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主要有加强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

 文学常识     |      2020-04-15

**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近日,在河北大学举办的“201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词学会共同授予我校杨海明教授、南开大学叶嘉莹教授“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该奖项为今年首度设立,旨在表彰海内外为中华词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是词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以朝代分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卷、《宋代文学研究》卷、《辽金元文学研究》卷、《明代文学研究》卷、《清代文学研究。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分为《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相关文章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不应存在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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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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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中国;古典文学;回顾;出版;反思;文学评论;二十世纪

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日本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文学遗产》竺青副主编受《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刘跃进主编委托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指出文体学的终极理论指向,不仅仅是回归过去,更应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因此,如何在西学强势背景下,建立有中国特色和时代高度的文体学,是每一个学人应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在开幕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中国学术对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与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提出要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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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现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A New Type of Study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view

大会共收到论文68篇,涉及诗、文、词、戏曲、小说等文类和文体学研究各个层面的问题。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三场大会报告和八场分组讨论,主要论题如下: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杨海明教授1942年11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师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即至我校工作,1988年12月起任我校文学院教授,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张可礼,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一、文体学学术史研究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杨海明教授是学界公认的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词学研究专家之一,成就卓著,著作丰硕,出版学术专著《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张炎词研究》、《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及《杨海明词学文集》近400万字。其中四部专著在台湾再版,两部专著被全文译成韩文,影响波及海内外。他曾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三次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现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顾问。

笔者仅就自己在先生门下问学听课的见闻感受,谈谈先生的学术课堂这一话题。这或许是走进先生学术世界一条较为坚实而亲切的小路。

研究综述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一个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70年代末以来,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从2008年开始的三个阶段。研究综述有论文、专著和丛书等多种类型。其内容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和推进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的研究综述,应重视拓展范围、深化理论。

新时期以来,文体学已由冷门变为热点,研究方法、思路日趋成熟,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文体学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心之一。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以先唐文体学研究为例,分析了新世纪十年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术史研究“述”多于“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总结,有碎片化倾向;“措意为文”现象比较突出,刻意求新而忽视了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有文体学价值;胸中少丘壑,对学术发展的宏观思考与人文关怀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思考和对策,主要有加强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深化文体产生、衍化及其对古代文学影响的研究,在重视文体学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关注已经亡佚的文体专着的辑存、研究等。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附:杨海明教授荣获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辞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苏州大学罗时进对清代诗歌文献和作品数量做了初步统计,按最保守估算,存世作品约八百万至一千万首,是清以前历代诗歌总数的十倍之多。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搜集整理,随时有亡佚的危险;至于相关的研究,更是远远滞后。因此,作者呼吁尽快开展对清诗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继续推进大型清诗丛书的出版;在此基础上,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清诗研究。中山大学黄仕忠通过考察森槐南的戏曲研究、教学活动及当时产生的影响,提出日本学术史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是森槐南,而非青木正儿所说的狩野直喜。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杨海明先生传承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之衣钵,倾力为词学研究开疆拓宇,蔚成一代词坛祭酒。先生沉潜词业垂四十载,无论晴光丽日,抑或风雨深宵,皆耕耘不辍,故于唐宋词之历史、风格、美学、文化,博观约取,深造有得,信庄子所谓“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者也。皇皇八册十二卷《杨海明词学文集》,既可见恢弘之气象,亦足备举世之楷式。其为人也,纯朴而和暖,往往粗缯大布,而不失魏晋之风度;其为文也,华赡而灵性,时时睿思流淌,而独得飞越之神采。先生辛勤培育佳弟子,盛名流传海内外,荣膺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云尔。

学术事业的延绵在于薪火相传。先生曾说:“一个学者的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分,最大的遗产其实是悉心培养出一批好学生。程千帆先生就是老一辈学者中的楷模。”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自70年代末到现在,研究综述相继大量涌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

