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

 文学常识     |      2020-02-16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文学遗产》已经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她创刊于1954年3月。最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刊行。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文学遗产》改由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任主编,仍由《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发表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迫停刊。1980年,经多方努力,《文学遗产》以学术杂志形式复刊,为季刊,仍由文学研究所主办,余冠英出任主编。1985-1988年间,刊物一度改为双月刊,1989-1993年间,复为季刊。从1994年开始,改为双月刊,延续至今。

讣 告

编者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遗产》,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期刊。自创刊五十馀年来,一直引领着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潮流,在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培养学术新人方面厥功甚伟。正是由于该刊在学术界中的崇高地位、该刊对学术论文质量的严格要求,以及来稿数量的日趋庞大,使得很多在学术界耕耘多年的学者也往往很难在该刊发表一篇论文。这其中既有源于稿件质量和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也有广大读者对该刊择用稿件标准不了解的问题。有鉴于此,本站记者应广大学界人士的强烈要求,独家采访了《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研究员,就《文学遗产》的性质和对来稿的要求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希望对广大读者向《文学遗产》投稿有所裨益。

本报讯 今天,本报影响深远、前后持续60多年的一份专刊——《文学遗产》复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于每月第四周的周四出版。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我们编辑部将为创刊六十周年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编纂这部纪念文集,就是其中一项工作。这一设想得到学术界一如继往的支持,共收到文稿六十余篇。作者队伍很有代表性,既有创刊初期的编辑、作者,也有60’、70’后的新锐。文章的编排,以作者年代为序,五世同堂,让人不免感慨万端。

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干部、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文学所副所长邓绍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25日11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1岁。

一、关于《文学遗产》的地位和性质

光明日报具有开门办报、专家办刊的传统。《文学遗产》专刊与《史学》《哲学》专刊一样,是光明日报20世纪50年代初创刊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园地。这些专刊培养和扶植了大批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也发挥了引导作用。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纵观这些文章,多数是介绍作者成长或学界前辈与《文学遗产》的关系,也有不少文章回顾《文学遗产》组织或者参与的重要学术活动,还有一些是专题性的论文,宏论迭见,异彩纷呈,代表了历年在本刊发表论文的三千多位作者的心声,展示了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成就。正如本书一位作者所说,《文学遗产》这份刊物本身就已成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按照本人生前遗愿丧事从简。

《文学遗产》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本学科研究的 最新成果多数在本刊得以发表和确认,代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国际汉学界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地位。本刊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性、建设性的原则,提倡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此次,光明日报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并共同建设“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研究院将为《文学遗产》专刊提供学术支持和编辑平台,聘请国内知名学者轮流担任《文学遗产》专刊的主编。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六十年前,《文学遗产》创刊词这样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不断地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们来认真地进行。”所谓“科学的观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坚持“文学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代文学遗产,总结和汲取古代文学精华,弘扬民族精神,为繁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这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业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主张是:关注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体察中国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满足中国人民对文学的精神需求,发挥中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回顾六十年来的编辑实践,我们深切感到,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必须紧密依靠学界同仁的充分的信任支持,必须时刻倾听广大读者的建议性的意见。这是一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办刊经验。

邓绍基同志安息吧!

《文学遗产》的来稿内容涵盖面很广,包括有关古典文学理论、各时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以及各种文体研究、古典文学、文献资料的考据和研究整理,还有有关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的探讨、以及对研究状况的评论和国内外的学术信息等等。

