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韩国作家获得布克奖了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是因为要了解中国而选择一篇作品

 文学常识     |      2020-04-06

  对有叙事性的作品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讨论其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哲理性和描写方法。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继续让我们从这些方面受到感动。好的故事性不让我们随便放弃读书行为,有深度的哲理性不让我们放弃对人生的思考,好的描写能把作品的故事性和哲理性衬托得格外迷人。

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当代作家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今年四月中旬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一场翻译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研究翻译的学者和法文,德文与日文译者,还有三位国际闻名的作家,以及对中文外译有兴趣的社会大众和媒体。在这个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演讲,据说引起不少争议,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些批评。之所以有争议,很可能是讲稿被断章取义,我的演讲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有鉴于在场的听众不是都听得懂,特地将讲稿翻译成中文,投射在屏幕上,有的记者就用手机拍下他们有兴趣的部分,隔日刊登出来,读者看不到完整的讲稿,不知道上下文的思维逻辑,难怪有人会不高兴,听说都传到台湾去了。因此我回美国后特地修改讲稿,借《文学报》的版面将我的想法仔细陈述,希望能与中国的读者共同切磋。 一 讨论正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最近几年相当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所谓中国文学为何。我听了不少学者、专家、作家提起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还没有听到任何人给中国文学下个定义,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去的是某一种文学,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以及应该走出去的文学吗?那不一定。在场的诸位,想必有不少看过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等等,不算是严肃的文学。这三部曲翻译成许多国的语言,风靡世界各地的读者,是近年来瑞典文学走出去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也引出几个议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以此类型的通俗小说闻名世界是好事还是坏事?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武侠小说该不该,能不能走出去?最近来自中国的谍战小说《解密》在英语国家受到报章杂志书评的注目,这类小说可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第二个层面就是,何谓走出去?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么中国文学就已经走出去了,这其实有待商榷。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代表全中国的文学吗?得了诺奖就算走出去了吗?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曲高和寡,虽然获得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但不受国外读者的欢迎,这算不算走出去了?中国小说家追求的是什么?希望有广大的国外读者群,还是有小众欢迎就满足了?有大批国外读者,作者是否就成为通俗作家,是否就贬低了作家的才华和地位? 问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有答案,而是希望借此可以激发大家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讨论。现在言归正传。简单地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两个要素:作家与其作品;翻译。 谈作家与作品的时候要先声明一下,本文讨论的重点在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翻译小说的,而且,我关注的是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中国所有的文学。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文学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也有高低起伏,方向很难预料,不过原因还是有轨迹可循,一如某一个评论所言: 中国作家写作一般缺乏纪律,书写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五百英里,因此写成的作品里常有前后不一致,与事实不合的错误,缺乏说服力的人物和荒谬的情节等问题,可以说是一种浮躁的现象,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确,由于作家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他们常常缺乏耐心,无法创造出比较宏伟和美好的作品。这类的问题属于写作态度方面,另外还有写作技巧或经验方面的缺憾。由于缺乏客观的角度或经验不够,作家看不到他们的小说的一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这个评论有些地方我还是挺同意的。之前我也写过,谈过我自己对中国当代小说外销的一些看法,不是要挑作家的毛病让他们洗心革面,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何中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受欢迎度如此低落,并提供一些如何改善的意见。下面是我前年为《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写的自我访问: 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把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使人物的形象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这也是西方敏感的读者评价小说好坏的一个标准。 前一阵子刚过世的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夏志清教授提起的一个现象,可以有助于说明中国小说为何走不出去。那就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感时忧国倾向使得他们无法把自己国家的状况和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的人的状态连接起来。夏老的评论重点在于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但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也有类似情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因而忽略掉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教育有关,或是信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通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关注中国国内的社会现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若因此忽略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普遍性,很可能有不良效应。想要认识中国的西方读者自然就会偏爱这方面的作品,如厄普代克一般,把文学作品当作窗口来窥视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社会,把小说变成历史,但这类读者毕竟是小众,中国小说要走出去,必须要能吸引其他的读者。而且,希望能看到中国作家如何探索人类生存和生活状态的读者就不免要失望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得问问自己,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他们是否就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被当成社会文化教材来阅读?他们是否更愿意读者欣赏他们的艺术境界,并且得到共鸣?如果是后者,那么作家们就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追求,不能画地自限。 二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批评的最为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作家很少看得懂外文。