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讲到,听了何老师介绍钱先生的简介

 文学常识     |      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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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北京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陈平原。陈平原: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

民国学人中,学问做得好的,课也讲得好的,其实并不多。王国维、顾颉刚、沈从文,名气很大,着作颇丰,却不善言辞,有的已近乎木讷了。于此之中,胡适和钱穆应属出类拔萃的,学问就不说了,公开演讲或课堂讲授,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成为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两位教授,一时并称“北胡南钱”。

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成就在1949年前和1967年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由于没有重要着作问世,几乎都被轻轻掠过。 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着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时,眼睛已盲,在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他静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就占了五章,达四分之一之多。 “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前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则为十六年。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书中,钱穆如此坦言。 这16年,钱穆疲于为新亚的生计奔波,无心着书立说,《中国经济史》等十几门课程讲稿,于是成为他这一阶段学术研究的宝贵文献。 在钱穆讲授《中国经济史》的1953年,香港仍摆脱不了港英政府治下的殖民地色彩。 钱穆在对时代变革留下无尽叹息之时,力图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新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在《中国经济史》讲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他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期,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钱穆的确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或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与他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很相似。 “钱师不管做什么研究,总是怀着深重的家国情怀。《中国经济史》也不例外。”叶龙说,钱穆的经济史课程侧重于王朝财政,集中梳理的是土地、冶金、水利、货币和制度变革,述及各朝财政及史事,还要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 在叶龙看来,说这是一本王朝经济史,也算成立。“他对某一朝代杰出的制度设计者,或是人杰所缔造之优良的财经制度,往往不吝盛赞。或许,在经济史的脉络里,他一直在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究竟哪些因素造成了国家命运的转折、政治的不稳定、民生的繁荣和衰败。” 汉、唐两个朝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被钱穆推为巅峰。他为这两个朝代保留了较大篇幅。而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则只有寥寥数页纸。因此,也有声音批评这部《中国经济史》“头重脚轻”。实际上,“他只是没把时间控制好,后来课程快结束,只好讲得潦草些。”叶龙笑言。 “有人说,钱先生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没有清晰明确的理论体系。我并不这么看。钱先生一直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的制度和思想。他所做的,只是把历史的真相摆出来,用自己的眼光来批判本国历史。”叶龙说,一句话,以史为鉴。 一切当代史都会成为过去,但举头能见后人之笔,还有先师的眼。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可曾以史为镜?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入读新亚的缘由


从小学到中学,我对历史科的兴趣始终较为浓厚。特别是中国历史,所以上中国史课,老师讲课我总是聚精会神地聆听。

在中学时,何格恩老师教中国史,所用的课本,是国内世界书局印行,由余逊所编写的《高中本国史》。何老师没有介绍余逊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著名学者余嘉锡的儿子),却介绍我们参考钱穆著的《国史大纲》。何老师说:“作者钱穆先生,是近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没有进过大学,年青时从事教学工作,由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多年刻苦自学,其后,一跃而为大学教授。”跟着又说:“钱先生是我在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当时我们读的只是高中本国史,而何老师介绍我们阅读、参考的,是一本国内“部定大学用书”,也许是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史的知识和识见。听了何老师介绍钱先生的简介,产生的仰慕之情,牢牢记在心上。

其后,事隔多时在一个早上,偶然拿起报纸,在港闻版中刊载一则很小的特讯:今天晚上七时卅分,深水埗桂林街新亚书院举行文化讲座,由钱穆先生主讲,题目为“老庄与中庸”。看后,马上想起何老师曾介绍过的钱穆先生,却出现在香港,十分高兴,晚上按时跑到桂林街,找到新亚书院校舍,聆听演讲。

上到四楼走进讲室,坐满了听众。除了部分也许是书院的学生外,其他不少是中年人,或年老人。我想这些听众,若不是热心学术,怎会走上四楼在极其简陋的课室听讲?当晚,我非常留心地听了一个多钟头,钱先生讲些什么?都没有听懂,全不明白。只能看着黑板上所写的有关几个字。钱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件蓝色长衫,讲话时总是面带笑容,一边讲,一边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态度从容。内容虽然听不懂,却被他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和风度吸引着。

日后,我之所以考进新亚,是先经何老师介绍钱穆先生,再亲自前往桂林街“新亚”听钱先生的讲演,这是启导我进“新亚”攻读中国历史,以及日后研教中史所走那条漫长道路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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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文学史;平原;北大教授;钱穆;文学

