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澳门新蒲京app下载:,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

 文学常识     |      2020-04-17

    康有为废八股建议获光绪帝认同,但光绪帝不可能像康有为期待的那样,政由己出,独断专行,以一纸上谕废弃实行上千年的制度。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一直存在,历史上也时有人批评,但直到面对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士人才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八股取士制度亟待变革。如果说 1895 年以前的士人们对传统书写体尤其是八股保持着一种眷恋,那么在 1895 年以后这种情形则有了极大的转变。包天笑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其他该研究的学问呢!”有识之士强调中国之所以战败并割地赔款,不是朝廷无能,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思想和能力。这样看来,在日本人劝降的不纯动机背后,那信上所说的“墨守常经”之诟病也算是不幸言中。

    二、定题。四书义、五经义均出自四书或五经原文。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废科举而建学堂”:知识转换与士人独立人格的塑造

    历史是具体生命的活动,对关涉众人前途的制度存废,很难简单判定好与坏,更不要说利与弊。对某些人好或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些人也是好与利。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只能因人就事论事。

京城里进行科举考试的贡院,以前学子们最向往又最恐惧的地方

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空前扩散,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士人逐渐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学”的内涵由儒家经典向时务知识转向。据广学会报道,“现在已有很多人,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要买我们的书;以前即使白送给他们这些,他们也不愿看一看”,而今“各行各业对西学都有极大的需求——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书籍,地理、历史、科学、旅行方面的书籍都需要”》,《出版史料》 1992 年第 1 期,第 44-45 页)。甲午海战,让士人觉悟到单凭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无法应付现世的变化。正是科举的革废,使得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走科举路的知识人丢掉了进身之阶、立命之梯。他们不得不摆脱传统“稻粱谋”的路径,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新式学堂让具有“中间物”色彩的知识人不断蜕变,身份也随之在知识体系的转换中获得了新的确认。 1894 ,一个坐标式的年代,“一战而人皆醒”,难怪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张之洞等人建议迅即获得朝廷认可,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宣布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我们看到,早在 19 世纪末书写体的变革就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改八股而试策论的改革措施容纳了新学知识,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当然,真正导致士人知识重心根本转移的还在于 1905 年的科举制废除。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写文章就是为了做官,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陈独秀以亲身经历道出其根本弊端:“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革废,预示着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发言方式的转变。如何调整知识资源,面对新的事物,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一度大为恐慌,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

    科举终于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如果不是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科举取士名额自1906年丙午科逐年递减,“期以三科减尽;十年之后,取士概归学堂。”从1906年起算,十年后即1916年,才是科举制寿终正寝的年份。

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玉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

“学而优则仕”:文章写作与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用意是好的,期望在推广、普及学堂教育时,不毁弃影响中国千年的科举制,甚至可以将科举制视为国民教育之后的“文官考试制度”:“大抵中国自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钦定章程》颁行之后,即令饬下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而学校、选举,亦渐能合辙同途,以仰几三代盛时之良轨。”(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然而如此规划,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然功名可以兑换学堂文凭,为什么还要进学堂?既然学堂文凭还要兑换为功名才有机会,或更方便步入仕途,为什么不直接在科举上用功,还要走学堂教育的弯路呢?

1895 年,面对“骄嚣”、漂浮的学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政论,发出了“废八股”的强音。他指出:“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甚至说:“时局如此之糟,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他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于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并指出当代救亡之道在于废除八股取士而大讲西学。同年 5 月,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也痛哭流涕地发出了改革科举的声音。但即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从民间举子的号召到政府的改革实践,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依旧坚持科举革废的观点,并且将甲午战败的罪名放在了以科举为主体的书写体等问题上:“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

    至于考试形式,张陈方案主张三场定案,第一场旨在选出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考察生员对儒家伦理的认识,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

为什么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呢?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晚清所谓的教育,皆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之外,一概不知。然而,问题还不单单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

    《明定国是诏》开启科举与学堂并存的改革思路,但这个思路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即便改革先锋康有为也没有理解这层意思。五天后(6月16日),他与光绪帝有如下对话:

“当务之急在废八股”:甲午海战与科举制度批判

    康广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既然朝廷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生童之岁科试无论如何必须立即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并重,专心实学,这样才能为下科不用八股奠定基础。

