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文学常识     |      2020-02-05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

**  全书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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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关键词:文学史;中国;文学家;史学家;文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曹植)而贬子桓(曹丕),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 《典论·论文》 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诚然,钱穆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  大视野: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  新考证:

  比如,他开宗明义,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都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这些文论文选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内容摘要: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  新见解: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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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  新创识:

**  精点评: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