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

 文学常识     |      2020-01-26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作者:王小东 北京知名学者)

东方是集权社会,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问题,符合“天下为公”的理念;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上限制统治者滥用权力;只有民主政治才让人民的道德主体性真正落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这些民主观念与熊氏可谓一致。他们虽没有直接说民主政治是一切时代条件下、一切社会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是其论说内容显然体现了这一预设。据此,民主与否可以看作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他们强调,儒家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家或一族之天下,这些思想以及儒家追求每个人的尊严和道德主体性,都必然导向民主政治,因为这些理想在专制政治之下无法充分实现。牟宗三对这种思想作了很好的解说,他引用黄梨洲“三代以上,藏天下於天下;三代以下,藏天下於筐箧”之言,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表现“‘藏天下於天下’的理想”(1970,序页20-21)。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20世纪实现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或许对于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经有了歪曲与误解。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日本,它从明治维新便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二战后融入西方主流文明,90年代又开始从“一党独大”体制向“政党轮替”体制演变。近十几年来,韩国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区也相继实现了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新加坡则正在从足够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体向更加民主的政体过渡。为何我们的邻国纷纷改革着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国这个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 民主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乡土主义、宪法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多种价值的复合体。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来。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到了21世纪,中国人便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因此,20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在政治领域,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长处是“善治”、“良吏”。我们推动民主化进程,要从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传统中吸取养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之一。真正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想因素,并不是“三纲六纪”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各阶层人士的一系列现实考量。21世纪,中国人应该学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契机,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儒家思想在21世纪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作者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儒家思想叫我礼让尊敬,其中心思想就是不要惹事,好好干活,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之类的等等等等。。。可当年列强侵略你这一套事实是摇尾乞怜,儒家思想是一个专制系统统治的一种手段,让人们安分守己,不要起义造反,不要对统治的怀疑 接受剥削的理念,目前美国拥有最完美的理念,它是双党执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相互约束相互竞争,让人拥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又有两党的相互竞争和约束,人们拥有一定的空间选择自己权利,而专制国家善于引用舆论压力欺瞒人民,比如哥白尼。。。等一些科学界的人士,虽讲出实情,也必须接受压制,逃不出厄运,孔孟那一套事专制君主遗留的产物,已被世间所淘汰,入现今社会又有类似孔孟一套说辞,其实是弱化了名族的血性,一位追求珍惜妥协的名族的名族,这里有俄罗斯和印度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只有逆敢于亮剑,我相信祖国一定再创辉煌!

  民主问题是20世纪以来人们理解儒家思想局限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民主思想据说也是儒学落后于时代的重要标志。对于现代儒家学者来说,不承认民主似乎就是落伍的象征。为了证明自己进步,他们不得不一再证明儒家传统也有“民主的”成份或精神。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非儒家学说,都经常困扰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为什么儒家没有提出民主思想、而只能停留在民本的层面?为什么儒家学者永远只知道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德性,而不知道以法或制度的方式来限制君权?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更是煞费苦心地试图说明儒家或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甚至试图“亡羊补牢”,提出在中国文化建立民主的相应方案。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我这里必须强调一点,统治者阵发性的病只能说明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约束力有限,不能说明儒家思想的因果论(“和谐则兴,不和则亡”)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统治者的狂妄使它自己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全面说明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对于儒学与民主的关系,我们采用下述这样一种立场作为理论前提:即儒家政治思想本质上不是一种民主学说,所以虽然儒学确有许多有利于民主的成份,但也有许多与民主异质的成份;一直以来确实有不少人由于误解,严重夸大了儒学的“反民主”性质;也有不少人对儒家是否支持民主持一种过于笼统或极端的态度。[1]需要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既不是为儒学“有利于民主”辩护,也不是批判儒学中“非民主”的成份。我们要检讨的是,迄今为止对儒学与民主关系的大量研究,多是在下述可能成问题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即:民主制或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是人类社会或现代各民族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模式,也是衡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思想前提真的正确吗?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一,对于“人”这一个体的属性侧重点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生而为人,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在各种伦理关系中,他必须承担属于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仁义礼智信”等;西方思想则强调人的“独立”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理性坚持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二,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不同。儒家高度重视三纲五常,强调社会伦理,推崇社会等级制度,在他们看来,上尊下卑乃是天里,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就该恪守基道,重视伦理和德治,如此,社会方能有序运行;西方思想则强调自由与平等,提倡人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西方人文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三,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度不同。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重在寻求人的内在和自然外在的一种和谐统一从,追求一种所谓的境界;西方思想下的人和自然相对是孤立的,他们注重用理性和激情去探索自然的奥秘,重在探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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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价值理想。与西方突出个人权利的传统不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以天下为己任”。这表现为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中华文明很早就肯定个人人格的平等。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强调人人都有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格平等的尊重和肯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价值理想影响深远,为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精神资源。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孔子儒家思想是维护集权统治,为集权政府唱赞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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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31日 07 版)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儒家思想其实威力还是很大的。前提是真正被执行被兑现。

  熊十力(1956)先生从源头来论证民主政治本于孔子大同思想。首先,他认为,民主是真正从公天下的角度解决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唯一有效途径。因为君主制以一己之私凌驾于天下人之上,以其“独夫”的个人意志为“法”之基础,违背天下公意。“夫君主以私意制法,而宰割万物,未尝不自以为义也。然则义与不义,如何辨?民主论派则直断之曰:义生于众。此真一语破的也。以独夫之意制法,迫天下亿兆之众以必从。虽欲勿陷于不义,不可得也。由天下亿兆之众,各本其公欲、公恶,互相扶助、互相制约以立法,则不义之萌绝矣。义生于众,不生于独夫。大哉斯言!”(页575。着重号、标点引者重加)其次,在他看来,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即孔子“公天下”的太平世界构想,体现于《春秋》、《礼运》、《周官》等经典中。他依据何休的春秋三世之义,提出孔子想要实现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即包含民主政治这一内容,因为该世界无阶级、无特权、无君主、无专制、无国界,人不为私,国不自为,人人安于仁义,各地互不相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页621-659)。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方略。早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强调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才能稳固。自古以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民本观念在我国影响深远。奉行民本的价值理念,必然要求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当然,在古代社会,民众不是政治主体,只能被动接受统治者“发政施仁”“博施济众”,所以民本始终不能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民惟邦本、倾听民意等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有益滋养。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因为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双方的体谅与配合。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

  现代新儒家民主观之若干观点

民主;民主形式;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