科举制度为利禄之途,至晚清已经历经千年,早已深入人心,为中国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势必难度极大。但康有为等维新之士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 1898 年 5 月 12 日,光绪帝下达谕旨: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这意味着八股取士被废除,策论成为士人书写的重要体裁。但直到科举改制出现,人们才逐渐摆脱传统的科举心态,关心起八股文写作之外的知识。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中记载了科举改制对报章盛行的作用:“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 1901 年 8 月 29 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 1903 年 3 月,张之洞上《请递减科举折》,诉说科举之弊:“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发古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所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学堂与科举并行不悖的想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由科举向学堂渐次过渡的方案也只停留在理想层面。特别是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一方面模仿日本新学制,将全国教育体制规范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国民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均被列入教育体制。这是历史性进步。但另一方面,“壬寅学制”不愿割舍科举制,在其架构中,各类学堂只是教育机关,也可颁发文凭,但要进入官场,还必须用学堂文凭换取功名,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对应附生、贡生、举人、进士。而且,科举出身的人,在“壬寅学制”中,也可以兑换学堂文凭。

科举制度选择的文章书写程式,直接影响到文风的形成,而文风与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八股取士而言,深深影响了明清以来的文风、士风、民风。尽管从文章上来说,八股文是一种不错的写作样式。但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数百年里,科举考试的文章写作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也潜藏着一种思想规训与思维控制的企图。而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韦伯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上曰可。

当然,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是文章大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书写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士人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道义的传播者,中国古代士人很早就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平添了凭文章可以晋身政治,进而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与荣耀。封建士子遂把“学而优则任”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标志。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由此,民众对读书的崇拜,士人对功名的热衷,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特征。因此,以科举求功名,成为千百年来士人朝思暮想的夙愿、梦寐以求的归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思维渗透到每一位读书人的脑海,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定势。

    逐年递减科举建议也没有见效,各省学堂仍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如火如荼,广泛建立,经费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个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俾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则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

就其本质而言,科举制度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何考试,如何选拔人才,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文章写作。科举制度将“选官”和“做文章”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中国士人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之时,慢慢使用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当然八股文也并非如后人批判的那么一无是处。考察八股文的源流就会发现,八股文不但与经义、试帖诗、律赋、策论等考试文体有关,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蓄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

    废八股并不是废科举,科举考试还将继续,且与新学堂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新教育及人才选拔体制。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清王朝对峙弹丸小国日本,战场失利,渐显败势。此时,正在为战事失利而懊恼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本将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信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其中,“夫取士必以考试”指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考试必由文艺”在这里指的是文章撰述和书写方面的学问。信中一面是劝降之意,一面是对积重难返之“书写”学统的挖苦。撇开是非自有公断的战争、谈判和签约过程,由此探索、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书写体例与现代国家走向的关系,的确是横陈在世人尤其是士人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但何以让文章书写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蒙羞,甚至留下了无法承受的罪名,需要我们回到大历史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康: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教育之上的教育

    按照刘张规划,“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总之,但宜多设其途,以恤中才之寒晙,而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只可稍宽停罢场屋试士之期,而不可使空疏无具者永占科目之名。果使捐纳一停,则举贡生员决不患其终无出路。此则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碍难行者也。”(《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方案最终目标是从科举过渡到学堂,现在之所以继续保留科举,主要是因为骤然废止,可能会使许多无法适应学堂新制的读书人陷入尴尬,甚至成为体制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时期科举改章已明白定性为过渡形态。这向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科举将进入黄昏岁月,以学堂主导的新制才是应遵循的方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新政时期开始,年轻一代不再以科举为唯一诉求,而是尽可能进学堂,尽可能出洋留学。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第一,宣布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基地,兼为全国新教育管理机关;第二,改革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照此思路,清政府在模仿日本创建新教育同时,期待让科举重回其原来定位,担负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功能。打个不太恰当比方,让科举制变为中国的“文官制度”。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上曰可。(《康有为自编年谱》,50页)

    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6月30日通过宋伯鲁上的奏折,不仅提出“立废八股”,而且对没有八股的新科举考试也提出设计。他们认为,中国人才之弱,皆缘于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由科举出身的,于西学辄无所闻;由学堂出身的,于中学亦茫然不解。推原其故,就是因为取士之法岐而二之,将经史与经济视为两个互不关联的知识系统。其实,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没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因此,他们建议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康有为政论集》上,294页)

    将科举定位为国家抡才大典,是新教育发生后的一个选择。1901年7月12日(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专谈科举改章,重回张之洞、陈宝箴戊戌科举新章,总以讲究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奏折对三场考试内容次序略有调整,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头场中国政治、史学;二场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测试四书义、五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