二、文体形态及其源流演变研究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王先生讲课,从不敷衍。记得有几次他抱着厚厚一叠资料进课堂,坐定之后,懊恼地向学生坦白:“昨晚我找一本今天要带给你们看的书,却怎么都找不到,不知怎样讲课了!”其实,待到开讲,我们才发现他对该书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其中的一些关键语句,皆能成诵。他之所以懊恼,只是缘于一贯秉持严谨的治学与教学态度,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先生要准备的是能充分支撑起所论话题的尽量多的文献资料,以及对这些材料有深入而不失分寸的阐释。有时,即便是在以讨论为主的课堂上,先生也绝不“偷懒”,他总会预先准备相关资料,将有用的内容以及自己的分析理解记录在稿子上。待学生发言后,他所作点评与讨论,并提供新的材料,往往令大家钦佩甚至吃惊不已。 zhong

这里所说的研究综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为依托,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归纳、综合论述,以便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该问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水平、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明确的了解,进而从中获得有关信息,受到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一般的研究综述是述评结合,有回顾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综述,也取“述评”、“回顾与前瞻”、“概述”之类的题目。也有一些研究综述,从题目上很难看出来,只有阅读提要或内容才能知道。

文体形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论题。从提交大会的68篇论文看,有25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足见受关注程度。从所涉文体看,除了诗、文、词、曲小说等大文类外,更有文类之下的具体文体,如诗有古诗、律诗、乐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铭、露布、祈雨文、论、字说、进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学界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充分的文体,如福建师范大学郗文倩论“成相”、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论宋代“进故事”、中山大学张海鸥、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论宋代“字说”等,体现了文体学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较充分的文体,也力图有所突破。如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提出,墓志铭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补,墓志铭文本才真正完成。在这一成文过程中,原纸上文本的内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学杜晓勤认为学术史上对新乐府和讽喻诗这两个性质迥异的诗体概念多有混淆。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讽喻诗,而非新乐府。中唐元和年间并未出现过新乐府创作热潮,更不存在所谓的“新乐府”运动。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记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甫一面世,先生即在一次课上与我们谈到该书,说报纸上有书评,不过读后感觉尚未谈到点子上。想买此书放手边随时翻读,只是价格不低,只好作罢。不料,两个星期后再次上课时,先生竟抱着厚厚几册《中文笔记》走进教室,开口即对大家说:“我回去后想了又想,觉得还是要把这套书买下来啊!去图书馆借,不方便,也无法自由使用。”我们注意到,他抱来的几册《中文笔记》,已是夹了许多签条,随手一翻即可找到本次课要谈的内容。在《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一文中,我们可发现他捕捉到的不仅是关于钱先生学术的“大判断”,更可贵的是起支撑与深化作用的“小结裹”。

关于文体源流演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要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利用出土文献揭示楚辞中“猗”字的音乐特征及其与早期戏曲演唱的关系,为考察戏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山大学康保成探讨了中国戏剧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指出,古代文学抒情言志观念的强力吸附,导致杂剧本体特征的逐渐消解,日益趋近一种以诗骚传统为灵魂的抒情文体。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永远有新话题

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既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的一种赓续,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三、文体与文化研究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王水照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学术热情从未消褪,学术敏感也从未钝去。他的学术研究,忌讳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避免“仅是量的增长而无质的提升”。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讲课,他总能拈出新问题,抛出新话题。

古代文学研究,如同长流不息的江河,浪浪相接,前后相承,没有研究的止境。前人的研究是历史,后人的研究不能取代前人的研究。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属性。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要顾及以前历代积累的研究成果,把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起点。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虚耗时间和精力,避免研究的重复和退化,而且能够做到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发现新问题,作出新贡献。重视研究的继承性,继往开来,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规范。由此看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研究综述的出现,具有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

文体与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的关系,吸引着众多学者。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对诗、史关系作了新的考量。广州大学曾大兴就文学地理学科的建设问题提出构想。中山大学张慕华探讨了中国佛事文体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功能和审美意味。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学人之诗围绕“学问”展开的特点及其诗史意义。浙江大学胡可先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唐代墓志的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提出,在词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尊体的要求,帝王在词的“尊体”过程中起着特别的作用。暨南大学邓乔彬从地域特征和文化环境差异等方面揭示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一代之文学”兴亡、转移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认为,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是近代文体革新中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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