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应该继承的是百家时代的一种繁荣的、全面的中国

 文学常识     |      2020-01-14

  那么,儒学在现代化中该扮演何种角色呢?毫无疑问,它作为中国人传统的主流精神信仰,即使在现代社会,同样非常重要,也并未丧失掉。笔者认为,现代无法割断传统,想割也割不断,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这就是文化的“主体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儒家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底色”,现代化绝不等于“传统化”,更不等于“儒家化”。

链接: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国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的一种“在场”方式,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发挥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代社会,哲学应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儒学与儒家哲学。

  近年来,“国学热”渐渐兴起,全国多地大兴读经之风,甚至倡导穿汉服、行古礼。笔者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传统的复兴是种必然现象,也是正常现象。然而,现在渐渐兴起了一种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思潮。最典型的,就是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之“道”,只能在儒家,甚至认为“舍此道之外,别无他路”,有的则主张应该接续中国历史上的“道统”。

《文汇报》 日期:2012年12月17日 版次:11 作者:郝雨

新儒家之后:儒学何为

  那么,现代化到底指什么呢?这是多年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要谈它的根本含义,还是在于一个社会与国家的、从民众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到社会样貌,再到政治结构与特点等方方面面的“质变”。当然,这个质变未必是“突变”,往往是循序渐进的。若再深究一层,这个质变,实则最终体现的是一国文化的转变与完善。所以,对中国来讲,儒学不可能再回到“独尊”的时代。

  10月22日,《光明日报》以近乎整版篇幅发表了著名庄子学家、中国诸子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学”构想》,立刻引起国内外文化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方向。   概括而言,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繁荣发展。时值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概念与学术体系,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   子学在现代学术格局和学科分类中,虽然只是属于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新子学”的提出,却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本学科专业课题,它实际上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的真正源头与主体性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仅仅复兴儒学,还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尤其是对于现代文化研究者来说,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其根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到底在哪里?   今日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新子学”一定要建立起通畅的古今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眼光,寻求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   “新子学”的提出肯定会引起整个文化界对中国文化方向性、主体性问题的新一轮再思考。而对于现代文化研究以及文化发展来说,我认为起码会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所谓“新子学”,就是要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在百家共鸣的时代,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产生了。但在汉以后,统治阶级开始独尊儒术,百家争鸣的局面随之被扼杀。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在百家而并不仅仅是儒家。   第二,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解释。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最鲜明的旗帜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是要反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就是要反传统。但是,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由两次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文革”。所以,有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倡导新儒学,认为把儒学接续起来才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说当年打到孔家店是错误的,那就必将涉及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是新儒学这一派就强调:一切现代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把传统文化丢掉了,所以我们必须复兴传统文化,而复兴民族文化,按照他们的常规思路就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就无形之中陷入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到底孰是孰非的悖论。而现在把“新子学”的概念提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要复兴和继承传统文化,应该继承的是百家时代的一种繁荣的、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为什么“五四”时代要打倒孔家店、要反儒家?一旦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由百家局限到一家,由一家统治思想领域几千年,那肯定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萎缩。文化是需要活力的,活力是需要竞争和多元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没有问题了。那时的所谓反儒家,反的是由于传统的专制体制而造成的独尊一家的文化局面,所以以反儒家为主要目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推翻,根本改变思想专制的大一统文化局面,从而进入以人为本的文化现代化。这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独尊儒家是我们民族文化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新文化运动中断了儒家为核心的专制性的文化,就是文化历史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今天的复兴不能独尊儒家,不能视其为唯一。我们现在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我们要重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通讯科技与新媒体高速发展,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文化也只能是多元的。我国汉代能够罢黜百家是因为传播技术落后,生产方式也非常低下,人的交往和对媒介的依赖不是很强,而且当时文化的普及率不高,思想也不是很活跃,独尊儒家相对容易。但是现在,在网络传播发展充分的条件下,人们已经拥有了相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空间。在这样的媒介新环境中,未来文化的发展一定是多元的。当年我们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新子学”并不只是要更深入地研究诸子百家的文本含义,并不仅仅是回到故纸堆里去挖掘老祖宗的学术观点,而是强调它对当下的意义。“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化环境中我们民族文化繁荣振兴的一个重要参照,我们应该建立起如同当年百家争鸣的一个新时代。   第四,“新子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仍然把子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专业研究,并不只是要在学术理解和阐释上让它继续深化,更不是把它作为局限在其传统考据本身的一种学问。我们要从子学中寻找到真正使我们民族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根本,最需要找到的就是蕴含在诸子百家之中的中国智慧。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个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中国近代发生的巨变,儒学作为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告失败,固然有历史的特殊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现代化”使得儒学不得不走下了“独尊”的神坛。——当然,将儒家赶下神坛的节奏与手段,充满了过激,也是欠妥的,它导致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的过分反对。

来源:人民日报 2013-12-22

  而且,儒学作为现代化“底色”的角色,它自身也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之需的问题。儒家精神需要发展,需要汲取更多营养,不是翻翻“六经”就能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的。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当前,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发展越来越快,现代化的趋势应是多元状态下的融合。这其实相当于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改革开放”。它需要我们从各文明、文化、制度中,汲取各家之长,来完善我们自己。这也是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在以上这些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儒家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见证,而且将是多彩多样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和显现。可以期望,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登场是指日可待的了。

  最后,各种文化其实有共通之处,也各有短长。传统的未必适用现代,西方的未必适用中国,但只要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就一定能发展出比“传统”更好的文化、制度。到那时就形成了现代的“新传统”。 (作者:王话 北京文化学者)

陈 来

上一篇:  在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上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