比方说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可否认,他一定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通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大多是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我个人的看法是,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小说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有时的确会让看译文的读者却步,但长度本身不是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内容的取舍。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仔细描述每一个大小人物的特征是否有助于叙述?不断岔开故事主要情节并加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否有必要?是否更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我想,这个写作倾向或许跟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作家都是读这些章回体小说长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或《石头记》等,要是用西方当代小说评论标准来看,读起来很有趣,但这些作品不见得能算是伟大的小说,因为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红楼梦》或许可以当作是清代贵族生活的记录,但是否算是一个结构严谨的小说?不该有的都有了,该有的却不一定都有。这些看法极具争议性,我猜想读者看了报纸后的负面反应可能跟我对《红楼梦》的批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缺点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其他国家的作家也会有的,只是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度量很大,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美国的评论家可没那么客气了,下面的例子来自《纽约时报》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 很明显的,如果有严谨的编辑过程,弗兰岑先生的小说便可获益匪浅。小说里有冗长的叙述不但远离主题,而且除了让作者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人得以发挥之外毫无用处。另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不少片段里强行闯入故事告诉读者他们正在目睹的情况或事件,实在很没有必要。一些过度戏剧化的部分给人一种妄自尊大的感觉 当年五四时期的改革派文人提倡除去传统写作的影响,效果为时不长。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这关联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文学标准?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要指控我宣扬文化帝国主义,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小说。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跟西方的novel之间还存在相异之处,中国作家写的是小说,但翻译成英文,英文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来看待,用的是判断novel的标准,因此,中国的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novel的文学传统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 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读者日益减少的现在。因此,英文小说有不少出色的开头,吸引读者的注意,如《白鲸记》的开头:Call Me Ishmael,或 《双城记》: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较之下,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大部分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不是介绍一个地方就是把开头写得好像是学术著作的序文,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以上这些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可能让读者反感,因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的重点放在想走出去的作品。我想我们都同意不是每一本小说都能或都需要翻译成外文的。有些作品就是纯粹为国内的读者写的,能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就可。但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国境,就必须注意一些潜规则,才可能在翻译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以后是否有中国小说可以成功地违反所有潜规则以及市场标准?很难说。但对大部分的小说而言,不管是在翻译后寻找出版社时,或是出版后面向读者介绍时,这些潜规则是不容违逆的。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我的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第一派,我称为纳博科夫派,他认为翻译的作品读起来就该让读者觉得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能让读者感觉好像是用他的语言写的。第二派是帕斯派,即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他的主张刚好相反。近年来翻译小说出版情况如此不乐观,我看只有勇气超人的翻译才敢遵循纳博科夫的原则,刻意尽量接近原文,让译本读起来生硬像外文。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 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某个作家说他的小说出版前,不仅请朋友帮读一遍,而且自己也会设法从读者的角度审视作品,常常抓出一些错误,有时是十分严重的毛病。但身为一部小说的作者,很难完全客观看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编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世界闻名的作家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外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外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我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我在自我访问里也提到过: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中国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很多人批评我和他人的翻译大都与编辑改动有关,他们认定是我做的,其实不是。 这么说,译者都不做改动了?当然不是。但是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或修正作者的错误或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责我连译带改,事实与指责的相差甚远。最近几年老有人说我的翻译是creative 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这是褒词还是贬语,有几个中国朋友跟我说,是褒奖,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书里也都说明了,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这可能是某些法文译者看不懂中文或看到难翻的部分常常就删掉不翻的原因之一,因为出版社老板看不懂中文,删了也可能使译文读起来顺一些。我知道的就有一个中文小说的德文翻译得了一个大奖,但事实上那个德文翻译几乎是把整本小说重新改写。对中国文学和那个作家来说,是一大胜利,但是却牺牲了信达雅里的信,顺便附加一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信的概念。不过这些都是特例,我所认识的翻译大部分是绝对敬业,值得信赖的专业翻译,他们都竭尽所能设法翻出忠于原著又好读甚至又有销路的译文。有人常常说,译者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最认真的读者,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我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和一点小意见。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我说的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我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我就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

