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不如回家卖红薯

 文学常识     |      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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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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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薯之光

甘薯,古作甘薯,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代秘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传遂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确最具体的记载。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在他近200 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年第1 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显然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薯定为薯蓣的代表性文献,并为不少论着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 册,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年第3 期)对古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年第8 期《文物》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 期)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 期),对50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而不是薯蓣,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16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年2 月27日)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 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着皆从此说,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即是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并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11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 期)。此论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年第2 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入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

    说起番薯,它与花生、玉米等食品一样,也是一种外来物种,但在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长而耕地面积所增有限的情况下,它成为下层百姓填饱肚子,支持生存的重要食品。所以我们要讲清代食品,就不能不说番薯。

内容摘要:中国农业网农业博物馆: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农业资讯,深圳蔬菜综合均价四周持续上涨

《金薯传习录》,记录了陈振龙将红薯引入中国的经过

        最近,看莫言的《蛙》,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番薯,各地称呼不同,又名甘薯、金薯、红薯、朱薯、白薯、红苕、地瓜、山芋等。它原产于美洲中部墨西哥等地,后由西班牙殖民者携种至菲律宾等国。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番薯传入中国,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其传入之途径,一说来自菲律宾,一说来自安南(越南),一说来自琉球群岛。乾隆《福州府志》中说,番薯来自于吕宋,“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但不愿将其交给中国人,有中国商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篮中以来”。说到番薯传入中国,还有不少动人的故事:

我国海南岛黎族先民栽培甘薯的历史最为久远。《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北方人至者,或盛至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薯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有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余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尔。”宋赵汝适《诸蕃记》卷下说海南岛“环拱黎母山,黎僚蟠踞其中……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太平寰宇记》则说海南岛的黎族“占藷芋之熟,纪天文之岁”。其中的“藷”即藷蓣科之“甘藷”。这说明甘藷和芋一样,是黎族人民最早种植的作物之一,如同藏族之种麦,华夏族之种粟。直到清代,人们还把甘藷称为“黎峒薯”,应是从黎族引种的。

寒冬又至,你想不想来上一个烤红薯暖暖手再暖暖胃?其实,这一司空见惯的食物,原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移民”过来的。

        文中有一节对红薯真实和生动的描述: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回想起收获地瓜时的情景,我就感到莫名的激动。每棵地瓜秧子下边,都是果实累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

    番薯最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传到世界各地的。明代,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番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一个传说故事是,番薯是在明代万历(1573一1620年)年间从吕宋(即今菲律宾)传入中国的。当时,福建商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发现当地出产一种叫“朱薯”的植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当地人视为珍宝,而政府严禁朱薯出口,哪怕是一根薯藤也不准流出国界。 陈振龙花了大量的钱财,买了几尺薯藤,并学会了种植方法。随即便将薯藤藏在船中,带回国内。从此,番薯便在我国国土上繁殖开来了。另一个故事说,广东电白县有个叫林怀兰的医生,从交趾(今越南)引进了番薯。那时,番薯是交趾的国宝,林医生治好了国王女儿的病,在国王赏赐的番薯中私留几块生番薯。他带着番薯逃回中国途中,交趾国的关将因为曾受过他的医治,受惠于他,于是放他出关回国,而那个关将也因此投水自杀了。此后广东才有了番薯。还有一个故事,说的也是万历年间的事,说广东有个叫陈益的人,在安南(越南)受到当地酋长的接待,吃到了番薯,甘美无比。他买通了酋长的仆人,私带番薯回国,途中历经险阻,终于将番薯引种到了广东。传说故事都是美丽动人的,今天福建乌石山有“先薯祠”, 广东吴川霞洞乡“林公庙”,都是为了纪念引薯的先贤们的。这些故事说明,在传统时期的社会中,一个有益民生的物种的引进,多半是经历的千辛万苦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在这里,顺便了结一桩笔墨官司。北宋苏东坡被贬儋州时,写过一首《酬刘柴桑》诗:“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田畴。淇上白玉延,能勿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有人望文生义,据此断言番薯之传入中国不是在十六世纪,而是十一世纪。这马上被入指为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说者谓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而是山药。于是又有入起来反驳,说苏东坡讲的“红薯”本与紫芋同物,他吃的只是芋头羹而已。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或者没有说准确。“红薯”不是番薯,不是山药(蟠按:此话不妥。只能说“红薯”不是“淇上白玉延”那种山药,但是山药中的一种。详见游修龄先生),也不是芋头。诗中的红薯、紫芋为对文,显然是两种东西。红薯就是薯蓣科的甘藷。据《东坡志林》载,苏东坡谪儋州时,“海南之薯粮(按,即《南方草木状》所说用甘薯切晒而成的“薯粮”),几米之十六。”苏东坡品尝和吟咏的正是它。甘薯皮紫如猪肝色,诗人为与“紫芋”对称,美其名曰“红薯”,本不足怪。不料却因古今异实同名而引起一场误解。由此亦可进一步证明,《太平寰宇记》中所称“藷芋”并非俗称山药的藷蓣,而是指两种作物,因其在历史和现实上的重要而被作为历法中纪年的依据。

