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澳门新蒲京app下载:这种局面是源自于主流社会——宗法社会

 文学常识     |      2020-01-26

  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一直为世人瞩目。在有答案之前,必先对中国社会的隐性与显性的特点有所认识。为更好理解此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窥视未来前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接受了访谈。

基于简笔画视角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图景

问:为什么《水浒传》好汉大多有号无字,而《三国演义》英雄大多有字无号?

雷 天: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1999年初版时,李慎之先生根据该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和以关王爷为代表的小传统,究竟哪个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多一些?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孔夫子和关 王爷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正相对立的文化还是彼此有很深的交织?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文化和生活准则对理解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仍有帮助?今天的“游民”和以往的“游民”有何不同?中国历朝历代如何解决游民问题?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游民文化有何不同?西方国家的游民如何被重新纳入秩序之内?

江湖,词语含义较多,在古时指江河湖海、江西·湖南等,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江湖应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江湖是很险峻的人生旅途。所以就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较为熟知的是武侠小说中豪杰侠客所闯荡的社会,也指有人的地方,现今大家脱口而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小说教”里的中国人

————读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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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游民的定义。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其实就是以小说中的有武功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所组成的关系网,一个小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必担心衣食住行,不必担心法律制裁,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以实力说话的世界,但就像它脱去了恶人身上的枷锁一般,它同样也解放了正义之士思想的束缚,使之可以快意恩仇,以暴制暴,在这个设定之下,反面角色虽多,但侠义之士出现的概率也要远大于现实社会。《水浒传》中的江湖指的是“游民生活圈子”,或说游民性格和游民意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江湖气”------ 北宋游民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

  熊培云:记得有一年在柬埔寨旅行,当地人就和我说很喜欢不久前热播的《水浒传》。

      史伟锋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该书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历史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唐代,三国故事就广为流传,可谓老少皆知,家喻户晓。到了宋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繁荣,茶舍瓦肆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就是说书人使用的底本,虽较内容简略粗糙,但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经过编排整理,文字润色,写出了这部规模宏伟的巨著。

王学泰:首先说一下,我们谈游民问题是有一个历史前提的。这个历史前提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方式是宗法社会。从经济、经营角度来说是小农社会。而宗法社会中,人一生基本上就生活在某地、某个宗法之中,生活在他的家族、宗族之中。这些人我称之为宗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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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太吸引人了,不仅士大夫们喜欢,而且连不识字的妇女、儿童以及连圆都画不好的阿Q也都喜欢,论及影响它比儒、道、释三教还要大些。像阿Q唱的“悔不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龙虎斗》的唱词。钱大昕说,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他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的一类作品,包括戏曲、曲艺;一是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以渔色为风流”的一类作品。当然,现在不同于那个时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作品既反应了底层社会的游民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意识的扎根与流行。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道统,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的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张漏洞百出的铁板和一盘散沙并存,并且,这盘散沙有时会力大无比,掀起巨浪,将铁板打翻。

《三国演义》讲求“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故事情节来自于史书《三国志》,书中绝大多数人物也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既然确有其人,那么姓甚名谁就是很清楚的了。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孙权字仲谋、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这都是有据可查、有史为证的。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书中也有给名人起绰号的现象。比如刘备被称为“大耳贼”、张飞被叫做“环眼贼”、诸葛亮被骂为“诸葛村夫”、吕布被戏称为“三姓家奴”。当然,也有褒义的绰号:关羽被称为“美髯公”、孙策被称为“小霸王”、公孙瓒被叫作“白马将军”、桓范被称为“智囊”等等。这些绰号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另外古代传统社会的行政控制也是非常严厉的,由于行政和宗法的双重控制,正常生活的人们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我指的是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终身都生活在一个地方。这种社会中,人们必然产生独特的思考方式。

那么《水浒传》中的游民江湖到底是干啥呢?《水浒传》中的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在请武松吃饭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都惊呆了,只是下拜。武松还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坏事没有见过?什么坏事没有干过?什么丑恶的事没有听说过?连公差听了都感到恐惧的这种“江湖”。

  熊培云:这些小说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究竟起了怎么样的影响?