对于韩国文学的了解相对较晚。席卷电视屏幕的“韩流”让中国人开始对韩国有了真实而确切的了解。那些家庭伦理剧让无数中国人为之着迷,而后又发现了韩国电影的多姿多彩,像金基德、李沧东、河正宇等导演、演员,在中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不免好奇,他们当代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金冉先生翻译过来的《韩国现代小说选》,我对韩国小说有了很好的印象。我逐渐知道了金仁淑、申京淑、金熏等等一批作家,我被他们深深吸引。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一位韩国作家获得布克奖了。我去了解后,发现是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之前早已读过。那部奇特的作品曾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次漫长的飞机旅程。那部小说体现了东方现代作品在表达和处理生命意识时可以抵达怎样的复杂和微妙。它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为此我感到高兴。

评选出来的这十部小说可以说反映了现代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文学经典,同时这些经典也构成了我们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传统是什么?关于传统的理解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传统是过去的东西。其实传统并不是死去的东西,传统应该是活在现在,或者换句话说是我们活在传统之中,因为我们本身也正是生存在传统的血脉里面。譬如现代文学的传统就滋养了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学,二十世纪的文学之所以走到今天,和鲁迅那一代作家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滋养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应该把现代文学理解成我们的血脉,这样我们就可以虚心地倾听前辈们这一百年来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有哪些血与火的世纪性经验和教训。

核心提示: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

  20世纪以来,形式或技巧成了关键性的重点。其实作品形式里已经包含著作家的哲学、对世界的看法等。但是,有的作品(包括诗歌)的内容(故事性、哲理性等)不胜于形式和技巧。这种作品让读者感到空虚。幸好中国文学作品的传统一直是作品的内容胜于形式和技巧的。质朴的形式却让我受到更大的感动。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没有独特的技巧性。我觉得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幽默性。这种幽默不是在语言上轻薄地幽默,而是看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以后才能产生的幽默,所以很多作品以幽默方式表现出他们的人生、哲理等。这句话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写幽默,我要说的是,在中国作家们的血脉里已经流淌着他们特殊的幽默感。美国作家的幽默跟英国的幽默不一样,中国作家的幽默跟他们也都不一样。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写出有深度的好作品来。

东亚,从太空中看这片土地,既像是世界的开端,又像是世界的末尾。当然,地球是圆的,每个地方都符合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我们就会意识到对这片土地而言,这种说法所具备的强烈确切性。这一点在进入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之后,会变得更加鲜明。这片土地上有着漫长连贯的历史、璀璨炫目的文化,但在西方的话语中,这片土地却被称之为“远东”。远与近,开端与终结,延续与重生,便在数百年来的世界现代进程中,成了这片土地的主题之一。“东亚”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与地理综合而成的概念,可以与之类比的,也许只有“西欧”。世界的两端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世界两端的相遇与融合,也几乎成了整个当代世界的一则寓言。

中外现代经典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跟我们今天的生存依旧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还有世界的现代历史,理解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像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当然还有赵树理、汪曾褀,这些作家他们提供的对人性、对世界的感悟,对于理解我们怎样成为现代人,以及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怎样生存的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现代经典具有一种切身性,读现代经典大家能够感觉到现代还没有走远,现代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呈现都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譬如像鲁迅当年的很多论断,似乎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得到印证,很多读者都是读了鲁迅的杂文认识到什么是现代,同时也大声疾呼鲁迅当年写的那些话好像说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至少鲁迅没有离我们远去,许许多多的现代作家都没有离我们远去。当然也包括像沈从文这样的大家。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特点,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小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大学毕业后,不顾一切地决定学习中国现代小说。上世纪80年代,韩国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现代小说,更不必说中国当代小说。我也是研究生生活开始以后才认真地读中国现代小说的。

