志经史」。 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顾炎武现存作品是他33岁以后的。他是江苏昆山人,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归奇顾怪」,归庄和顾炎武这两个人都比较奇怪,是狂生。那么「归奇」,咱们现在还能知道,因为归庄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但是「顾怪」咱们就看不太清楚了,因为顾炎武在入清以后,虽然很耿直,很固执,但这还谈不上怪,咱们现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刻板的学者的形象。 顾炎武一再贬称唐宋以来的所谓「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赞同宋人刘挚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器」主要是一种学养,一种人格,「识」是一种实践,是伦理道德的坚守。「士」和「文人」的这种区别,他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去。 在五十岁以后,顾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遗民的身份,而更强化了他作为文化遗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更为通达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遗民的坚守上却更严谨了,更自觉了。他提出一种理想,说:「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亭林诗集》卷五《春雨》)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逃到山里去做隐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穷经待后王」,期待将来的人,能够用我的这套学问,我所坚守的文明,再创新的文明。「穷经」不是一般的皓首穷经,而是有着很明确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讲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种责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所以他选择了著书立说,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王者起,将以此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这是顾炎武的现实认识,觉得现在的君臣们都不行,将来也许有人可以。那么将来的人是谁呢?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讲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学者。王通的学问杂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这种儒道合一恰恰成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学术、思想的根本。顾炎武是以王通自诩的,王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好多学生,后来成了辅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的学问既是一种思想学术,也是一种政治方略。顾炎武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追求。而像唐太宗这样的君,就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顾炎武以自己的追求,体现了大写的「人」的存在和不朽。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议·论幼学》。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13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李克强在向新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与全体参事馆员座谈时强调

    “看得出来,总理你文史的书没少读啊!”陈来说。

3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23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讫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认真考察其间的演变、拓展过程,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发展历程能够提供有益启发。

李克强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广大参事馆员履职建言的重点。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攻坚克难,实现了运行平稳、结构向好、民生改善,成绩来之不易。但目前国际国内挑战增多、新旧矛盾交织、下行压力较大,希望大家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发挥专长和优势,聚焦发展中“两难”甚至“多难”问题,加强对世界经济新格局新趋势、如何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动能成长促进结构升级、以持续创新增强综合竞争力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拿出见解深刻、针对性强、分量足、可操作的研究成果。

    中央文史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发言中提起,“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这提示我们,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原标题:顾炎武的“天下”观探析-2

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天下”作为方位概念、疆土概念、国家概念、世界概念、政权概念等形形色色的语义变化,体现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多彩魅力。至近代,随着我们现代意义上“国家”观念的形成,“天下”的意义向“世界”拓展。与之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文情怀也是“天下”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先秦到明清,在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由地域概念向人文概念的拓展,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语文修辞的发展,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不断升华。

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座谈中的文史“论道”一直持续到会后,总理主动来到文史馆馆员中间,大家意犹未尽地继续讨论起来。

三“天下四维”的坚守与民族传统的弘扬

体现人文情怀的天下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何秀荣、石勇、何茂春、柯锦华、徐宪平、忽培元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彭芝、葛剑雄、张胜友、王明明颁发聘书,向大家表示祝贺。

    李克强快步来到仍留在会场的中央文史馆馆员中间,与大家一一握手。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自《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余论

李克强说,科学民主决策是依法施政的必然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成效。各级政府要适应现代发展需要,建立健全充分反映民情、广泛集中民智、有效增进民利的决策机制,真正做到遵循科学、遵守法律、尊重人民意愿,着力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和水平。参事室文史馆具有广泛联系各方的独特优势,要引导广大参事馆员多到改革发展一线,通过亲身感受、深入思考,把专家、大众等各方智慧汇聚起来,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

    “所以你们要深入研究啊!”总理轻拍了一下陈来的胳膊,“我觉得很可惜,我们的很多书没有把这些术语的意思写全,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传统文化理解‘偏’了!”