南钱者,即钱穆也。钱穆出身于江苏无锡东部鸿声镇七房桥的一个书香家庭,却因参与学潮、时局动荡等原因,仅读到中学程度就辍学回乡,从此再未进入正规学校读书。在蛰居乡村教书谋生期间,钱穆“未尝敢一日废学”,边教书,边读书,从子部入手,渐得途径,相继完成《论语文解》《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等书稿,经顾颉刚举荐,以中学学历进入燕京大学任教,后又转入北京大学,出任历史系副教授,开设中国通史课程,这是钱穆讲授历史课的开端。

上庄子课


新亚文史系课程,有专书选读,其中《庄子》这一课程,是由钱院长担任讲授。

《庄子》专书选读是一学期课程,一共十三周,我们修读这一科目,钱院长在讲授的十三周中,只在《庄子》的内篇讲了“逍遥游”、“齐物论”和“养生主”三篇而已。

钱师讲授《庄子》时,也曾撰写《庄子纂笺》一书,是一本《庄子》的注释。钱师上课,一开始便说,你们可以参考《庄子纂笺》,但不要只读此书。自庄子以后,古今注解《庄子》而极具价值的各家著作,很多都应该参考。《庄子》一书难读,是不争之论。宋人苏轼亦曾称自己只能懂得四成,以东坡的才智,尚且如此,何况是初学的人,非靠注释辅助难以了解。钱师叮嘱同学不要只读他的著作,必须读郭象的《庄子》注解。他认为郭象是注《庄子》极重要的学者,千万不可忽视。而钱师不仅称誉郭象庄子注,更认为是研读《庄子》一书的基础。同时亦劝同学要多参考清人王先谦的《庄子集注》。这书是集各家注《庄子》较完备的著作。一般学者对自己的著作,总觉得比前人好,也比前人完美。而钱师讲授《庄子》,有重要注释的著作,都一一推介,足见钱师的治学胸襟。

钱师讲授《庄子》,一字一句都作深入解释。首先征引古今各家的注解,然后分析,再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进度非常缓慢,整个学期,只能讲授三篇。他教的是一种精读文章的方法,这三篇只是一种示范作用,去启发学生的读书方法。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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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站在课堂上,跟坐在书斋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光有满腹学问不行,还要善于“传授”出来。钱穆在北大上了四年的通史课,“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讲起中国历史来,见解新颖,史实的援引,尤左右逢源,历历如数家珍”,不知不觉两小时便过去了。前来听课的不单是本校的学生、教师,甚至还有附近高校的慕名而来者,比如着名学者杨联陞在清华读书期间,就到北大去旁听过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这门课,遂成为钱穆先生教学生涯的“保留曲目”,后来在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均有讲授,极得学生欢迎。

上韩文课


新亚研究所第一年研究生,必须选读几个学分课程,其中一科是“韩文”,即韩文公文章选读,担任此课程的是钱所长。

钱师在大学本部上课时,曾经和我们说过,他在小学时,某天老师对他说:“你的文章似韩文公。”称赞时还用手抚摩着他的头顶。钱师获得老师称赞过,也许对韩文公文章的兴趣更为浓厚,对韩文公更为崇敬。

有一次上“韩文”课时,钱师拿出上次的作业,一开口便说:“你们读书,还未能深入了解作者文章的意思,动辄喜欢去作批评,只学会了做学问要有一套批判精神,而忽略了一个人读书,首先要清楚了解作者文章的本义,这是对作者应有的敬意。到了有深入了解,然后才去作出评论。而今,你们动不动就断章取义,去找一点点无关宏旨的问题,就恣意去大作文章。这都是今天年青人读书的通病。”原来那天钱师是看过黄开华同学的习作,因为他批评韩文公一篇文章而引起的。钱师一方面看见黄同学对韩文批评的不恰当,不满他读书的轻率;其次钱师又认为韩文公是“文起八代之衰”,古今世人莫不称誉他文章的造诣,怎能稍读一遍,便随意去批评。除非有确实的问题出现,以及自己有新的见解,否则就是狂妄!