  这种局面是源自于主流社会——宗法社会,以及脱离了宗法体系的游民社会。二者并存,一明一暗,或半明半暗,偶尔局部合作,整体永远斗争。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塑造了一百零八位江湖好汉的英雄形象。这一百零八位好汉绝大多数是虚构出来的,历史上并没有其人其事。由于人物众多,施耐庵老先生就做了主次取舍,选取其中的几位主角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进行大篇幅重点渲染。但是其余的近百位英雄又不能弃之不顾,如果仅仅列个花名册,则不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于是,只好给这些好汉们取一个响当当的绰号,使读者“闻其名如见其人”,这样才不至于将这部文学名著写成一本“流水账”。《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绰号也是很有特色的,为凸显人物的勇猛,就用龙虎麟豹来命名,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插翅虎”雷横等等;为了表现人物的武艺高强,就用古代猛将的名字作为绰号,比如“小李广”花荣、“病关索”杨雄、“病尉迟”孙立、“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等等。

从儒家来说,理想的社会是无旷土,无游民。但因为人口增长而土地没有增长,使得一些人占的土地越来越少,逐渐到了临界点,在那块土地不能生存了,他就很自然的被排斥出去了,这就是所谓游民。游民就是脱离了宗族和行政管制的那些人。

这种“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水浒”系列和《水浒传》中,在这些文学作品之前还没有人大量这样使用过这个词汇。那些文艺作品中所提到的“江湖”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游民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他们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安全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仅要“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规则。

  王学泰:宋以后,中国社会受戏曲曲艺影响极大。不仅在民间的,如太平天国运动装束、官职,作战方式,受通俗文艺影响也很明显。义和团中的成员在重大活动中都要化妆为通俗文艺中的人物(在义和团中这些人物变成了神),如化妆成孙悟空、猪八戒、黄忠、马超等。包括辛亥革命也一样,它受到天地会的支持,而天地会也是一个戏剧化程度很深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有了苏维埃共和国,大家不懂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最初来这造反做皇帝的是苏兆征,而苏维埃则是“太子继位”。

    1. 宗法社会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所以能列名于“四大名著”,是因为两部作品的文学题材、写作技巧、表现形式各有千秋。《水浒传》好汉有号无字,其生动形象能跃然纸上;《三国演义》英雄有字无号,其鲜活面容也流芳千古。

游民这个群体在宋代以前是旋生旋灭的,一部分游民找到有多余土地的地方,就在那里耕种下去,娶妻生子,建立新的宗法。而大多游民会死在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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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培云:透过这些分析,此时我们更能体会现在的帝王戏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究竟起了多少负面的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塑造双重性格,一是游民,二是臣民。

从西周至近代,三千余年的宗法社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两本小说的人物背景不一样,三国演义中大部分的出场人物都是在朝堂之上的人物,有身份有地位,而水浒传中的人物则大多数是绿林江湖中人。

雷 天:您所说的游民,包括各色人等,具体都有些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创造通俗文学?

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江湖人员的构成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了。

  王学泰:游民性格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总结出来的。这些小说由江湖艺人初创、再经过文人改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游民痕迹。中国历史表现出的“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社会垂直流动,变化最大的两个阶级便是皇帝与游民。有时皇室降到最底层,甚至性命不保,而游民则有可能做了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他没有土地,数年间作游僧,以乞食为生,真正的身份是游民。

    第一,西周至战国未年。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家国同构的,即家与国两个组织是一体的:宗子(嫡长子)与国主一体,宗法网络与行政系统一体。周天子既是姬姓的大宗宗子,也是天下的共主。周天子把小宗分封为诸侯,诸侯在其受封之地立国,又是该国的大宗,如此等等一直延伸至大夫,自由民。

在古代,中国人的名字很多时候是代表了他所在的阶层,字又称为表字,是在本名之外的正式称呼,在冠礼时所取。中国在古代是一个尊卑分明的社会,为了以示尊重,晚辈直呼长辈名字是极不尊重的表现,只能称呼其表字。如刘备,其实正式应该称为刘玄德或玄德公。

王学泰:宋代的文化有几大变化:第一有了印刷术,印书很方便了,人们得到书很容易,在唐代还比较难得;第二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不同,宋代的科举制度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要在各个阶层当中选拔官员,科举招的人也比唐代多多了。于是,有文化的人多了,但科举取士的数目相对还是很少。那么,有些人有点文化,但对做官绝望了,就会寻求另外一种谋生方法——可能去为贵族服务,也可能去做帮闲,也可能去创作通俗文学作品。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然而江湖中确有有形的组织,这种有形组织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会社、帮会,另外,各种各样武装团伙、绿林山头等等也都是有形组织。如《水浒传》中梁山泊、二龙山、少华山、清风山、对影山等就是有形的,可是游民奔走觅求生活之路却是一个无形的江湖。宋代往后,越是靠近现代,这种有形的秘密组织的类型就越多。但是江湖所涵盖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都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游民,江湖中还有一种从事合法活动的游民,比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他们并不干非法活动,而且他们的服务往往还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的。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时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熊培云:统治者对这些具有反叛性质的小说通常采取什么态度?

