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我不作弊之后,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

 文学常识     |      2020-02-12

    结果,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举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其他,王树德等七人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等十一人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等五人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顺治帝亲自审问,“多犯 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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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唐朝的通榜、行卷、请托等弊端尽行革除,陆续建立了糊名、誊录、锁院等制度,目的是防止考试中的关节。宋代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要求考官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敷衍渎职,更不能徇私舞弊,考官受贿,则以贪赃枉法罪加以处置。

    金朝科举考场制度严厉。科场规则如糊名、誊录等,则大体沿袭了宋朝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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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的本意在于公平取士,但是几乎在与科举诞生同时,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取巧的行为就出现了,因此,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06.怀挟

本文分享自东家达人:文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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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

03.泄题

总体来看,无论是作弊手段还是反作弊措施,现代人和古人都有着出奇的一致性!但还是要告诫大家,作弊危害大,诚信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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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作弊用的夹带鞋

清代也同样出现冒名顶替的舞弊手法,即改名换姓顶替参加考试。道光年间,查出河间府吴桥县举人方熙顶替阜城县监生刘兆庆入场参加考试一案。举人方熙、监生刘兆庆俱着斥革,移交当地官府处理。

04 传递

    但是,如《明史》所说,作弊以“关节为甚”,科场案时有发生。一些势要高官或凭借权势,使自己的子弟得以高中,或贪图贿赂,以金钱决定去取,从根本上败坏了科举的公平。万历四年(1576年),顺天主考高汝愚录取权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张懋修和张的同党吏部侍郎王篆的儿子王之恒、王之鼎,就是很典型的案件。

清代科场关节己经无处不在,无事不通。清代科场关节之严重,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清朝官场营私舞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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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以后,几经调整,确定取士分南、北、中卷。这不仅调整了利益分配格局,照顾到落后地区的发展,也使国家统治基础更为平衡稳固。明代武举也曾仿文科之南北卷,分为边方、腹里。每十名中,边六腹四以为常。清代科举卷不分南北,而按参加考试的人数临时确定名额。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照顾边远省份,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分别规定取中名额,使偏僻之乡及地方民族子弟能有中试者。对土司科举的放宽等等,也出于同样目的。

南宋时期,宰相秦桧利用手中权势,干预科举,强迫考官录取他的孙子,而把已考中的着名诗人陆游黜落,这是利用权势通关节。

为了克服这种弊病,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正式创置誊录院,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给考官评阅,考官据此评定考生的等级、名次,就杜绝了考官辨认笔迹、标记、暗语的弊端。誊录最先在殿试中使用,此后省试和发解试也先后推行誊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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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夹带上衣

明清时期对考官的限制进一步加强,清代乡会试,对入场官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其应回避的亲属则涵盖了子弟、同族、姻亲等。清代科举回避制度涉及面之广、制度之严是前所未有的。考官家族成员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避开嫌疑,杜绝请托,防止舞弊,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明清时期对考官的限制进一步加强,清代乡会试,对入场官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其应回避的亲属则涵盖了子弟、同族、姻亲等。清代科举回避制度涉及面之广、制度之严是前所未有的。考官家族成员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避开嫌疑,杜绝请托,防止舞弊,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清代科场舞弊仍然猖獗,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爆发科场大案。顺天府乡试发榜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爆出: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等情弊。各地乡试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也揭露出各种舞弊情节:江南“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河南考试官黄鈊、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山东同考官袁英等,用蓝笔改窜字句;山西考试官匡兰馨等批语不列名衔,等等。顺治帝命法司严查拟罪。

誊录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科举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标记记号的形式舞弊。糊名、誊录制实行后,对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体现了科举考试录取的公正性,以程文决定考生的名次、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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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录取不公,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进行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人,10人因无艺被黜落,涉嫌请托者被罢官。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使公卿子弟的入仕之路暂时受到了限制。但几经反复,终于无法阻止公卿子弟的请托和当权者的卖放。

