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游民的江湖,后者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

 读书文摘     |      2020-03-21

  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一直为世人瞩目。在有答案之前,必先对中国社会的隐性与显性的特点有所认识。为更好理解此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窥视未来前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接受了访谈。

新近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王学泰、李新宇两位学者的合著——《〈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的副题已显示:该书以现代性的学术眼光重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大古典名著,意在彻底清洗经典中的毒素,免其在流布中荼毒生灵,贻害万世。

江湖,词语含义较多,在古时指江河湖海、江西·湖南等,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江湖应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江湖是很险峻的人生旅途。所以就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较为熟知的是武侠小说中豪杰侠客所闯荡的社会,也指有人的地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现今大家脱口而出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小说教”里的中国人

著作上编是“《三国演义》批判”,下编是“《水浒传》批判”。两大批判认为,前者张扬权术文化和奴性思想,后者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这些都是中国经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病灶或毒素,只有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清洗,才能把读者从阴冷而残酷的历史沼泽中拯救出来。具体地说,“《三国演义》批判”主要着眼于:《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王学泰先生对《水浒传》的评判主要着眼于:《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正是文本里弥漫着的浓烈的“游民气”,使“‘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掩卷沉思,我们发现两大批判撇开美学的、诗意的逻辑,而立足在历史学、社会学或者说立足在认识论的学理立场上。因此,细读两位博导的珠联璧合,我们内心洋溢的始终是新道德的神圣感、崇高感,激赏的是著者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眷恋,遗憾的是我们很少领略到著者对两个文本卓越的艺术成就的精湛剖析。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其实就是以小说中的有武功的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所组成的关系网,一个小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必担心衣食住行,不必担心法律制裁,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以实力说话的世界,但就像它脱去了恶人身上的枷锁一般,它同样也解放了正义之士思想的束缚,使之可以快意恩仇,以暴制暴,在这个设定之下,反面角色虽多,但侠义之士出现的概率也要远大于现实社会。《水浒传》中的江湖指的是“游民生活圈子”,或说游民性格和游民意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江湖气”------ 北宋游民生活的空间。那时的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

  熊培云:记得有一年在柬埔寨旅行,当地人就和我说很喜欢不久前热播的《水浒传》。

这里有一个涉及文艺批评、文化批判的原则性的问题:怎样确立学术评判的维度?究竟该用什么、怎样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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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清代有个史学家叫钱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释三教,但从明代以后又多了一教,叫“小说教”。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太吸引人了,不仅士大夫们喜欢,而且连不识字的妇女、儿童以及连圆都画不好的阿Q也都喜欢,论及影响它比儒、道、释三教还要大些。像阿Q唱的“悔不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龙虎斗》的唱词。钱大昕说,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他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的一类作品,包括戏曲、曲艺;一是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以渔色为风流”的一类作品。当然,现在不同于那个时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样的作品既反应了底层社会的游民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意识的扎根与流行。

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应在历史维度和时代维度的双重视角中展开:既要用当下的价值观去审视,以挖掘和发挥其现实实践意义,又要结合当时特定的背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对古人有所“同情”。这种双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对古人的无原则的宽容与不冷静的苛求。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评判,除上述的两种维度外,还应该施以美学的尺度加以裁判,就是说,文学经典的评判,理应在历史、时代和美学三种维度的交织中立体地、动态地进行,以便于厘定其在文化时空、文艺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

那么《水浒传》中的游民江湖到底是干啥呢?《水浒传》中的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在请武松吃饭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都惊呆了,只是下拜。武松还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坏事没有见过?什么坏事没有干过?什么丑恶的事没有听说过?连公差听了都感到恐惧的这种“江湖”。

  熊培云:这些小说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究竟起了怎么样的影响?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经典产生的时代决定了它们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结构扭结点反映“三分”的历史趋向,并由此张显出作者对美好道德人格以及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而《水浒传》则以宋江为中心人物,通过朝与野、忠与奸的矛盾斗争表现出作者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渴望。虽然特定时代影响的痕迹使经典寄生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毒虫,诸如弘扬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等,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又有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宋江在追求理想中也表现出英勇、坚毅的品格,经典都赋予他们悲剧性的人格魅力。这些在今天难道就没有积极的美学意义了吗?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演变历程和存在形态,我们对它的“毒素”和“养分”很难做出一刀切式的界定。另外,我们也应该相信,身处在当今的语境中的真正的文学读者是有一定的精神免疫能力的,他们会作出适宜自己的选择的。

这种“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水浒”系列和《水浒传》中,在这些文学作品之前还没有人大量这样使用过这个词汇。那些文艺作品中所提到的“江湖”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游民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他们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安全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仅要“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规则。

  王学泰:宋以后,中国社会受戏曲曲艺影响极大。不仅在民间的,如太平天国运动装束、官职,作战方式,受通俗文艺影响也很明显。义和团中的成员在重大活动中都要化妆为通俗文艺中的人物(在义和团中这些人物变成了神),如化妆成孙悟空、猪八戒、黄忠、马超等。包括辛亥革命也一样,它受到天地会的支持,而天地会也是一个戏剧化程度很深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有了苏维埃共和国,大家不懂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最初来这造反做皇帝的是苏兆征,而苏维埃则是“太子继位”。

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江湖人员的构成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了。

  熊培云:透过这些分析,此时我们更能体会现在的帝王戏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究竟起了多少负面的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塑造双重性格,一是游民,二是臣民。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然而江湖中确有有形的组织,这种有形组织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会社、帮会,另外,各种各样武装团伙、绿林山头等等也都是有形组织。如《水浒传》中梁山泊、二龙山、少华山、清风山、对影山等就是有形的,可是游民奔走觅求生活之路却是一个无形的江湖。宋代往后,越是靠近现代,这种有形的秘密组织的类型就越多。但是江湖所涵盖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都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游民,江湖中还有一种从事合法活动的游民,比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他们并不干非法活动,而且他们的服务往往还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的。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时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王学泰:游民性格不是我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总结出来的。这些小说由江湖艺人初创、再经过文人改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游民痕迹。中国历史表现出的“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社会垂直流动,变化最大的两个阶级便是皇帝与游民。有时皇室降到最底层,甚至性命不保,而游民则有可能做了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他没有土地,数年间作游僧,以乞食为生,真正的身份是游民。

  熊培云:统治者对这些具有反叛性质的小说通常采取什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