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的任何事情.在美国

 读书文摘     |      2020-02-05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作者:王小东 北京知名学者)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现实困境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与治理低效、选举制度的金钱化与民意的衰退、政党制度的游戏场与公共力量的消解等。这实际上是由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所坚守的自由秩序立场失效导致的,其标榜所谓制度永恒性的合法性论证实质上源自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内核。当人权的天赋被“商赋”兑换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性欺骗自然真相大白,经济哲学的批判有助于揭开其普世幻象的本质。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民间教育的开创者和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一生教了三千多名学生,成为儒家学说的创立人,与古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同处在仍是述而不作的同一时代,是当时从太平洋西岸到地中海沿岸广袤的大陆上三个最具思想的人物。三者生前都在政治上不得志甚至受到迫害,却在身后获得崇高的评价。而且,虽然相隔遥远,孔子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却令人惊讶地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点。孔子现今仍然广受尊重。1971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美国的教师节。1993年,全世界宗教领袖在美国的芝加哥召开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将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普世伦理原则,认为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的第784号决议案,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无价贡献。《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他的言论编纂而成的,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家喻户晓,也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越南半岛北部等中国周边地方的百姓所熟悉,可以说是东亚的《圣经》。为什么叫论语,历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根据。我的猜测,是孔子的学生依照商周时期朝廷左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行为的叫传(《左传》),右史官所记录国君、大臣言论的叫语(《国语》)的惯例,把经编纂的孔子言论集子称为《论语》;当然,现今所见的《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的行为。《论语》中的论字音义同伦,所以读为伦。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中说:论,伦也,有伦理也。语,敘也,叙己所欲说也。因此,可以说,论语一词的意思就是关于伦理的话。《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虽然零散,但体现了孔子对夏商周文献所包含的修身养性、治国齐家、社会伦理等思想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是继承了氏族民主公社文化因素,带有阶级国家和集体农业性质,非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国早期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儒学思想中符合人类活动规律性的科学合理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自西汉文帝之后便逐渐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铸造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以及中国周边地方人们的人格起到了主导作用,影响深刻而久远,至今仍然具有不自觉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论语》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的类价值和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作长期的认识和研究的结晶,虽然它的很多语言是当时较为口语化的语言,而且没有严密而高深的理论阐述,但对指导人类成员平常各方面的活动有着最基本的不可须臾离(《中庸》)的作用,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条文,更是关于人的类价值和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的哲学。时代虽然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进步,但《论语》提出的基本道德思想、道德范畴以及教育、治国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即使将来也不会过时。用《论语》的语言来说,《论语》讲的是中庸之道,也以中庸之道来讲,也就是《中庸》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通俗地讲,《论语》讲的是做人和人际关系的常识。虽然当今人们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仁义原理与西方思想家阐发的对立统一原理、万有引力原理一样永垂不朽,这也是他身后扬名千古的主要原因,而决不是有如一些人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的结果,否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皇权专制社会中,最有可能得到百姓颂扬的是秦始皇。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东渐,加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自由、革命的旗帜,在反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中,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儒家思想,指向了孔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这方面的旗手。儒家经典从此很少进入课堂,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直接接触和认识。现在看来,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他们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很大不合理的一面。他们当时局限于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家经典官方化、教条化的教育及其对儒家思想相应的认识水平,或者是故意以孔孟为攻击靶子,没有区分早期孔孟儒家思想和后世儒家思想的异同,把自西汉董仲舒至南宋朱熹期间被小农业皇权专制化的后期儒学当作整个儒学的正宗来批判,误导了后来的人们对孔孟儒学思想形成了片面的、负面的、歪曲性的习惯认识。这种现象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巅峰。