传递,指考试时考生之间传递答案,既有口头形式,也有书面方式。这种舞弊手段估计在唐代不多见,因唐代考试时,一般情况下,考官允许考生带上参考书。(对,你没有看错,就是开卷考试,想想自己的思修毛概马原还是闭卷,小陈哭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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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为了实现科举的公平,继续完善其制度和技术设计。宋初,多次下诏废除公荐,规定荐嘱者要治罪,被荐者罚本贯重役,且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告发者则给予奖励。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有作弊的考生,自然就有防作弊的措施,古人防作弊的措施都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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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祖在位时,丞相火鲁火孙等关于开设科举的建言中就说到“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对于罪犯 的限制可以理解,对于工商医伶人奴婢之家的限制,就是明显的歧视。明朝规定相对放宽,洪武四年,太祖朱元璋令“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他不愿意让那些已被官场污染的胥吏进入官员队伍。

为了克服这种弊病,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正式创置誊录院,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给考官评阅,考官据此评定考生的等级、名次,就杜绝了考官辨认笔迹、标记、暗语的弊端。誊录最先在殿试中使用,此后省试和发解试也先后推行誊录制。誊录这一预防科举舞弊的重要措施,一直被元、明、清三代沿用,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实行“别头试”制度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即设立了亲属回避的“别头试”制度,考官与举人为姻亲者,遣官另设考场别试。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诏诸道试官皆隔一郡差选,后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但此时殿试考官尚不避亲。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命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充考校”。这就为后世立了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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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也同样出现冒名顶替的舞弊手法,即改名换姓顶替参加考试。道光年间,查出河间府吴桥县举人方熙顶替阜城县监生刘兆庆入场参加考试一案。举人方熙、监生刘兆庆俱着斥革,移交当地官府处理。

    唐朝文武官考试即有所谓南选。唐朝规定了诸州的解额,照顾了边远地区、落后地区的应试者的数量。宋朝也以各地解额数量的限制分配,来取得地区之间的平衡。金朝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南北新老地区按不同标准取士,就照顾到了地区和民族差异。元朝科举分左右卷,其中有对汉人、南人歧视的因素,但也不无扩大统治基础,求得差异均衡公平的考量。

在唐代行卷、通榜比较公开化、合法化。

清代科场关节己经无处不在,无事不通。清代科场关节之严重,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清朝官场营私舞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一种反映。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绝对的平等永远无法实现,统治者有时要故意维持这种等级差异。

糊名最初只用于殿试,后逐渐用于省试和发解试。糊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考官客观评卷,公正地选拔人才。糊名制度自宋创立,被元、明、清沿用。糊名可以帮助考生一举成名,也可以使人名落孙山,这就是糊名的公正性使然。

于是有的人又想出了新的挟带方法,有的把挟带条藏在特制的蜡烛里;有的把袖珍的《四书》《五经》做在馒头里;也有的人买通守门人员,事先把挟带的东西藏在考场里,入场后再取。

    科举考试,号称朝廷设科,人人可以投牒自进,但实际上,朝廷对于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明确的限制。唐代规定,“有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得充贡。宋朝,“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及医巫之家不得参加科举;辽代“医、卜、屠、贩、隶奴及倍父母或犯 者、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年)又规定“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金朝规定倡优之家、伶人,奴婢、罪犯 、叛逆人亲属乃至官方的太常大乐署的乐师、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都不得参加科举。元朝仍有“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 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的规定。但阴阳医术之士则不禁止。

