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包拯教育子孙世代守廉的家规家训家风

 文学常识     |      20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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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今有哪些家规家训名言警句?

文章考察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家训的历史、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目的及经验等。全文共分四部分:1.家训,简述先秦至明清,家训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繁荣至广泛推广的历史,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的影响;2.修身,论述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重点阐述了家训中关于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3.齐家,指出齐家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其内容大致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及勤俭持家等方面;4.综合评说,指出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对文彦博提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激励着宋代士大夫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范仲淹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一生,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时他也治家甚严,教子有方,先后编写《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完善和实践,范氏家族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传统,提倡“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他在《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首句就训诫子弟“孝道当竭力”。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母子受苦颇多,当其进士及第、获得高官厚禄时,“欲以养亲,亲不在”,从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因此他告诫子弟不要只知“享富贵之乐”,要懂得“孝养有时”的道理。 训子、治家,亦不忘倡导和睦宗亲、邻里,进而兼济天下。范仲淹主张“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要求同宗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多积善积德,更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情怀。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宗族,不“独享富贵”。他训诫子弟:“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在要求家族内兄弟互助、邻里友善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在“庆历革新”失败之后担任杭州知府时,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兼及“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同时“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 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救恤族亲、邻里,教化子弟,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宗族、乡村自治,淳化民风,稳定社会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此举不仅对宋代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仿行者遍及江南,历经800余年而不绝。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从而培养谦恭、廉洁的意识,戒骄戒躁。官员的廉洁是从小养成的,用范仲淹的话讲,就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因此,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身体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无形”。在自己过着节俭生活的同时经常接济穷人,抚恤遗孤,奖励将士,他死后,“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惩处贪官污吏。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要从小事、日常言行做起,从自家着手。其《戒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范仲淹还作《君子树》以明志:“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劝诫子弟:“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司马光作《训俭示康》以训诫子孙云:“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赵鼎对《训俭示康》推崇备至,其《家训笔录》云:“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训俭示康》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宋代实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祖宗家法”。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因此,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他要求子弟“勤读圣贤书”,创办义学,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其《义庄规矩》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给予钱粮支持,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教授举业,使得“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一贯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要求子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心系国家,有忧患意识。他告诫子弟:“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做事要“谋画为先,聪明自广”,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勤学奉公”,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范仲淹勉励子弟,勤奋学习,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鼓励子弟自食其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范仲淹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训诫子弟成果显着,他曾自豪地讲“二郎、三郎并劝修学,口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诸子皆为世所称,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镇守边关;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秉承父教,关注民生,成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 总之,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史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充分体现了“先忧后乐”的思想,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强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读书思廉学习心得体会

立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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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按照山阳司纪发(2018)3号文件精神,掘一队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并及时开展“讲廉论规话安全”活动,利用“主题党日”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统一思想,反腐倡廉,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

一、关于立志的家训

牛志平,男,陕西兴县人,海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海南 海口 571158。

通过开展“读书思廉”提高个人文化素养,增强廉洁观念。我自己通过读书学习“中国家规”,书中的名人佳士、官吏墨客对“家规、家训、家风”的佳言妙语,令人读之深思,受益匪浅。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1、不要空言无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陈毅《示儿女》诗)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05-0079-08

从北宋名相包拯的“家训、家规、家风”中看到“清廉奉公”的民族精神,“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家训家规,感到包拯治家理训,教育子女的清廉情怀。包拯在家规家训讲到家风,他在整理家规家训家风的治家理念,以《书端州郡斋壁》诗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包拯教育子孙世代守廉的家规家训家风,给后世包族的世代繁衍立下了家风遗训,为中华民族“清正廉洁”树立了典范。三国蜀相诸葛亮,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韬略的化身之一,86字的家训《诫子书》百世传颂,响彻千年。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品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精神感人至深。诸葛家族几百年来始终以《诫子书》为祖训,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为处世哲理。世代自觉遵守、坚定不移,过着宁静、和谐的生活。