上述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得是一个好的读者。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读者”是一种概念的虚构。罗兰·巴特认为作品完成,作者便死去,但实际上,每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确定的作者,而无法确定的恰恰是读者。读者究竟是谁?可以是你,可以是他,可以是任何正在阅读的人。也就是说,读者并非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在场的状态。以我自己的写作生涯为例。我遇到每一位读我作品的人,既修正和完善我的写作,也修正和完善我对于现实之人的认识。不再有读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本身。写作在召唤和创造着阅读,阅读如水,浸润每一个来到语境中的人。

关于什么是“经典”,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给出了一个定义:“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什么是“先期的热情”?就是当你还没读这部经典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那什么是“神秘的忠诚”?就是你要像对待自己的恋人那样对经典不离不弃,而且始终有神秘感。如果大家对于经典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或者也能像对自己的恋人那样保持长久的兴趣,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升也就指日可待了。

顾彬还认为,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因而造成了现代性不足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必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顾彬说:“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属于俗文学。”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其实我觉得,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不能分开的。许多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绝对不妨碍读书行为,也不妨碍读者受到感动。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上的背景,也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结构、作品中的世界。

仔细反省自己的写作,我惊奇地发现,我自一开始写作,脑海中几乎没有读者的位置。我对谁会读我的作品完全没有考虑。我并非自负之人,恰恰相反,这应该缘于我的谦卑而漫长的阅读史。我很可能当不了作家,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再阅读,完全沉溺在现实当中。阅读是区别于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所进入的是同一个空间。我愿意借用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一种定义:“第二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机械地凌驾于我们的现实空间之外,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空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

所谓的“文学经典”是那些最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反映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的精神命题,最能反映人类的困扰和绝望、焦虑和梦想的创作,也是了解一个时代最应该阅读的作品。比如要想了解中世纪就应该读但丁,要想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就读莎士比亚,要想了解十九世纪的法国就读雨果和巴尔扎克,而如果要想了解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就必须要读鲁迅,特别是《鲁迅全集》中非常详尽的注释。

顾彬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顾彬认为,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以金庸为例,他是不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语言很优美,甚至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

  直到现在,最走红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很独特的故事性和哲理性,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是很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对历史有深度的理解就能产生有深度的故事。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一方面越来越广,一方面越来越细,表面上看来渺小的事情也需要更广义的理解,但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故事是源自有生命力的历史观。

日本文学的丰富不必多言,从川端康成到安部公房,都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在这里想提到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开始作家生涯时,就有一个愿望: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我对他的这段话念念不忘:“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这段话出自大江先生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二十多年前,他便发出了这样感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对于他所倡导的,回应得非常不够。

但是沈从文毕竟是一个现代小说家,他有着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体现在沈从文已经预见到湘西神话已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边城》结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倒掉了,而祖父也正是在这个夜晚死去,翠翠的心上人则离家出走,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这里白塔的倒掉,不仅仅象征着小城的风水,而且已经成为边城世界的一个象征,它的倒塌预示的是一个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

网友:金庸小说德国文学畅销书榜上有名

  二

最后我想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那个“第二空间”的精神公民。那个空间没有国界,不分民族和文化,因为写作和阅读都出自人性的基本处境。但奇妙的是,文学又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印迹,那些印迹不仅没有成为阻挡人们的高墙,反而让人们通过那些印迹对彼此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如东亚,我们在文化上的同根性与独特性,造成了既相似又疏离的当代状况,除了深入地阅读彼此的文艺作品,我想不到有更好的亲近之道。因此,我依然如此渴望和迫切地想要阅读东亚国家的作家作品。我相信这种心情一定也蕴含在你们的心中。

从艺术性的价值上看,中国现代文学也留给我们大批的好作家,还有许多艺术性非常高的好作品。但是在我看来,整个二十世纪最好的作品可能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写出来了,之后直到今天,我认为仍然没有人能超过老舍、曹禺,更不用说是超过沈从文和鲁迅。即使就艺术感受力和文字表达工夫而言,也没有人超过张爱玲。上世纪末香港的《亚洲周刊》曾经组织过一次全球最有名的华人学者评选二十世纪的百部小说经典,其中排在前十部的作品中有九部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品,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是唯一一部五十年代后的作品。

网友李子说:“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高低,还需以中国文学标准进行评判。金庸小说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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