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原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华各族人民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精神寄托和道德情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深刻认识国家统一是各民族最高利益,铸牢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成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身、家、国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天下”与诸子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身”“家”“国”“天下”形成了一个递进的概念。如《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天下”仍然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也是诸子政治理想的终极目标。

集众思以建真言 汇众智以谋良策

    李克强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直非常重视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要深入研究、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

当政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为民兴利看作不好的事情,其结果必然人心不齐,社会不安,“刁民”丛生。为此,顾炎武一再告诫:“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30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捨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李克强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经世智慧,对当前推动改革发展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和人民富裕,还必须体现在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社会文明进步,赢得世人尊敬。广大参事馆员在文史研究中,要钩沉发凡、辨伪存真、提炼精华,在推动文明互鉴、涵养人文精神、简除施政繁苛、妥处效率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多献良策,在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道德力量、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发展中积极作为。

    临离开会场前,总理转过身,特意向馆员们挥手道别。

由此原因,为官者既要“授人以道,养人之德”,即培养民众之道德,又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什么是人民的幸福?就是满足人民的合理欲求,人民欲求逐步满足,人民幸福水平日渐提高。

与四海等方位词联系在一起的“天下”。作为地域空间概念,“天下”这一词语频繁出现在先秦时期记述前代历史的文献中。这一时期,“天下”常常与“四海”“海隅”等表示方位的词联系在一起。《尚书·大禹谟》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益稷》中载:“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等句。《周礼·职方氏》中,“职方氏”掌管“天下之图”,这个“天下之图”不仅包含“中国”,还包括“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人民所居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海”。周天子则“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构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格局。周天子统治下的四面八方,也被称为“四海之内”。

李克强与全体参事、馆员座谈。国务院参事室负责人作了汇报,袁行霈馆员、林毅夫参事、尹成杰特约研究员等就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动能和新经济、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提出建议。李克强与大家深入交流。他说,新形势下做好参事室和文史馆工作,是更好实现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与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相融合的重要抓手。广大参事馆员学养深厚、视野开阔,国务院各部门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要认真研究吸纳,更好改进政府工作,提高施政水平。

    “我看到里面有一个词,‘天下’。英文翻译得还行,‘all under heaven’(天之下),但下面的中文‘训诂’,引用的是《诗经》里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总理说,“我当时就想,这只是‘天下’的一种解释,但不是全面的。中国人讲‘天下’,《礼记》里面就讲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另一层含义。”

8鲁迅:《鲁迅书信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9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还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出席,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宣读聘任通知。

    陈来接着刚才发言中的话题,与总理继续讨论起来:“孔子当年提出过,‘尽己为仁’,这句话说得很好。”

顾炎武立此言论,意在一己言志,也为劝导天下:“博学以文,行己有耻”。前者强调,做人一生学习中,向自然学,向社会学,向民众学。于书本中学,于行旅中学,于事物中学。后者指出学必有行,行必事事反省,慎独而知耻。凡有过,知耻而勇,悔而求新。

作为统治疆域的天下。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卫杂烧之”。再如,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秦“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这里的“天下”指的是王朝统治疆域。《汉书》中,董仲舒献策:“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是指在疆域上实行天下一统,这里的“天下”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

    李克强接着分析道,从《诗经》到《日知录》,中华文化对于“天下”的理解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古史层累说’,其实正面理解应当说,每代人都有积累、有发展、有丰富。”总理说,“如果后人累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当代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那我们何乐而不接受呢?”

2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从先秦到明清,“天下”一词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语义,那就是它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会场上及合影时,李克强左右两侧的“重要”位置,始终留给傅熹年、蔡明麟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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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意义的天下。“天下”还有“政权”的意思。如《论语》记载:“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荀子》记载:“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汉书·高帝纪》载汉初,高祖都洛阳,问群臣:“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这些史料中,“天下”可以理解为政权。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想法。清代的时候,姚姬传也就是姚鼐就有一个《古文辞类纂》,讲求义理、考据、辞章,把经、史、子、集,很多东西都选进去了,大概700篇的样子。后来,曾国藩搞了个《经史百家杂钞》,内容又多一些,有几大函。后来他还有一个简版,也就四十多篇。”李克强说,“我们能不能集众智搞一个‘百篇’?把中国古典文化精选出来,传诸后世。”

20顾炎武的“文化”,还包括中国日常文化,比如“茶文化”。他记述常伯熊事迹,论其研究陆羽茶论,又记边境民族以马运茶,开设茶市至明代,设立茶马御史。(陈益:《〈日知录〉里的文化之根》,《书屋》2018·1)

地域空间概念的天下

    李克强笑道:“你们才是‘读书人’!我只是提个建议,也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代着想。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文化搞通搞透,做到所谓‘教化之流,家至人说’。”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

    他随后谈到了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却演进了。《日知录》里面所讲的‘天下’,其实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天下兴亡’,才会‘匹夫有责’。”

11语意原出于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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