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学术根本不是为了比较当今学术与民国学术谁比谁强,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

 文学常识     |      2020-02-27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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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更为重要的是,追随现代学术研究的先驱,接续肇始于民国时期的现代学术传统,使当今的学术成为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具有学术的深厚根基,增强学术研究的历史使命和真正价值,展现学术的中国气派。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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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近年来,民国学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似有形成“民国学术热”之趋势。正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人得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在研究民国学术中也有人得出了当今的学术不如民国的结论。结果还把一些学者也绕了进去,想方设法论证今天的学术超过民国,以做出应对。甚至还有学者为之担心,提出要给“民国学术热”降温。问题是,研究民国学术根本不是为了比较当今学术与民国学术谁比谁强,就像研究孔子并不是为了比较今人与孔子谁比谁高明。学术的目的在于再现真实,评判价值,推出精华,而最根本的在于实事求是。在笔者看来,研究民国学术,除了有学术史的意义之外,对于当今树立现代学术典范、形成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号,主张研读原典。这对于不直接研读原典,而只是跟着他人的解读人云亦云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学术研究需要怀疑,但对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忽视或抛弃。

当今学术的道德问题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实际上与追逐利益有关。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也存在学术上的抄袭,也有低水平的重复,但平心而论,那些并不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所以尚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民国学术作学术史的研究时,这些抄袭和重复自然被淘汰出局。由此可以看出,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违背学术道德所遭受的惩罚。

  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事实上, 儒家经典,若不是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而且,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丰 富含义。

学术不只是个人内心的有感而发,也不只是面对问题提出自以为是的意见,而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通过一代一代学者的不断积累。研究民国学术,就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得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具深远和宏大。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什么是中国气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过汉唐的国力强盛和唐宋的学术繁荣,既有曾领先于世界的宋元科技,又有曾执世界学术之牛耳的宋明理学,这就是中国气派。宋明理学家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时期,冯友兰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新理学”体系,就是要体现这种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学术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评价,其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考察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的独创性和重要性。当今学术,自以为是的“创新”不少,实际上有不少是对前人的低水平的重复,根本问题在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民国学术,可以为今天的学术创新、学术评价提供重要的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一研究以及形成学术传统的过程中,让学术创新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依据。

当今的学术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学术的不成熟、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民国学者李相显为撰《朱子哲学》,“日坐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中研究”“将朱子所着之书及与朱子哲学有关之书,尽行读阅”“且更将其中有关材料一一抄录收藏”。后因遭到日本人的驱逐,被迫离开北平,携文稿及有关材料,回家乡农村继续写作。当时遇日寇烧杀,家院起火,家人劝他逃出家门,他说:“独不闻黑格尔之往事,当法军入耶拿,犹执笔写作如故乎?”于是发誓:“《朱子哲学》若不脱稿,绝对不出大门。”日军听说他闭户写作,遇乱不扰,颇为奇怪,多次要他出门相见,他却以写作未脱稿不能出门相见为由,予以拒绝。日军司令官说:“不来者死!”为此,李相显的家人相劝:“不出大门,为写作也。身若死,尚能写作乎?从权往见,何如?”无奈,只得前往。日寇询问写作之内容,他如实以告;当得知他所写的是纯哲学,与军政无关,而未予加害。地方的保安旅长曾对他说:“子不执戈报国,反而闭户写作,非爱国之士也,应罚款以赎罪。”他回应说:“予日食粗粮,皆贷自他人,何来款以助军饷?”旅长怒,遂逮捕其父,不久又释放,但他的写作并未因此中断。后来又遇母亲不幸去世,悲痛欲绝,处理好后事,仍终日写作如故。1941年6月,他的《朱子哲学》终于在民族危亡、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得以脱稿,并于同年获得教育部学术奖,最后又几经周折,于1947年问世。

形成现代学术传统

树立现代学术典范

清华校园里陈寅恪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