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

 读书文摘     |      2020-02-27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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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银:关于栏目的设置,大家都提到要关注民间的视角,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思考和认同。这几年很多学者在研究经典问题,而经典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典的建构,经典建构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学的传播。我们更多地关注文人的传播,但对平民的传播或者说中下层文人的传播重视不够。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专刊贯彻了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专刊在内容上既有汉民族文学,也有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文学交叉,布局做得很成功;风格上多元共存,标题生动,又兼顾了普及性;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作者,从老到少,吸引了学界同人的共同参与。《文学遗产》专刊对团结学术界、推进学术交流作用非常显着。他指出:“整体来说,我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这个品牌创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广大作者肩负学界的信任,要多写好文章,要认真写文章,要为新时代法治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要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作贡献。”

赵伯陶:文学研究有宏观视角,有微观视角,可能还有中观视角。宏观研究就是解决“文学是什么”这种大的问题。微观研究并非只是考据,我们搞古代文学的人要读懂古典文献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许多名家的注释中都沿袭了习惯性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专栏纠正一下,就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的读者比别的杂志广泛得多。吴小如先生有一篇文章,说《曹刿论战》里“轼而望之”,与孔子过泰山侧“式而听之”意义相近,扶着轼观望,以表示恭敬;而我们中学课本讲“登轼而望之”,轼是扶手,不可能登上去。这些小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也很有意义。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与会专家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以来,三年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作量与学者的参与度稳步上升。我们一直在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做探索。专家办报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遗产》专刊贴近读者、贴近学者、贴近学术、贴近学术前沿的目标,保证了《文学遗产》专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作者与编者的统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凝聚了古代文学界各位专家的心血和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支持与期待”。

陈虎:我感觉“对话”的选题形式比较好,因为它的知识含量比较丰富,在尽量少的篇幅里边,能够反映尽量多的知识含量,这符合报纸的要求。我建议,第一,要多做一些访谈性的内容。第二,题目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第三,抓两点,一老一新。一老是老学者,这牵扯到一个学术传统传承问题,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一新,就是新材料、新观点。第四,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有限的篇幅里边,一定要流露出尽量多的学术信息。第五,增加一些论点摘编内容。第六,是整体规划问题。每一期文章和文章之间在内容上一定要有文气,要让读者看到这一期文章是一个整体;每一期和每一期之间要有连贯性。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注重兼顾通俗化与学术化,注重各民族文学共通互鉴,也是与会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

尚学峰: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既是社会大众关心,又具有学术含量的题目。我们的编辑者和作者不但要有锐利的目光,还要有责任感,我们要去弘扬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化传统,让社会大众都知道和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表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大众的基本定位下,《文学遗产》的文章应当短小精悍,可读性强,吸引大众的兴趣,但是学术性也不能弱化。”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赞成这种说法,他说:“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通俗表达和深度学术性的结合,同时,注重前沿性和系统性。”针对文章如何做到简短性、学术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认为:“简短性是报纸版面的要求,刚刚很多人提到报纸要兼顾可读性,但如果太有可读性了,可能就缺少学术性了,所以这三者的平衡是一个难题。可以考虑刊发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刊发在方法、视角、维度等方面都有新鲜性和开拓性的内容。”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一方面要坚持故事化与诗意化的结合,文字需要精练,耐咀嚼,有韵味,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典雅化与民俗化的结合。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之学,古代文章之学不是文体之学,现在只将它作为文体之学,会使研究越来越窄。民俗化是有韵味,各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各样的韵味都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方式展现出来。当然,故事化、诗意化、典雅化、民俗化、地域化的结合,是为了让文章呈现更高水平。”

黄震云:《光明日报》能够给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平台,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重视。从今年一年的成绩看,《文学遗产》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气质。以后,我认为还要继续坚持今年的特点,坚持中国古代文学本位立场,同时可以延伸到海外汉学,要关注中国文学“载道”的传统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淮阴师范学院许芳红教授认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承担着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无论是从选题还是文章,都体现了我们办刊者的一种胸怀、眼光和视野。”

李宇明:年终岁末,北京语言大学聚集了这么多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文化学者,共同探讨《文学遗产》专刊的办刊问题,我作为会议主办方,非常激动。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宁夏大学胡玉冰教授认为,入选到《文学遗产》专刊中的文章观点要有启发性,言浅意深,雅俗共赏。杭州师范大学叶志衡教授指出,《文学遗产》专刊要引领学术研究的潮流,关注历史的大事件。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在理论高度上要再加强,体现更多的理论色彩。