05.冒名顶替

二是历代考试所公布的优秀考卷,当时己有人把这些考卷汇集成册,加以评点,刻印谋利。

    洪武十七年,又规定:“其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丧者,不许应试。”明代,特别是在中后期,有大量的工商之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中试入仕。社会的进步,工商业阶层的壮大,普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其原因。到清代,仍规定奴婢倡优之家不得参加科举,其他贱民包括丐户、疍户、九姓渔户等等也不准参加科举。雍正年间虽然曾下令除豁乐户等贱籍,在名义上解除了他们参加科举的限制,但实际上还是很难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01.糊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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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对科场舞弊如此严厉惩处,意在严肃法纪,公平取士,同时,借以钳制士人,打击帮派党争的意图也很明显。此前,顺治十四年(1657年)所颁发的上谕就说到:“制科取士,课吏荐贤,皆属朝廷公典……以后内外大小各官,俱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 者,即以背旨论。荐举各官,俱照衙门体统相称,一切读阅卷考试等项,俱不许仍袭师生之号……永绝朋党之根。”控制科场,就是加强对政局的控制,就是加强皇帝的权力。

没找到内衣,凑合看看马甲吧

01行卷与通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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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试卷

在科举考试存在的1300年里,中国的文人士子面前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每个人都得拼命奔前程,有人彻夜苦读,也有人走歪门邪道,下面跟着小陈一起来看看古人在科举考试中都有哪些常见的作弊手段呢?

怀挟是一种传统的舞弊手法,考生进考场时,把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带进考场进行抄袭。

    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开科,发现某卷文字与人雷同,甚至一字不差。原因在于考官受贿,将范文偷交给应试者,或者是老儒卖文给士子传抄。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戒饬,下令一旦发现试卷雷同,即将应试者黜落,考官、监试官也一例黜退。理宗时,科场“奸弊愈滋”。“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外出,曰誊录灭裂。” 朝廷下令严格监督,“设立赏格,许告捉怀挟、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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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托是指通过关系,打通关节,请求录取,这在唐中后期比较盛行。在唐前期,达官贵人子弟经门荫入仕的多,唐中后期,由于中进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故达官贵人子弟纷纷转向科举入仕,这就导致请托比较盛行,当时最有条件行使请托的当然是这些有权势、金钱、关系的官家子弟。

    明清科举作弊甚盛。“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所以明清科举的防弊措施也更为严厉。比如,明代考试在内由御史,在外由按察司官员监视。会试时,由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巡绰、监门,搜检怀挟,都有专职人员。考场严禁讲问冒代,每个考生单独一间号房,由一名军人把守。试卷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卷用墨书写,再由誊录官用硃誊写。读卷官不知考试者姓名,也不能见到墨卷,可以说无处不防。洪武七年(1374年)规定,如果考生挟带被发现,“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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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些舞弊大案相并行,就是科场的怀挟之弊。自宋代实行糊名、誊录等措施之后,科场怀挟之弊与反作弊就呈水涨船高之势。至于明清,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此类作弊在科场内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甚至成为一个产业。为了应对科举市场,各种科举程文范本大行其道,许多文人成为选家。一些书坊更是印制微型刻本,专供举人入场夹带之用。至于夹带方式更是花样百出。衣、物、笔、砚、纸、墨无不可以作为夹带工具,甚至夹带物被藏入亵衣之内。

唐代的科场关节就已经十分风行。唐朝科举考试盛行通榜、行卷、请托公开,荐举风行,考试还未进行,考官根据荐举已确定好录取名单。这就导致唐朝通关节公开化,通关节易于与荐举混杂在一起,这些通关节的人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左右考官,只是受到人们的舆论谴责,并未受到唐朝法律的惩罚。

05 冒名顶替

    为保证取士的公平,唐代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序、评判标准,采取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在考试程序方面,唐代省试中逐步建立了进士、明经等常科科目三场考试制度,从技术层面避免前场落第再参加后场考试等舞弊行为。五代时,这种三场考试制度又推行到州县的考试中。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设置贡院印,以防违禁。为了确保阅卷公正无误,建立了中书门下覆核和覆试制度,同时加强了对省试的监督。

怀挟是一种传统的舞弊手法,考生进考场时,把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带进考场进行抄袭。唐代考试允许带《切韵》(隋代陆法言着,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等工具书进场,直到穆宗长庆年间才不准带工具书。省试时间定在每年二月,后改为三月,这时天气还相当寒冷,因此允许考生携带餐具、木炭、水和蜡烛入场,对挟带者的搜检难以严格执行。

