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在17—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18世纪大规模地传往欧洲以后,——价值性的否定

 文学常识     |      2020-01-14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着名民族主义代表学者王小东的文章《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经迫切需要一场“大讨论”,来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共识、指明方向。

去年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分别举办了“国际儒学论坛——威尼斯会议”“国际儒学论坛——布加勒斯特会议”。来自中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德国、法国、斯洛文尼亚、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近50位学者,围绕历史上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儒学的基本特征、独特智慧和当代价值,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律进行了研讨。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经30多年探索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事业逐渐跨入深水区,已没有石头可摸了,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导。王小东撰文称“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首先亮出左派的鲜明观点,从否定的角度触及这一话题。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在王小东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儒家礼制,已不合乎平等、独立、自由的现代普世价值;二是在现代国际竞争的“大争之世”,儒家的保守性敌不过列强不择手段的进攻性,可与守成而难与进取。前者是对儒家之“体”——价值性的否定;后者是对儒家之“用”——有效性的否定。三言两语之间使儒家体用双废,可谓一招毙命。不过细想一下却未必如此,以上两点不惟不是儒家的致命缺点,或许恰是其克治中国乃至人类当下时弊的制胜法宝。

丁超: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为彼此之间最早的信息传递者。13世纪是中欧文明交往走向深入的重要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三件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蒙古帝国的军事远征;二是波兰人本尼迪克特和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达东方;三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朝。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在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现代派,二者共同尊奉自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立场,只不过在价值先后排序和实现手段上有所分歧。作为现代派,他们共享着对于传统的轻蔑立场:激进者要彻底打倒传统来为现代化开路,温和者也不过勉强承认传统曾有一点历史进步意义。

颜炳罡:明朝中叶以后,罗明坚、利玛窦、殷铎泽、艾儒略、南怀仁、白晋等一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研究儒学典籍,将不少儒家典籍介绍到欧洲去,并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史学家朱谦之曾指出:“百科全书派在法国风动一时,其思想来源则在中国,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百科全书派崇拜理性,……实际这样的理性正是在华耶稣会士们所说的‘理’之变形,是从中国来的”。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这种恃今傲古的片面性,造成现代派的思想盲区,他们只看到现代化的艳丽外表,却看不到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于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现代化不充分的结果;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非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死心。其深层次的思维根源,则是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从五四直到今天,现代派一直都在梦想“科学万能论下的民主乌托邦”,但这其实只是遥不可及的西洋幻境。

耿昇:儒学文化在17—18世纪大规模地传往欧洲以后,对欧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产生了显着影响。在当时的法国,以法文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论着甚多,许多着名的思想家,如培尔、马勒伯朗士、拉莫特·勒瓦耶、伏尔泰、孟德斯鸠、费奈伦、魁奈、尼古拉·弗雷烈、狄德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儒学等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故反思改革必须从反思现代性的人类总体高度来展开,否则便无法把握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西方早已出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多是无力的哀叹和惆怅,缺乏积极有效的克治手段。面对现代性的迷思,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和矫正的力量。儒家以其几千年政教文明的深厚积淀,无疑具有担此重任的能力。

王殿卿: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他的札记中曾这样评价“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集道德教诫之大成”,“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人们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和规范的伟大着作”。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作者:王小东 北京知名学者)

儒家思想不过日用伦常之道,但正因为其平常,才能超越时代、万古不变。故儒家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而是贯通古今、与时偕行。相比之下,现代普世价值好似一堆抽象空洞的华丽辞藻,悬浮于脑而未契乎心,看上去很美,实则既未造道遑论有德,不过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口号。

张西平:利玛窦对孔子有着客观、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着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其他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利玛窦对孔子的这种评价,也影响和感染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歌德认为,儒家思想充满了“教育、伦理和哲学内容”;莱布尼茨曾这样表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同样,所谓大争之世的国际竞争,是现代性极端扩张的一部分。王小东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说白了就是弃儒家而取法家。当年的秦国确实借助法家的改革,走上了横扫六国的统一伟业。但大秦帝国在短短的15年后,也与六国一样灰飞烟灭了。毁灭别人的力量同样能毁灭自己,古代的法家改革是这样,今天的现代化改革依旧如此。中国若欲和平崛起,需要学习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周文王,这才是强而不霸的王者之道。

史华罗:在启蒙思想家眼中,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国度。那里没有像欧洲那样会影响政治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神学统治,没有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长期的宗教狂热,而是另一番令欧洲人感到新颖的景象:在伦理道德体系的约束下人与人相互尊重、关系和睦,科举考试制度允许以不拘泥于家庭出身的方式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选拔,政治体制注意效率和自由相结合,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很明显,孔子、儒学和中国的形象俨然已经成为一面令当时的欧洲人借鉴学习和反思自身的镜子。

现代化本是为人服务的,反过来却成为一种异化人、裹挟人的力量,实在有违初衷。王先生一边主张平等、独立、自由的普世价值,一边却又偏爱法家争霸的富强之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凸显了其思想纠结,更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悖论和困境。

时至今天,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子。

为了矫正现代化的弊病,应对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趋势,使人类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在现代化之外还需要传统化的同时展开。传统化与现代化好比阴阳之和合化育万物,又如车之双轮互相平衡,保证人类的发展合乎中道而不偏于两端,在老路和邪路之外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当然,健康的传统化只能是儒家化而非法家化。

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苏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道德状况下滑、利益冲突加剧、环境污染日甚等问题。儒家思想可以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有力的思想工具。

比如,“天下大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倡导这样的思想,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人们应该修养自己,安济别人,大家为了天下的共同利益去做事去生活。

又比如,儒学中的“义利协调、以义为先”思想。它认为,追求利益不应成为商品生产的唯一动机,还应考虑到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秩序而言,相比于追求个人利益,道德和正义更为关键。

再比如,儒学中的“德法并重、以德为先”思想。它强调,遵守道德规范要优于和重于法治刑罚。认为让人们因为害怕受法律惩罚而守法并不是长久之计,而让人们自愿守法才是最佳选择;“法”往往聚焦于惩罚上,而“德”重点在防患于未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来看,调解和仲裁往往是处理争端的首要方式,人们不会动辄就进行法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