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御用文人利用现代语境替代古代语境和古今词语歧义,故意把《论语》解释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至今,中国大陆大多数五四运动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仍然仅仅来自于五四运动对孔孟思想的片面性批判和文革对《论语》及孔子所作的颠倒是非的批判,并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原著。这种流毒当前仍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一提起学习儒家思想,他们就条件反射似地作出激烈的语言攻击,不自觉地与故意破坏中华文化根基的国外文化侵略势力及其在华代理站到了一边。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孔子当时的思想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既具有人类道德伦理,如仁、义、礼、智、信等普世性的东西,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法家一样都希望国家实现大一统从而实现社会安定,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在统一的措施上他是保守的,没有创新性主张。他过于机械地维护周代复杂的礼制(孔子时代就有嫌周礼太繁琐的。见《颜渊第十二》棘子成的话),认为周礼完全合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没有认识到周代礼制崩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是人们普遍追求富裕、自由等幸福价值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他自己的社会思想的精髓---自主、互利、益善、仁爱、公平、正义、均富、有序、包容等价值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克己复礼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类似于法家革新的新观念和新方略(孔儒保守,但法家又太过极端);二是有民主思想,但这种民主思想仅仅停留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水平,没有能够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后来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与时俱进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包含各界共和、保障人权、竞争选举、分权制衡、代议代决、司法中立等具体措施的民主思想,而是希望仍如原始社会那样依靠个人道德自觉,并且希望用包含专制制度的周代政治模式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显然给后世留下遗憾和重大缺陷。上述两点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提倡个人仁义的道德民主主义;一方面期望用富含民本思想的周代专制政治文化制度实现统一安定。他折中提出一个仁政的方案,但也不被诸侯接受,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行。当然,这种毛病是中国自孔子时代至鸦片战争结束两千多年间包括法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的通病,而不仅仅是儒家和孔子一人的毛病。 他们不是主张王道就是主张霸道,都没有跳出宗法农业社会(古希腊是城邦商业社会)个人威权主义的思维,既想不出古典共和的思想,更想不出后世那种中央与地方分权,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创造性,又能够保持全国统一和中央政权集中、高效的国家制度。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往往把这种毛病统统归咎于孔子,这不是无知就是肤浅,甚至就是恶意栽赃。应当看到,与讲专制的法家思想不同,孔子思想与民主思想没有本质的冲突。恰恰相反,良性民主离不开孔子的仁义思想,离不开道德民主主义。没有个人良好的思想道德为基础,任何民主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孔子本人既主张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又赞扬大禹美黻冕(《泰伯第八》),并且当时由于儒者的职业关系,儒家人物实际上都表现出喜欢厚葬、隆祭的铺张和重形式的特性,遭到墨子一派的诟病,后世也仍然保留了这种习俗;四是虽然承认工、农业等各种科学技术有用可取,但却认为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认为从事小道会妨碍对仁义大道的思考,把仁义与科技分开来认识。这是子夏在《论语》中所表达出来的儒家思想的硬伤(见《子张第十九》第四、七章)。小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认识大道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作为理论来讲是有害的,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五是以事鬼神致孝道的方式虽然很有成效,也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产生了过于注重乡土的深刻观念,出现了孔子本人反对的小人怀土(《里仁第四》)的习惯。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孔子思想的前两个矛盾,然而后三个缺陷在以小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严重缺陷,致使《甘石星经》、《周髀算经》之类以及墨子、鲁班等人的科技思想没有得到大力弘扬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落后的重要思想根源。当然,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度和统一度量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为加强,大一统思想几十年后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包容宗法自治和农民自主耕作制度的以政府强势主导一切的习惯思维,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和领袖人物,惰化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加上由于国家政权对孔孟思想有直接需要而对科技思想没有直接需要,孔孟思想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科技思想仅在民间自发地弱势地承传,还不时地受到官方的打压。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前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到了基于浓厚商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由于政府作用的弱化和个性自由思想的解放,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才大为改观,产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但是,孔子之类思想中的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整体光辉,只要与时俱进,融合工商业文化的精髓,相信也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而且,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不能离开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孔子之类的思想实质,人类社会就不能成立,民主和科学也就站立不稳,甚至变成祸害。从这方面讲,清朝后期大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是正确的。要知道,西方《圣经》中的许多思想与《论语》是相似的,但《论语》比《圣经》早,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世俗性,在语言表述上更明白实用,在概念上更有体系、更具理论性。