《文学遗产》专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光明日报根据郑振铎等学者的建议,于1954年3月1日出版了《文学遗产》第一期。为了更加贴近学术、贴近学者、贴近学术前沿,光明日报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负责编辑工作,主编是原浅草社着名作家陈翔鹤教授。《文学遗产》创刊以后,注重讨论理论问题,同时涉及重要的作家及作品的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引领学术界的风气,成为一时热点。在《文学遗产》专刊发表文章的,既有游国恩、陆侃如、冯至、冯沅君、俞平伯、詹安泰、罗根泽、何其芳、王利器、林庚这样的着名学者,也有一大批中青年新锐,包括吴小如、霍松林、陈贻焮、褚斌杰、程毅中、王运熙、傅璇琮、胡国瑞、聂石樵等。《文学遗产》专刊创刊后,因故曾多次停刊,累计出版832期。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坚持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原则,积极组织发表大量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阐释传统经典,关注民间文化,充分展现中国文学反映出来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民众生活和精神风貌,深度挖掘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丰富底蕴。同时,我们经常举办各种学术会议,论辩交锋,以文会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名着的讨论,八十年代关于宏观文学史观的探索,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与学术史的回顾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更在下列三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文学经典的研究。第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大视野。第三是强化综合比较,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乃至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有助于重构中国文学史体系,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二、关于《文学遗产》的稿件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我们也不断听到读者希望恢复《文学遗产》专刊的呼吁。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范围广、内容博、学者多,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的指示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满足读者需求,恢复《文学遗产》并由专家办刊正当其时。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高度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承,通过“学者研究”等栏目,及时总结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传播他们的治学理念,金针度人,启迪后学,让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同时,借助通讯员制度,开辟“博士新人谱”等栏目,为青年学者搭建学术平台,展现他们的最新成果。这是《文学遗产》高质量稿件源源不断的制度保障。

2013年3月26日

稿件课题创新要求 从这几年的来稿情况来看,我个人感到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强调。一个是提倡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我们搞任何研究的首要意识,也就是说要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新问题、新课题。如果一个研究者写的东西很陈旧,总是在炒人家的冷饭,这样的文章即便写得再好,也没有价值,没有竞争力。从现在的来稿看,课题重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是需要避免的。第二是强调创新,但必须是在求实求深基础上的创新。现在有些来稿纯粹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文章不讲证据,没有任何根据地说出一些一鸣惊人、新奇古怪的论点,因此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

《文学遗产》专刊将以“跟踪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气、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术发展”为编辑宗旨,紧密团结优秀古代文学学者和广大读者,为积极贯彻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发挥主流媒体应有的作用。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努力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开辟“海外学术信息”、“海外学者访谈”等栏目,沟通中外学术信息,强化中外学术交流,呈现开放的办刊理念。我们认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学必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重视,这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引领的一种历史趋势。这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成果。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后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

邓绍基先生生平

稿件学术规范要求 我们所说的稿件规范,最主要之处在于,不要抄袭别人或自己的文章,而不是简单地指在一些注释方面进行吹毛求疵。当然,注释方面的规范也要引起注意,引用别人的成果要注明出处,引用的资料要确切,并且要进行认真的核对以求无误。同时,注释规范也要避免过分的繁琐注释。有些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文章很符合规范,基本上逐字逐句都在引用,看起来似乎是言必有据,但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不欢迎。再一次进行强调,千万不要抄袭别人或者自己的文章,这个规范远比注释规范重要得多。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研习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保护和继承是发展的前提,而开拓和建设才是根本。习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曾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关于如何发展民族新文化,习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化的道路。他说:“办好中国的事情,要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对本土化的东西要很好的总结。”文学研究也必须要在批判性的兼收并蓄基础上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文学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为此,《文学遗产》将一如既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努力开拓研究空间,积极完善学术规范,为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研究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退休干部邓绍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25日11时19分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81岁。

稿件文风要求 在文风方面,《文学遗产》要求的是准确、严谨但又生动活泼的文风。从现在的来稿来看,文风方面存在着两个倾向:第一过分受西方书籍的影响,语言太西化,大量堆砌新的西方概念和话语,造成新名词的狂轰滥炸,比如“格式塔”“解构”等等。这些稿件的作者自己搞的是古典文学,却相当多地堆砌自然科学范畴和理论的新名词,由于没有进行深刻地理解和吃透,使得文章读起来非常晦涩。第二是文白夹杂,在现代白话文中夹带着大量的古文词,读起来相当拗口。其实好的文章都是文风简洁、生动、活泼的,我们的许多前辈学者,从鲁迅到闻一多到朱自清一直到我们文学所的钱钟书、吴世昌先生,都是这种文风的典型代表。所以我们说,《文学遗产》的稿件需要的是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结合的文风。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从1954年到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的轮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正以饱满的信心和旺盛的精力不懈奋斗。现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历史又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发展。登高望远,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躬逢盛世,我们对《文学遗产》的未来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信心。