  第二,秦汉至李唐五代。这一阶段宗法家庭结构与行政系统脱离。豪门强宗的地主庄园庇荫又役使同宗和异姓小农,国家行政力量只能作用于无豪门强族可依附的小门小户,从而便行成了皇权专制国家与地主豪强争夺对农民的统治权的局面。

当然,这些复杂的玩意,任意时代或地方都是有钱人或上流社会玩的。刘邦贵为皇帝,但出身草根,当时只有刘季一个名,按现在的意思就是刘小。发迹之后,就改名为刘邦,字季,可见姓名和表字在一定程度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另外,艺人也是这样。宋代产生了第一代江湖艺人。那时候江湖艺人很多都有外号。比如说有人叫酒李一郎,因为他是卖酒的出身;尹常卖,“常卖”就是走街串巷卖小商品的。这些人本来是小买卖人,后来发现自己有演艺方面的才能,转行做了艺人。此前他从事过的行当遂成为其绰号。宋代不仅产生了游民群体,而且还产生了理解并能够表达游民意识的江湖艺人。因为这一代江湖艺人与游民有差不多的生活道路和经历,所以他们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描写游民生活和渗透游民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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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历年来统治阶级对类似作品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比如清代甚至为此颁布圣旨,禁止一些作品的出版和演出。《水浒传》几度被禁。不过有时它也会被皇家改编。如乾隆年间的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便是关于水浒人物的。也就是说,在反传播的同时,统治阶级也想将其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

  第三,两宋至近代。这一阶段是家庭宗法制度,同一个宗族的人们聚居生活在一起,从有一定地位的人中选出族长来管理宗族事务。此阶段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宗法共同维系这个乡土社会。

水浒传的人物大都是江湖中人,出身远较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为低,表字这些玩意自然用不到在这些人物身上。但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角色也是有表字的,比如宋江就表字公明。

雷 天:我在阅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书中一开始对“游民”和“流民”有所区分。流民是天灾人祸导致的群体性迁徙,虽然他们也是在“游”,但是对于群体的每一个体而言,并没有脱离宗法秩序,因为他们还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流民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游民很多,不仅是乡村人向外游,小城镇的人也在向大城市游。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您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游民数量最庞大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当时的统治精英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游民问题?

  熊培云:《水浒传》是如何传播并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

  从概念的实际含义上讲,第一阶段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第二,第三阶段我们应称之什么社会呢?王学泰先生称之皇权专制社会。

至于为何水浒传中的人物大多有一个外号? 外号又称诨名或绰号,大多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擅长领域或行事做风所改,这也是古代人混江湖的一种特色。在古代,交通不便,不同地方的人都难以交流,低下阶层的人,姓名的重复机率大,也不容易记得,为了方便别人记忆,就把各人的特征起成外号,方便交流。

王学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对于游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果要从人口统计的绝对数字来说,肯定是清代末年游民最多,因为这时候面临着宗法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使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很难维持。依托于小农经济的宗法制度随小农制度的衰落而瓦解,导致大批的宗法人的流动——包括上层社会的一些年轻人也不愿意遵守宗法老旧的统治,他们也要流动起来,像巴金的《家》《春》《秋》里面写的那些,他们游的方向一般是上海、日本。

  王学泰:《水浒传》除了用其生动的故事(如逼上梁山、智取生辰纲等)昭示它所说明的道理外,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我称之为“话语植入”。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聚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好汉”等等。“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则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个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 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

  1.1宗法社会的特点:等级,秩序。所以,宗法社会的人一般分为下列等级身份:

在历史中,一些混出名堂的江湖人,其外号也为历史所记录。比如说,张献忠,因身长而黄,外号“黄虎”。

底层的游民活跃地区主要是小城镇,他们到这些小城镇出卖劳动力。也有到大城市的,但是大城市的容量还是有限。游民数量激增带来许多问题,但是处理方法很少。有些好的想法也难付诸实施。搞革命的人,大多觉得游民是一种最好利用的力量,想把这些人团聚起来,纳入革命的圈子,推翻旧的统治,这是一些革命者的想法。