与同期的道家、稍后的墨家以及秦汉之后的儒家思想相比,《论语》中的思想也具有贴近社会和人的身心实际(如《子路第十三》主张父子互隐)、注重实践、不排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尊重客观规律、唯物辩证、便于实行(墨家与儒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仁爱是否有差等,实际上是平等与否与可行与否的争论。墨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普遍平等原则,儒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现实可行性原则,有些类似于现今中国大陆关于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取向还是资本主义取向的争论。墨儒之争的孰是孰非,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经验实用、与时俱进、不走极端的特点和优点,虽然不一定适合于革命和战争年代,但很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论语》思想的珍贵性自然而然地重新焕发了出来。而且,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我们既要有领先于世界的科技知识、政治制度,也要有领先于世界的人文思想。只有掌握这几方面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才不至于沦为二流的从属的国家。《论语》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仁、义、中庸、和、孝、悌、道、礼、正、智、忠、恕、信、廉、耻等概念的含义里面。道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称呼,也指良好的执政治国基本原则(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礼记中庸》)。中庸是不偏离道的言行,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第六》)。和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标准(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礼记中庸》)。正是国家政治行为的最高标准(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中庸、和、正三者分别是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最高价值。仁、义、孝、悌、正、礼、智、忠、恕、信、廉、耻等都是知道、行道和达到中庸、和的具体方法。仁义的实质内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康有为先生把孔子的学说称为仁学,正确但并不全面。孔子的学说应该称为和学。行道、中庸、克己复礼、致仁义等等,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和,即社会和谐这个目的。孔子学说的思想核心与最可宝贵的地方是和。孔子强调恢复西周礼制,主观目的是也为了和;他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至于仁、义,一个讲的是人的内心,一个讲的是人的行为。仁的本质是抑强扶弱,是强调人要有爱心,克制自己的私欲。义的本质是助正制邪,是仁在人的行为上的体现,仁是义的内容。但是,义不是漫无边界的,必须符合礼的规定,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行义不能违礼,孔子强调君子以义为质(根本),礼以行之(依礼实行)。(《卫灵公第十五》)仁义的核心标准是中庸、和、正,任何违背中庸、和、正价值的行为都是不仁义的。《论语》虽然曾是东亚的《圣经》,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至今仍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它对孔子思想的记录零乱、不系统,致使人们误以为它的思想不深刻、没有体系。黑格尔就是这样认为的;二是中国春秋及之前的时代文字语言深奥、简略,尚未形成战国中后期才形成的丰富、明晰、形式相对固定的表达思想的文字语言系统,加上孔子讲的是口语,弟子们又力图用文字完整记录,形成不文不白的状态,致使后世人们对《论语》中本来就有的好思想没能一目了然地注意到,甚至拿后世的观念去理解孔子时代的常识概念。例如,小人与君子的概念,在孔子时代大多数场合是没有褒贬区别的,犹如我们当今讲的领导、干部、工人、农民一样,但后世的人们往往拿这样的概念说事,批评孔子污蔑劳动人民;三是过去对孔儒思想过于神圣化、功利化,单捡一些小农社会皇权专制政府方便管理社会需要的,或者当时百姓生活交往需要的话来宣扬。例如四维五常、孝悌忠厚,好比1970年代中期常把阶级斗争为纲挂在嘴边一样,而把《论语》中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其他丰富而有价值的思想掩盖掉了(这也是导致五四之后知识精英们误会、误解《论语》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承认人们追求富裕权利的思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第四》),先教后富的思想(见《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章);济贫不增富的思想(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第六》);良好个人主义思想(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实施仁义从个人开始,承认个人追求富裕的自由权利,尊重个人的食色本性,鼓励基于仁义的从政自由,强调完善个人人格使社会和谐安定,在《礼记儒行》中强调树立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这些思想都是积极的,不同于《论语》中隐者的消极主张);应当让好人致富的思想(善人是富《尧曰第二十》);道德民主的思想(源于原始氏族民主公社);政权获取财利必须基于百姓有财利的思想(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尧曰第二十》。百姓足,君孰不足?《颜渊第十二》);富民强兵的思想(足食、足兵《颜渊第十二》);良法良司的思想(《颜渊第十二》孔子关于听讼的目的是无讼的话,《子张第十九》曾子告诫阳肤哀矜而勿喜的话);共同富裕的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季氏第十六》);平等互惠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善内以吸外的思想(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第十三》。《季氏第十六》远人不服章);社会合理分工的思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第十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第十四》);执政治国决定于民众信任的思想(民不信不立《颜渊第十二》);政权是为了保障社会公正的思想(政者,正也《颜渊第十二》);言论自由思想(《宪问第十四》邦有道章);任官不问出身而重在人品才能的思想(《先进第十一》先进于礼乐章);用专业人员打仗的战争思想(《子路第十三》以不教民战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他的仁义思想范畴的具体思想,即使用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来观照,也是具有革命性、先进性的,但却被人们忽略了;四是五四以来暴力革命的思想影响太深,致使有思想的社会精英毫无分析地厌恶有仁爱、改良、非暴力思想的孔子学说,不读原著、人云亦云,想当然地以为孔子就只会讲温、良、恭、俭、让,忽略了他的思想中具有对执政阶层欺榨百姓和丑陋人性批判性的一面;五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不是囿于董仲舒专制化、朱熹去欲化、王阳明唯心化等人的话语定见,就是囿于西方中心的话语系统和偏颇成见,致使对《论语》的研究不是太教条、太僵化、太片面、太肤浅,就是不屑一顾;六是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广泛,导致人们对《论语》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有误解,以为其背景就是西周奴隶社会(这也是囿于西方话语成见)。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它的产生还有原始氏族民主公社的背景。