钱师在这堂课上,很激动地给予我们一次严厉的教训。他又继续地说:“读韩文应该细心去领略,不能只凭一时粗浅的认识,便以为找到了古人的把柄,凭个人的主观见解,任意指摘、评论与攻击,来显示自己的真知卓见。”钱师的话,正如清人章学诚批评评点派所说:“以古人无穷之文,而拘于一时之心手。”钱师再继续说:“我读韩文公的文章,通常都读好几遍。例如读韩文公的《送孟东野序》一文,在不同时期,读了不少于百次。而每一时期阅读,都有不同的领会和心得。”我想,钱师对韩文公的尊敬是真切的,并不是盲目的崇拜古人,否则不会如此生气、伤神。钱师除了教训我们之外,亦可说是教导一般年青人读书不尽心、不深入,又轻率掠过、不能沉潜深思下功夫的弊病。

这两节课程,是由上午十时半至十二时半的。钱师在堂上没有涉及课程内容,而且更超出上课时间到了下午一点才下课。钱师以史学著称,但他对文学重要著作的认真,与读书的严谨态度,有人说钱师学问的根柢是从文学开始的,这是有根据的。

这次上韩文课,其实是指点我们读书的态度和心态,要细心研读,仔细思考,精密分析。他不是讲韩文,而是给我们上了一堂“读书与研究态度”的课。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北京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陈平原。

此般情形,令人神往。最近,钱穆新亚书院时期的学生叶龙继整理出版《中国经济史》《钱穆讲学粹语录》《中国文学史》等讲稿之后,又将他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成《中国通史》一书,让人宛若置身半个多世纪前钱穆的课堂,一睹其“越说越有劲,思想兼带着史实,如江河之下泻”的风采。其实早在西南联大期间,在陈梦家的劝说下,钱穆就凭借当年发给北大学生的通史参考资料,写成皇皇大着《国史大纲》,上下两册,五十万言,构筑起旗帜鲜明的史学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叶龙整理出的《中国通史》,更像是钱穆《国史大纲》的“课堂版、极简版”,既保留了钱穆史学研究的核心观点,又没有了学术着作的晦涩高深,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两书比照着读,别有一番趣味。

钱宾四师


我第一次知道钱穆先生的名字,是何格恩老师介绍我们读钱先生那本《国史大纲》。第二次是在桂林街新亚书院所举办的“文化讲座”,聆听他的讲演。第三次是听他在讲台上讲授中国通史课程。钱老师讲话,是出乎意料之外难听懂。整个文化讲座中,只能听懂他读出写在黑板上的几个字。坐了一个多钟头,只能欣赏钱先生在讲台上,面带微笑,口中滔滔不绝,发出抑扬顿挫的声音和风采。上中国通史课,第一学期结束时,有一位姓罗的湖南籍女同学问我:“你能听懂钱先生所说的话有多少?”我说至今大概有四成吧。她说:“你比我好,我还不到四成呢!”试想想连一位会说普通话的,亦不能听懂四成,难怪我们那些广东籍的同学了。记得多年后,钱师有一次在礼堂上讲演,一位哲学系姓陈的同学,听讲完毕,问他听懂多少?他说只听懂了两句,他所说听懂的两句话,还有一句是听错的,实在只能听懂一句而已。可见钱师与广东籍同学的语言障碍的程度了。幸好我修读中国通史的前一学期,只靠阅读《国史大纲》。那时候若不是深爱中史和敬仰钱师,又没有坚毅的忍耐能力,不是退学便是转系了。

不到一年,钱师所讲的话,除了较难懂的一些外,几乎都能听懂了。钱师讲课时那种从容不迫风度,和抑扬顿挫的声调,更能领略所讲内容的精辟之处。

钱师在课堂上讲历史,固然对历史人物有批评,甚至对当今的政坛人物、学者都有评价,这些都是我喜欢听的。记得一次,他说:“读到梁任公先生说的一句话,‘中国不会亡’,更激发我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钱师更愤慨地说:“许多人都批评,看梁任公的文章上,每三行中就能找出一个错处!试想想,你们写文章是躲在图书馆写的,不要忘记梁任公却在茶室中,或坐在车厢、轮船上写的。”说时显出他认为别人对梁任公批评的不公平。我在课堂上听钱师评论近代的学者中,他给梁任公先生极高的评价。