  熊培云:哲学家黎鸣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其实反映了“四大绝望”。如《三国演义》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统治者,《水浒传》里贪赃枉法的官僚,《西游记》反映社会体制的固化和僵死及对未来深沉绝望,而《红楼梦》体现的是传统儒家理想的幻灭。等等。

  皇帝(平天下)

至直现代,我们在新闻上也会听到一些江湖人物的外号,其文化流传至今,甚至远销日本。

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实施过“游民改造”,并在计划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实施了社会改造,对社会基层组织重新编制。简单来说就是农村集体化,城市单位化。把每个人都固定在一定位置上,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组织形式短期内使得社会稳定、游民绝迹。其问题是:一、这种组织形式依托的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生产发展。二、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的是静态稳定,三十年后,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这种体制不变也得变。改革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的要求。1978年以来的变化逐渐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人的解放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的确促进生产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拥入城市。

  王学泰:和《红楼梦》不同,《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由说书人等等慢慢发展来的。反映的是底层的事情。我想黎鸣讲的四大绝望更多是从精神层面的。专制社会本来就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直没有逃出战乱、治乱的循环。但是,在我看来,一切“乱”其实都是始于“治”,或者说是“治中之乱”为“未来之乱”埋下伏笔。

  诸侯(治国)

水浒英雄起自草莽,以啸聚山林自居,说白了水浒英雄是匪,匪就必须有名号,有名号才能唬住人,有名号才能隐匿真实身份,不被官方识破;而三国英雄大多起于豪强,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西凉刺史的董卓、辽东太守的公孙度等,他们都是有身份的,有的世代公侯,他们都打着“光耀祖先门楣”的旗号,肩负着“兴复汉室”的责任,所以正大光明的用名不用号。

应该看到既往社会的游民是浮游无根的一群,他们前途无望,挣扎在生死边缘,因而是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当前的社会处于转型当中,工商社会发展必然要吸引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到各种产业中来。因此经济越发展,社会转型越快,社会上“多余人员”就能越迅速地各安其位。

  贵族传统与游侠精神

  士大夫(齐家)

这是罗贯中和施耐庵各自的特色。

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这些控制体系总的来说就是法治社会,从个体所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角度来看则是公民社会。过去我们所处的是熟人社会,而现在所处的则是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舆论、单位惩罚制度来控制。陌生人社会则是靠法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和相应的政治改革方面,还没有跟经济发展完全配套,许多应该建立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或还不完善。例如与每人相关的社保制度、医保制度。过去,城市人可以依靠单位,农民可依赖那一小块土地,这是当时人的根。随着单位解体,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产生了大量“无根的人”。其补救方法就是大规模实现社保和医保,使人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有一根“保险带”在维系着他。这是与社会发展相平行而形成的根。

  熊培云:如何理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侠义精神”?《水浒传》热播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便出手。”

  四民(士(小吏)、农、工、商)

《水浒传》其实就是梁山好汉的英雄榜。要突出英雄,就得有名号,在江湖上响亮威风。

雷 天:您的意思是说历史上中国一治一乱就是因为人口问题,人口增多了,解决不了人口的吃饭问题,就要消灭一些人,然后人少了,大家再去种地去,国外是什么样的情况?

  王学泰:“侠义”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最少有两点,一是为他的;二是反主流的。它最早源自游侠。《水浒传》是游民讲给游民听的故事,游民自诩为侠,实际上宋代和以后是“江湖侠骨已无多”时代了。《水浒传》中只有鲁智深才算侠,他不仅反主流,而且救人不求回报。相反,其他人的打抱不平大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宗法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前三个等级是统治阶级,四民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在社会稳定时期,即使四民等级也大多有安定的生活,固定的居处,稳定的收入。统治者把他们视为社会的柱石,因而,又称之为“石民”。

首任大王晁盖,当然是托塔天王。

王学泰:考察欧洲的人口发展,英国是个好例子,可与中国对照。英国可供耕作土地并不多,农业生产的条件也不是太好。十五世纪中叶英国才200万人,五百年后增加了至少100倍。中国那时人口接近一亿。英国传统没有安土重迁的观念,自十七世纪以来,先是自发地向外流动,政府不管,后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应该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流动是正常的,错误的是一些国家以武力支持殖民。自古汉民族安土重迁,视他乡为畏途;另外,政府对于人口外流不仅不支持反而打压。