也有的是抄写在布条上,然后塞入腰带,系在腰里,还有的是抄写在衣服的夹里上。这些手法用多了,易被搜查者熟悉,很难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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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贡院内部

贿赂考官,又称通关节,关节主要指在科举社会里,士子为了谋求功名利禄,在幕后与考官做交易,给予金钱,而考官顺水送人情,受人请托录取考生。考官主动送人情,收贿赂者称之为“行关节”或“卖关节”。考生主动向考官说情行贿称为“通关节”。

据宋朝人记载,糊名制实行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考官以此辨认与自己有联系的试卷,以提高其成绩。北宋就曾发生了主考官以此舞弊的事件。

    科举号称公平,但科举的公平也是相对的。作为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都按一个标准取士,可能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同时,各皇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也有必要广泛地选拔人才,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才都选拔出来。这既可以使取士的代表面更均衡,也可以照顾到差异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相对公平。同时,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支柱,给特定人群或特定族群以优待,也是科举中常见的做法。

03.锁院制度

誊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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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书是指考生私自将违禁书册带入考场。有的考生还发明更高级的怀挟手法,将备考的经文抄写在内衣之中,这样不易被查出,又可安全地舞弊,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中就有一件宋代科举考试舞弊的实物,即抄满经文的内衣。

答应我不作弊之后,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    但是,唐代科举还不能说是完善成熟的。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即所谓“台阁近臣”可以向考官推荐“抱文艺者”,甚至预拟了榜上的名次。应举者要向达官贵人献纳诗词赋论作品,即所谓“行卷”,以备推荐。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甚至被称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然而这些达官贵人“去取不能无私”,这就为权要世家子弟开了方便之门,甚至录取“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那些“无媒无党,有行有才”的人往往被拒之门外。

请托是指通过关系,打通关节,请求录取,这在唐中后期比较盛行。在唐前期,达官贵人子弟经门荫入仕的多,唐中后期,由于中进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故达官贵人子弟纷纷转向科举入仕,这就导致请托比较盛行,当时最有条件行使请托的当然是这些有权势、金钱、关系的官家子弟。

宋代则在解试、省试中普遍地推行别头试,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唐宋实行别头试,有利于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特别是防止考生利用与考官的亲属关系而出现舞弊的现象,如泄漏题目或评卷偏袒等现象,这种考官回避制度被明清沿用,并进一步扩大避嫌范围。

    但是,科场舞弊并没有就此止步,各种舞弊行为不断发生,咸丰八年(1858年)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其时岁在戊午,因此又称戊午科场案。本科顺天乡试,因考生满洲附学生平龄涉嫌舞弊引起,暴露了考生罗洪泽“递条子”入考场,请托兵部主事李鹤龄、翰林院编修浦安,浦又托大学士柏俊,罗因此得以中试。李、浦共得白银500两,而柏俊并不知情。结果,浦、罗、李照例处决,柏俊也以“辜恩藐法”即行处斩。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杀,实与同僚私恨有关,但其责任是不能逃脱的。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最终九十余人受到惩处,五名军机大臣等被杀。

04.实行“别头试”制度

行卷的目的是举子希望评阅自己作品的达官贵人和政坛巨卿向主考官推荐自己,以获得中举的机会。

    明代科举,取士原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1397年),取士五十二人,皆南人。太祖朱元璋认为考官为南方人因而偏私,于是严惩考官,亲自阅卷,结果录取六十一人皆北人。

01.行卷与通榜

当时许多着名诗人曾投献行卷,如白居易投行卷于顾况,李白曾投行卷于大诗人贺知章,杜牧曾投行卷于太学博士吴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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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小抄

清代舞弊的手法更层出不穷,传递是当时最常见的舞弊手法,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考生在考场内相互传递,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考务人员转送饮食等进行传递,这严重干扰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如《旧唐书·宣宗记》中写到:“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幼,侍郎裴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傣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领罚一月傣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