宋·欧阳修《欧阳永叔集》

2、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陈毅《示儿女》诗)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读书思廉”意在知其理、悟其境、廉其志、树其风,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家规文化精髓,做新时代“廉洁奉公、思廉树规”的共产党人。特别十九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树百年发展蓝图,中国国学的家国情怀。从孔子的儒家文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论语》家规,到清代曾国藩以廉树规的家训“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曾国藩始终对家族的繁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家书中要求子弟“勤俭自持,习劳习苦”,指出“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一再要求不能有骄奢之气,做了官更不能追求金钱,贪图发财的家规家训,树立家风正气,曾国藩曾言,官宦之家,多一代享用便尽,能传到二代三代的很少。怀揣着对官宦之家的深重忧虑,曾国藩将孝友、勤俭、读书、睦邻的治家理念寓于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寄托在家书的字里行间中。曾国藩本人虽官至高位却在家书里直言,“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氏家规家风的关键就在“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七个字上。在曾国藩看来,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与财富、地位、权利无关。曾国藩不期盼子孙做大官,做出人头地者,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果子孙都这样做了,良好的家风就一定可以延续下去,这与中华民族流传甚广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所蕴含的道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而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付弈。

二、有关于勤学的家训

“读书思廉”意在学古人持家理念,传承中国家风哲学,继承民族精神,繁衍生息。也是不断提升家族文化素养,代代相传,形成中华民族永不熄灭的民族文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何伯之沧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治家篇

1、多读书达观古今,可以免忧。(家诫要言)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宋·刘清之《戒子通录》

2、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陈毅《示儿女》诗)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

3、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宋·司马光《家范》

4、良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增广贤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

5、读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家诫要言)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宋·刘清之《戒子通录》

6、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治家格言)

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

7、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增广贤文》)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明末清初·朱柏庐《朱子家训》

三、关于惜时的家训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1、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增广贤文》)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

2、莺花忧怕风光老,岂可教人在度春。(《增广贤文》)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扫,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用。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

3、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增广贤文》)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敬业篇

4、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增广贤文》)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6]126

宋·包拯《包拯集》

5、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增广贤文》)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6、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增广贤文》)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

7、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增广贤文》)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四、关于仁爱的家训

清·李毓秀《弟子规》

1、百善孝为先。(《赠广贤文》)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谓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颜之推所谓“整齐门内,提斯子孙”。[7]1《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而,如何齐家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在这方面,家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谨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屏勿视,敝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2、孝当竭力,非徒养生。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增广贤文》)

齐家教育应以什么为核心内容?颜之推指出:“礼为教本。”[7]23司马光也认为:“治家莫如礼。”[12]这里所谓的礼,即指制约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为主的各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以礼教来规范人伦,就是向子孙传授孝悌之道。关于齐家的内容,我以为大致应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及勤俭持家等方面。

处事篇

3、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治文贤文)

首先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篇,意为做父亲的应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应孝敬父母,重点是强调孝道。孝道是传统社会协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表现。对于孝的内涵,可归纳为五层意思: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13]《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14]99何为善事父母?《孝经·纪孝行》讲得很具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察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4]104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事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

清·张履祥《张园先生全集》

4、毋令长者疑,毋使父母怒。(家诫要言)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孝道及齐家思想相适应,古代家训普遍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勉学》云:“孝为百行之首。”[7]101北宋范质《戒从子诗》开头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15]唐代柳玭《柳氏家训》曰:“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1]335明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16]是“家道隆昌”的必要条件。清代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指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17]

忠信笃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学堂,不敬信师友,欺诈傲慢,习以性成,望其读书明义理,向后长进,难矣。

5、当少壮时,须体念衰老的酸辛。(《增广贤文》)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家长先要以身作则。古人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7]26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自己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2]201李昌龄《乐善录》云:“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18]只有家长正身率下,公正不偏,才能使家人和睦融洽,家庭秩序井然。

宋·朱熹《朱子文集》

6、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

其次是兄友弟恭。《礼记·礼运》讲“兄良弟悌”,意为兄弟间要团结友爱,相让不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为儒家所称赞。《颜氏家训》专列“兄弟”篇,论述颇为深刻:“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7]14组成家庭,始于夫妇,夫妇是父子关系的前提。子非一人,就有了兄弟关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7]14许多家训对兄弟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弟弟应向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宋苏洵《安乐铭》曰:“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1]364唐僧人王梵志《世训格言诗》云:“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务同箱柜,房中莫蓄私。”[1]273兄弟关系有其特殊性,它牵涉其他多种关系,诸如子侄间关系、妯娌间关系、奴仆间关系等。兄弟不睦,就会淡漠以上各种关系,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甚至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正如颜之推所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7]16可见兄友弟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准则。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纪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长短,惟善是取。