郭沫若激赞“红薯之父”

        紧接着下面的一节就更加生动的描述了地瓜给那个年代带来的极大丰收戏剧性的勾勒,男人们吃了它腰杆又直了起来,嘴上又长出了胡须,性欲也渐渐恢复。在饮食了两个月之后的女人们几乎都怀孕了,一九六三年仅一个公社,五十二个小村庄就降生了2868名婴儿……当然,这是小说,带有虚构的成分肯定不少,但我相信那个年代,书中所描写的地瓜,也就是红薯肯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番薯与中国境内自古就有的薯蓣是属于不同科目的植物。如海南岛黎族地区至迟在东汉(始于公元25年)以前就有以薯为粮的记载了,至宋代,海南黎族种植薯芋之类作物已经十分普遍。宋?赵汝适《诸蕃志》下的记载说:黎人所种的粮食不足,就用薯芋和粮食和在一起来煮粥。但黎人之薯蓣,类于芋,与今天人们仍然经常食用的山薯(山药)相近,与明中叶后传入我国的番薯有根本不同。明代农学家徐光启曾指出:“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藷植援附树乃生,番藷蔓地生;山藷形魁垒,番藷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藷甚甘,山藷为劣耳”(《农政全书》卷27)。番薯传入我国后,人们也常用甘薯、薯芋来称呼它,以至于后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称。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经典唱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这出戏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辞官的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要知道,如果没有福州人陈振龙(约1543—1619年),可能谁也卖不成红薯——原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

        百度里对红薯的注解是这样的:红薯(学名Ipomoea batatas),又名番薯、甘薯、山芋、地瓜、红苕、线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等。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草本,其蔓细长,茎匍匐地面。块根,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皮色发白或发红,肉大多为黄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糖和酿酒、制酒精。所以我以个人的思维断定,《蛙》中那一节描写的地瓜,肯定是红薯无疑。

    明万历间番薯传入中国后,首先在福建、广东等地传播。但番薯真正大规模地推广,却是在清代。

郭先生曾有一首《满江红》的大作,就是“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的,从郭先生写这首词的时间(1962年)反推,可知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红薯引入中国的时间约为1593年(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那么,郭先生是如何准确判断这一时间的呢?

      在我的家乡,朴实的村民和我的祖先们称之为红苕。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红苕,其实既是普通话,又是一方乡音对它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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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民生

原来,1962年冬,郭先生在福建时,曾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与世人熟知的《王阳明传习录》之类的写大师“成功学”的书不同,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而且据说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本存世,是世上孤本。

        对于红薯,我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和怀想,对它,根本源于一种最早的记忆。

    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清初,承明末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后,出现了天下太平景象,后来更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在此期间,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情况。

当年,郭先生亲手翻开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印的《金薯传习录》,通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确切地查找到: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

        故乡遵义泮水属于黄土高原,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古镇。在那里,在上个我生长的六七十年代,山民们几乎常年种植这种农作物。山上山下,只要是它的种植和生长期间,随处可见。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人口较多时约在6000万人以内,只有明朝永乐年间在册的人口达到6700万口,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已超过1亿。经明末大规模战乱,人口锐减,清入关时全国人口总数最多不超过1亿。康熙以降,国内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又相继突破2亿和3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总数突破4亿大关。从不足1亿到4亿多,时间不足200年。到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达四4亿3千1百多万,这是清代人口的最高点(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51-252页)。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问题。

这一有关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让郭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以“红苕”(即红薯)为主角来创作诗词,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这首词作。

        春节一过,很快就是阳春三月。这是一个耕种的季节,靠土地养活性命的庄稼人基本上就要开始准备播种育苗劳动。难怪故乡有“庄稼人不要望过年,过了年就要下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