邓绍基先生生于1933年1月,江苏常熟市人。1939年至1951年,在家乡度过小学和中学时代,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前曾任中共文学所总支副书记、代理学术秘书、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近代文学研究组组長、《文学知识》编委会常委等。“文革” 后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2000年12月退休。其后仍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顾问、中国《水浒》学会顾问、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2006年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文学研究不是文化研究 我们欢迎不仅仅局限在从文学研究文学,而是从多个学科角度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比如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等。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文学遗产》叫《文学遗产》,它不叫《文化遗产》,所以无论怎样跨学科,落脚点必须落在研究文学上,目的不能搞反了,不能落脚到文化上去。我们要求解决的是古典文学与文学史上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一般的文化问题。但是,现在相当多的来稿是以古典文学为例子,去填充现成的文化的观点,换个通俗的话说,现在很多的青年学者都是在为文化学打工。我们要做的恰好相反,应该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为文学打工,千万不能把目的、方法和手段弄反了。所以,对于那些拿古典文学作为例子来说明和填充文化观点的稿子,我们这里不采纳,建议投到别的文化研究杂志上去,因为我们的刊物是《文学遗产》,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里,我建议年轻的搞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不要热衷于为别的学科打工,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古典文学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学还存在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去研究。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六十年》序言,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关于近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大型著作有《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等。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系百年来第一部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的论著,在学界影响很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发表各类文章近二百篇,有代表性的有《〈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元杂剧版本探究》、《〈元曲选〉的历史命运》、《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和《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等。这些论文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七十年代初开始研究杜甫,著有《杜诗别解》专著。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研究元杂剧的文章,涉及元杂剧作品的内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诸个方面,为多年学术积累的结晶,是为即将出版的《元杂剧考论》专著的主要内容。1991年以来编注或主持编注有《元诗三百首》、《金元诗选》、《元文》和《百科图说元曲三百首》等,其中编注的《元诗三百首》是近代以来的第一部元诗选本。此外,还有《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和《红楼梦论丛》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还撰有若干现当代文艺评论文章,如《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 传统观》、《近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和《评海瑞罢官》等。《邓绍基文集》和《元杂剧考论》将在2013年出版。

稿件内容和方法要求 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理论研究的文章,是《文学遗产》非常需要的稿件。现在这样的来稿和发表稿件并不多,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挖掘新的东西和观点不太容易。第二,现在相当多的来稿就概念而概念,文章始终在概念和范畴之间打转,而很少联系古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和古典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三,也有的文章反复提出一些旧的命题和范畴,恰恰提不出新观点,特别是牵涉到古代文学理论内部的范畴和命题。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我们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文章也就发得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据邓绍基先生的遗愿及家属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邓绍基先生的家属特别要感谢在邓绍基先生住院期间,前去看望的领导、同事以及学生们。

我们还多次呼吁,《文学遗产》不仅需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研究前人的文艺理论,研究别人的理论,后者则是我们自己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取出新的理论来。后方面的工作确实需要很多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去做,因为前人的文学理论也是他们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抽取出来的。我们还应该学习和借鉴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抽取出新的理论来。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研究成果目前不多,但是前人有典范之例,比如钱钟书的很多论文《论通感》,吴世昌的词学研究理论等等。近些年来,《文学遗产》也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写出了好的论文,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也非常欢迎这样的稿件。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邓绍基先生的逝世,不仅是文学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邓绍基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嘉惠学林!

具体到先秦阶段的文学研究,我们要求更善于利用新出土的文物与新发现的文献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文学遗产》的稿件相对比较多,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但是近年来稿件也在减少,这说明唐代文学研究已经面临着一个怎样深入和深化研究的问题。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邓绍基先生安息!

三、关于《文学遗产》的编审制度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遗产》欢迎年轻的研究者踊跃进行投稿,近二十多年来,我们一贯大力注意发现新人和培养新人。在《文学遗产》培养的新人中,现在有很多已经成为了我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带头人,比如莫砺锋等等,有的甚至还成了《文学遗产》的编委。我们郑重强调,《文学遗产》的所有稿件都是不收版面费的,对于已发表稿件,《文学遗产》还给与稿费。当然,这些稿费略显微薄,在此我们也深表歉意。

2013年3月25日

在编审制度方面,《文学遗产》除了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外,对长文章还执行聘请编辑部以外的专家进行双向匿名审稿的制度,以确保公正、公平和论文的学术质量,使得新人能够有更多的优秀文章面世。这一点也是与国际学术界相接轨的。

附·挽联及部分唁电

最后,真诚欢迎热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向《文学遗产》来投稿!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