有一次和钱师见面,谈起中国古史研究中掀起一阵疑古风气,顾颉刚先生是一位疑古的健将。我问钱师:“为什么顾颉刚先生重刊《崔东壁遗书》中能容许钱先生所撰写的一篇跋文。这篇文章,是持反对意见的,都会放在一起?”钱师没有作出正面回答。停了一会,钱师说顾颉刚先生曾经对他说过几句话:“当今有些年青学生,所表现的成绩比我好。我有一点成就,只是一时风会而已。”钱师说出这几句话,是要透露顾先生为学的谦虚及有容人之量。难怪顾先生可以推荐钱师从一位中学的教师,到北京的一些著名大学任教,更可说是钱师持反对疑古的文章,能放在重印的《崔东壁遗书》中的间接答复了。

钱师亦经常谈到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很多都是著名教授的子弟,在课堂上所听到教师的言论,会与家长讨论。在他的班中就有疑古派极为激烈钱玄同教授的儿子在内。所以在这环境中,教学的人要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能随便和马虎!这正好是教学上的一种推动力。

在课堂上,钱师经常谈起,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上课,为了防备日军空袭,许多时候躲在深林中,而今天你们虽是过着流亡的日子,还有安定环境读书,比起抗战时期幸福得多了。这番话不外是激励同学,也暗示在坐的同学不要以为今日是读书最艰辛的时刻。

我记得钱师最喜欢对学生说:“夹竹桃开的花是美丽的,松柏则是受得起风雪,你们想做夹竹桃还是松柏?”以两种植物作为譬喻,是敦促我们要在艰苦中奋发。曾经有位姓黄的同学毕业后,急于找寻自己的出路,显出紧张与惶恐。钱师见他如此急进,又作了一个譬喻说:“找职业与走上巴士(公共汽车)一样,不必急于东张西望忙去找座位,只要安静地站着,耐心的等候,遇着在你身旁的人站起走开,你便可以安然坐下,何必急躁?”这个譬喻,是训示同学,也正好说明钱师个人的处世之道。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第一任校长李卓敏,由于钱师与他的高等教育理念有分歧,毅然辞去新亚职务。当时对钱师辞退有两种选择,以退休之名,则有可观的退休金;若以辞职,则待遇不同。而钱师宁以辞职之名,以示对教育理念不满而辞职。可见钱师并不斤斤计较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钱师隐退后在台湾定居,生活并不充裕,曾经有一次,我把香港人人书局出版中史教科书的校订稿费转交钱师,他却说而今也靠些稿费生活了。由此可了解钱师的生活情况了。有一天我经过亚皆老街一间书局,门前摆放一大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翻印本。那时候,中学会考中国历史科,政治制度史是颇为重要的范围,这本书是考生喜欢作参考而极畅销的。我告诉钱师,此书已被书局翻印,以平价两元一本出售。钱师即时回答:“有人翻版,有人爱读此书,是一件好事,收不到版权费,也就算了。”这足以显示钱师对自己著作的版权受损,处之泰然,只要有利学子,版税丧失亦不以为意。

曾经读过余英时教授撰写过钱师的治史精神,最能刻划出钱师治学用心所在。我们都有同感,在讲台上,听过钱师评论当代学者,认为鲁迅撰写《阿Q正传》,传诵一时,而他所塑造出阿Q这位人物,好像代表了中国人的性格,刻划中国人既好胜,又无知。说中国人都是如此,中国还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有人说钱师讲中国历史,都是说中国历史完美的多,不讲中国史上不光明、不合理的事而多加隐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客观。其实钱师并非不晓得鲁迅的用心所在,是创作一种反面教材,使国人反省。他认为有些人不悟鲁迅的用心所在,导致国人对自己民族,以为就是阿Q的性格,影响便适得其反了。钱师生于中国清末,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目睹国人意志的低沉、颓丧与悲观,认为必须强调中国历史有光明和美好的一面,重新建立国人的信心。我们读《国史大纲》的引言,就得领悟钱师在抗日期间撰写该书的用心所在了。

钱师认为要治理好中国,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外国。欧美诸国,都有他们自己文化传统,中国亦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一定要从自己历史文化中去探索,适应本身的国情,采取适宜的政策。现今国内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口号,“有中国特色”这句话,是国内经过数十年无数次斗争的结果,是今天国内当权的主政者从多年血泪的洗礼体悟出来。这也是钱师数十年讲学始终如一的信念,他经常提及“温情”(我到江苏无锡旅游看到刻在一块石上有“温情如水”四个字,便联想起钱师是无锡人,是否受到影响?),在五十年代大陆中共批判钱穆的一个罪状,是“温情主义”,而今天大陆当局又回转头来,提倡温情了。