2015年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在停办7年后复刊,同时也恢复了专家办刊的传统。为此,光明日报社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共建“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学术支持单位和编辑平台。研究院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为专刊提供指导,同时每期专刊的主编也于委员会中轮流产生。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和复旦大学吴兆路教授认为,既要进一步发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特长,又要重视它的普及性,使它的受众更加广泛,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功用不断扩大。与会专家还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建立微信公众号,“我们要让住在国外的读者也能看到”;要整理结集出版优秀文章,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文学遗产丛刊》的优良做法,方便读者阅读。赣南师范学院王利民教授补充说:“可以每年精选一些文章,列出目录,整理成集,放在各高校的图书馆里,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可以读到,对学术也能有比较长期的影响。”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说:“我们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文学遗产》来培养读者高尚的、美好的审美观,让初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都能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聊城大学苗菁教授说道:“中小学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中小学老师和学生都有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文学遗产》应当继续向中小学、向基层教育延伸,增加对他们的影响。”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

建立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做好续接传统的工作。山西大学郭万金教授指出:“我们古人谈到续接传统的时候,谈得最多的事情是读书。古人谈读书多,谈学术少,古人最担心的事是天下读书的种子绝了。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湖南工商大学成松柳教授强调古代经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应该回应时代和世界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问题: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历程,中国文化的内涵包括什么。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去回应。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中国文化历程,而且从经学和文学的角度切入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方法。”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补充道:“中国古代文人不是以孤立的文学创作为主的,要打通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增加一些交叉学科的内容,这符合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时代的本来面貌。”辽宁师范大学张庆利教授认为:“研究古代文学,一方面要认识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我建议重视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凝聚、经典之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等问题。”

现在的中国正在认真地看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一幅是中国历史文化地图。我们要考虑,在新的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理念能够带给世界。“一带一路”由54个国家来共同推动,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看起来,它还只是我们思考的第一步。推进中国和中东欧、非洲、南美的合作,显然是中国人站在世界地图前认真思考世界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此时离不开第二幅地图,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图。中国要走向世界,不可能这样空手走出去。在世界历史上,英国人的世界化,是使用人才、语言和政权等手段成功地建立了日不落大帝国;以美国为代表的二战之后的世界化,是靠经济、军事以及科技文化等手段得以成功。现在世界想听听中国有什么办法来进行全球治理。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多洛肯:弘扬我们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加强文化多元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多民族史观的教育,对于强化我们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文学遗产》专刊也能给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界一期两期的介绍机会。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文学研究;叶嘉莹;文学遗产;学者;学术

郭丹:现在我们关于文学、散文、小说等概念还是没有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我们的概念还是停留在西方的“三分法”“四分法”上。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学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建议,有些问题讨论之后可以继续跟进,一期不够,还可以再接一期。我们的光明《文学遗产》其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除了将版面办好,还要把学术共同体办好。我们集思广益,在这个共同体中既能畅所欲言,又能互相学习,得到更多启发。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吴书荫: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关注《文学遗产》,当时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过去《文学遗产》很支持年轻学者,这个作风我们应该要继承。新时期把传统文化向世界推广,要抓住一些顶层问题,宣扬一些有特色的内容,可以组织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发一些新颖、短小、有争论的文章。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孙明君:专家发的文章可以多些。对话很吸引人,建议以后可以请观点对立的双方来做。要关心青年学者,是不是可以有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篇幅发青年学者的文章。发文章对青年学者来说是了不起的事,青年学子在这上面发文章,然后就可能一举成名,学术界就会认可他。如果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的刊物就办得非常好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指出:“《文学遗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重要,是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因此文章需要有过硬的内容和质量。”他认为,作者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内容一定要好,同时,语言一定要流畅,通俗易懂。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认为,“光明日报的《文史哲周刊》代表了光明日报的文化高度和理论深度,因此,追求高境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关注社会上关注度高、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又用读者喜闻乐见的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所以,通俗性与学术性并不矛盾,有时候正好是统一的。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被人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们就越要反复再思考。反过来说,如果在历史上很少受到大家关注,除非特别的例子,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不重要的问题。选择大家关注度高的问题,它就是通俗的问题,不是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发表的文章不是研究假问题的、哗众取宠的,希望文字是最简练、最朴实的,同时内容又是创新的。”大连民族大学李洲良教授建议:“古代文学要立足古代,继而构建对未来有领导力的东西。古典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研究理念要是现代的。我们的文风应该是用通俗优美的语言阐述很深刻的大道理,做到既通俗又深刻。”他认为,应该把最复杂的道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来,而不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后一种文风是不值得提倡的。

范子烨:建议整理一下过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登的所有文章,建立相关数据库和网站。选题要突出当下性,文章一定要有思辨性,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重要的考据文章也可以发,但必须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在重大学术问题上能引起重要学术关切的文章。

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收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现在搬了几次家,很多书都淘汰了,两沓《文学遗产》专刊剪报始终是我的案头书,我写文章都要翻一下。它的可读性很强,读起来非常亲切,每次都受益匪浅。”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对他的启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就喜欢在报栏上看报纸,特别是看《文学遗产》的文章。《文学遗产》办得比较活泼、新颖,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去写文章,可以说办出了光明日报学术专刊的特点。”

基于这样的情怀,我们不但要继续做好《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工作,还要将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我们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服务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