  李慎之先生当年问我西方是不是也有游民心态,我说当然也有,但是他们有宗教和贵族传统,对这种心态有些消减。这和中国是有些不一样的。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游侠其实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只有贵族社会之后才会有游侠。历史上为什么汉唐游侠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先秦是贵族社会,南北朝期间建立的诸多国家(特别是北朝)也具有贵族化倾向。比如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族被消灭了,但是热衷公共事务的贵族精神不是一两天便可以消失了,这些贵族精神流传到汉代,就形成了一些反主流的、抗上的,具有利他精神的游侠。游侠与游民不同,游侠是一种生活抉择。为什么要做侠?可能是因为良知、习惯,甚至是受到记录游侠作品的影响向往不平凡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为生活所迫。虽然不一定有政治目的,但却有内在的强烈追求。像堂·吉诃德。大家笑他,但是如果他挑战的是真的敌人,我们还会笑他吗?

  1.2宗法社会的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为了确保一个人立世为人的价值链的顺利实现,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

次任宋江系刀笔小吏,那就叫"善济天下"的及时雨,引来108将。

乾隆时期,荷兰在南洋杀了好几千中国人,当时清朝还很强大,荷兰人很恐惧,向乾隆致歉。但乾隆说这些莠民,他们不顾祖宗“庐墓”,自己跑到外面去谋生,回来我们也要杀头,你们替我们惩办很好。这就是统治者对于老百姓因为在国内生活不下去而到海外去谋生所持的态度。不仅是乾隆持这种态度,后来的皇帝也是这样的。当中国人口发展到四亿,当时的生产力很难养活这么多人的时候,本来有可能分流到南洋去一批人,被禁止了;向东北流动,则有柳条边政策,连东北也去不了。遂使东北广大疆域人口稀少,清统治者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让西来的俄罗斯人占领了很多。在西伯利亚一带,滨海一带,清末民初之时,这里的中国人极多,人数远过于俄罗斯人。

  严文井先生曾说中国的土壤里产生不了堂·吉诃德,只能产生阿Q,就是因为贵族社会过早的消失(与欧洲相比),一是,自宋代以来游民文化的泛滥。唐代还是有些贵族气的,到了宋代完全是个世俗社会了。

游民社会

霹雳虎秦明丶打虎将李忠丶豹子头林冲丶花和尚鲁智深丶大刀关胜等等,有的蛮贴切,有的蛮新鲜,有的还神密,有的还搞笑,不一而足。什么一丈青丶矮脚虎丶浪里白条丶神行太保等等五花八门。更有小旋风丶黑旋风丶白面书生丶夺命判官,想得到应有尽有。

过密的人口不能疏散是造成游民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追溯起来还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而英国这个问题就不太严重。

  熊培云:所以像李白能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

  2.1什么是游民?

作者把108将都吹得神乎其神,才能夺人眼球和引人入胜。

雷 天:我想问一下有关游民文化的问题。就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而言,究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还是以关公为代表的小传统影响更深远?因为孔子本人就是游士,行动上他为实现他心目中的治国理想、社会秩序周游列国;精神上他“游于艺”。照广义的游民说法,孔子本人即可以归为“游民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历朝历代的知识精英、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也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游”的心态和文化似乎并不只是限于游民。您能否解释一下您书中所特指的“游民文化”?

  王学泰:那时候的诗人脚步都走得特别开,视野很宽阔,什么也不在乎,因为没有生存之虞(盛唐时),“游”只能使他们心怀开阔,杜甫写了一首诗纪录自己长达万里之游,名为《壮游》。这时候游民倒是很少,也没有游民生存发展的环境。如果失去土地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城市养不活他们。不像宋朝经济全面发展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有数十个,盛唐的繁华主要集中在长安等几个城市。

  平常人们所说的“无业游民”就不太准确。因为“无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游民。纵论古今,凭借其资产或特权而食利的人就不少。

施耐庵不愧是造星高手丶武侠小说鼻祖和广告能人。什么叫追星,老施一个个生动刻划,起到了画龙点晴的神奇功效,才使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王学泰:宗法社会中“游”的人不只游民,游士、游宦、游学、游商、游侠、游仙都是“游”,但游民跟这些人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游民是没饭吃被迫流动起来的。宗法人有宗法的控制与保护,本来是个性萎缩的,可是突然要自己挣饭吃了,他们就要改变自己,争取生存,用个带有贬义的词来形容,就是要有点“亡命徒”的意识。用伍子胥的话说就是“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耳”。虽然伍子胥是个“士”,但他家破亲亡,日日被追捕,心态与游民接近。因为有今天没明天,所以不择手段,什么都敢干。游民如果不能用超常的手段夺取属于自己或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就存在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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