7、早把甘旨当奉养,夕阳光景不多时。(《增广贤文》)

与兄弟关系相连的是妯娌间的关系。妯娌不和往往是家庭争斗的导火索。要维护好妯娌关系,重要的是在家庭事务上,家长要秉公、兄弟要礼让、妯娌要以恕道给予谅解之心。按照颜之推所说:“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7]17如果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8、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增广贤文》)

再次是夫义妇顺。《礼记·礼运》讲:“夫义妇听”,意为做丈夫的要处事得当,重点是做妻子的要能随顺。传统家训遵循儒家倡导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妻子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丈夫的清规戒律。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唐代女诗人宋若昭写的《女论语》。它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要求妻子温柔贞顺、谨慎洁身、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礼待亲朋、尊敬长者、善待夫君、关爱儿女。如《事夫章》云:“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 劝谏谆谆。”“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同甘共苦,同富同贫。……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336又如汉代著名女学者班昭在《女戒》中也指出,女子“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1]33-34强调女子修行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避免过于刚强没有比柔顺更重要的了。所以说恭敬柔顺是做女人最大的礼仪了。她在论夫妇关系时说:“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1]34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互相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该离异了。

9、尊师而重道,爱众而亲仁。(《增广贤文》)

以上这一套,其中片面要求妻子顺从丈夫、为丈夫保持贞操等男尊女卑的规范,显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千年来,在“夫义妇顺”、“夫和妻柔”、“夫妇和睦”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中,历史上也不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事例;贤妻良母助夫成功、教子成才的事例;夫妻同甘共苦,不嫌贫爱富的事例,等等。

11、孤寡极可念者,须勉力周恤。(家诫要言)

第四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齐家的重要环节。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9]俭成奢败是一条历史规律。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其家训中无不谆谆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家训中,列举历史上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了“俭养德,侈招恶”的道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1]392

11、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增广贤文》)

这些议论真是鞭辟近理,入木三分。一千多年前的古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诸葛亮《戒子书》要求儿子“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6]30陆游《放翁家训》认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20]唐代韩休训子以俭德为法。韩休官至宰相,生活俭朴,教子甚严。所生七子,皆有父风。如第五子韩湟“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为官四十年,“家人资产,未尝在意”。(《旧唐书·韩湟传》)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期质朴”。[2]217-218他在《劝言》中论勤俭曰:“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以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21]这些勤俭持家的理论,深刻而精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12、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增广贤文》)

第五是谈家门的盛衰。在浩瀚的家训中,有许多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子弟,藉以阐发家门盛衰的真谛。魏晋南北朝颜之推,饱经乱世,亲眼目睹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曰“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游手好闲。及至遭逢乱离,无一技之长,便陷于穷途末路。他在《勉学》篇中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6]47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48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采用对话体,叙述那些豪门富族由“蕃衍盛大”到迅速衰败的景况,申明了家和则兴,不和则败的道理,深有感慨地说:“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1]419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唐太宗晚年作《帝范》时,承认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1]286他历数未能节俭等过失后告诫太子:“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1]287

13、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增广贤文》)

在古代家训中,唐人柳玭的许多高见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在《戒子孙》文中探讨了家业兴衰的缘由。他说:“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1]339他在《柳氏家训》中总结祖上的家教传统,结合自己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立身以孝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肥家以忍顺”(以忍让、和顺使家庭和睦富足)、“保友以简敬”(以检点和尊敬来保持友情)、“莅官则洁己省事”(以洁身自好、减省繁务为官)。柳玭在罗列了家族子孙不肖的状况后,尖锐地指出败家的五大过失:即“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其三,胜几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其四,崇好漫游,耽嗜曲蕖”。“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所论情辞恳切,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1]335

14、责己之心责人,爱己之心爱人。(《增广贤文》)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家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写给澄侯等四弟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