钱师流亡在港,虽仅有十余年,在教育方面培育不少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为推动香港高等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未来撰写香港教育的发展史,决不能忽略钱师在这方面的贡献。

在台湾,钱师以九十六高龄谢世,出殡当天,高至总统、政府各部门首长,以及大批学者、教师,均群集前往公祭。而我在当天目送盖着青天白日旗的灵柩,目送推入另一殓房,不禁泪水滴滴掉下,与尊敬的钱师诀别。

钱师早年常患胃病,晚年又得眼疾,今得享高龄,实有赖师母之悉心照顾。某日到台湾,与李广健同往拜候师母,聆听师母讲述如何费心整理钱师有待重印旧作的繁重工作,更深感敬佩。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编者按:

值得一提的是,叶龙整理的《中国通史》,因为是课堂实录的关系,屡屡可见钱穆于史实的讲述之余,兴之所至地臧否人物,率性坦荡地点评时事,显露出其“史学顽童”的另一面。比如有一次,钱穆讲到“明代之政事”,讲到史书里记载洪武皇帝八天之间收了奏折一千一百六十件,突然大发感慨:“君王如要独裁,一定要龙精虎猛,不然一个月收到的奏折将达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处理一百件公文。这个君王要有铜头铁臂,不然一定吃不消。”言语调侃之间,又暗隐着对于明代政治的揶揄。如此的学术趣味,在《国史大纲》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而唯有此可爱处,方可见其作为一代大儒的至真与透彻。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钱穆1955年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其讲授内容一直未编辑出版。最近,钱穆弟子叶龙将当年听课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连载,引起多方关注。

钱穆曾称自己真正研究中国历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因而他的史学观带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他认为,历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弄清历史的史实,更在于史实背后蕴含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正基于此,他对当时史学界怀疑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打到一切传统的拿来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比如讲到史前史与神话的关系,他就认为:“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讲的话不一定有证据,但可能是真实的,而仍无证据可说的,却不一定无证据。胡适先生认为一定要证据是不对的。传说也有可靠的。诸葛亮借东风是神话,但赤壁之战是真的。”这其实是对古史辨派的直接驳斥。他还借东汉末年儒家思想被削弱、伦理关系被打破、党锢盛行好人下狱的史实,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若干主张:“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寥寥几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一切传统的激进立场,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最起码,今天的人已经意识到的,传统的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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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授课之始开宗明义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句半个世纪前说的话,竟引得今日学者们“吐槽”:不要说60年前,即使到今天,这一问题仍未解决。而且,不止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尚待“寻求与创造”。这同时让人想起,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也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当然,不可否认,钱穆历史观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有些学术观点,或有可商之处,比如称“中国在二千年前已有国立大学了”,非要跟西人比个短长,就显然有点牵强,至今仍有争议。但有一点,“为中国文化招魂”,是钱穆一生的学术职志所在,正如他的学生所说,“他为中国‘招魂’是凭藉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决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为此,他会常常在中国通史的课堂上,纵横捭阖,洋洋洒洒,或是借古喻今,或是意在言外,或是旁征博引,而核心始终不离他在《国史大纲》序言里所写下的初衷:“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这一点,在《中国通史》的每一个章节里,均有体现。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从钱穆讲文学史算起,60年了;从1988年学界呼唤“重写文学史”算起,也26年了。这些年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究竟怎样呢?本编辑部借连载钱穆《中国文学史》引起关注之机,顺水推舟,发起“再提‘重写文学史’”讨论。

学问深处是至真,于细微处见精神。读钱穆,读《中国通史》,当然并不只是看他在课堂上说说俏皮话,发几句牢骚,而更多是要观照到他于只言片语、嬉笑怒骂之间,传递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根据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不能丢弃的历史责任,也是钱穆一代的学人所能馈赠给我们的最为精深的文化瑰宝。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从本期始,《文化广场》推出《再提“重写文学史”》专栏,将陆续采访一批文学史专家学者,以访谈形式再续“重写文学史”之理想。欢迎广大读者批评和热情参与!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陈平原多年以前就关注到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事实,并曾在其专著中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