而且,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西欧普遍野蛮残暴的奴隶社会也是大不一样的,拿西欧的来套,致使对《论语》的一些话语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不经意的歪曲。例如,孔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要求遵守的对象是贵族、士大夫阶层,平民、奴隶因为做具体生产劳动是不被要求遵守的(国君坐车在途中遇到大夫,便抚式示礼,而大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大夫坐车在途中遇到士,同样地抚式示礼,而士士也坐车的则下车还礼。而坐车在途中遇到平民百姓,则不用那样抚式示礼,也不要求平民百姓下车还礼。被使用刑法的人不能当上大夫,因为被处以刑罚的人是不能呆在君王旁边的。《礼记曲礼》),平常生活有较大的自由,但却是可能被刑罚的对象。到了孔子那里,他主张也用礼来规范平民百姓的行为,不要只讲刑罚(《为政第二》第三章),这既是一种仁爱、文明的行为,也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措施。不了解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礼与仁联系起来,无法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法背后的真正原因。后世的人们很少深入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西欧的奴隶社会历史知识套观中国夏商周有仁爱风尚的奴隶社会,认为孔子倡礼是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更有甚者如蔡尚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孔子倡礼是出于想回归他家族过去作为贵族领主阶级的黄金时代。见《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这就好比错把已经发达、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当代资本主义当作混乱、残酷、非人的早期资本主义一样(其实,阶级和谐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常态,个人对自由发展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围绕自由、公正、幸福价值追求进行的阶级调和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当掌权阶级压迫剥削其他阶级时,才引起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在破坏历史的同时也使历史跳跃发展。以过去那种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认识判断中国古代社会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七是以后世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性看待孔子所处的不是小农经济主导的春秋及其之前的时代,导致对《论语》的很多语录产生误解;八是春秋时代中国思想文献资料缺乏,不像古希腊罗马那样丰富,致使对《论语》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准确;九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配合袁世凯、黎元洪复辟专制搞尊孔运动,把孔子搞得大臭;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又把孔子歪批得大丑,二者广泛地导致人们对《论语》的印象不佳;十是一些人士误解、夸大孔子思想的作用,把中国历史及现实中所有负面思想文化因素的根源都扣在孔子及儒家的头上,误导了人们对孔子思想作出不科学、不正确的认识。而历史事实是,历代专制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骨干思想是法家专制思想,儒家仁义思想是补充,就是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儒表法里。况且,董仲舒改造孔孟关于君臣、父子、夫妇的思想所提出的,大受统治者重视力倡的三纲思想,与孔孟所讲的意思完全相反(《八佾第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这里强调国君与臣下各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不能无限放大。还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第十一》。《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指出,对于无仁道的独夫民贼暴君,臣下可以诛杀,实行革命《孟子梁惠王下》),与法家所讲的却相一致(并且,《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放大了孔子等早期儒家基于原始氏族公社的尚无国家、阶级的民主状况和部落联盟公天下的君权观念而产生的非专制的忠与孝思想二者的模糊性,把对待父亲与对待国君完全、绝对等同起来,混淆了家庭伦理道德与政治伦理道德的界线,为君主专制张目;以忠君作为贤臣的主要标准,以能够使臣下顺从作为明君的主要标准;主张不尊重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贤良人士,不任用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智慧人士;否定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尧、舜、禹是圣贤的观念;颠覆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君臣、父子、夫妇互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关系准则和孝悌忠顺概念的内涵,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认为尧、舜、禹不忠不孝,与孔孟所讲的格格不入;强调君主有无限权力,与后世戏文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说法差不多)。这是导致后世许多人误认为孔孟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根源。另外,认为孔子思想是专制思想的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四号一篇文章中所讲分汉、宋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欲所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的这个话。陈独秀的这个话,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深入研究历史和诸子文献则发现是不正确的。就政治思想来说,儒家、法、道三家相比,儒家的立场是大众的,法家的立场是君主的,道家的立场不明朗。儒、法、道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目的都希望社会安定。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措施上各有不同的主张,甚至是相反的主张。儒家主张以家庭伦理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领域(即忠),实行仁政,宽刑富民,近悦远来。法家主张钳制百姓,扬三纲而卑贤能,苛法刑而弃智慧,行法、势、术以强君主,耕战一体以强国家。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小国寡民,鸡狗之声相闻而不往来。在任用有才能人士方面,法、道两家接近。出于统一政令的相同目的,在忠君问题上儒、法两家有共同点。道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早在几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开头中就有此认识。儒家思想实行起来效果缓慢,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在列强竞争激烈和战争的环境中是不可行的,所以孔子及其思想不受当时诸侯国的欢迎。法家思想可以立竿见影,但太过极端专制,不可、也不能长久施行,秦皇朝就因此而短命,所以汉初就改革,以黄老思想治国,实行休养生息国策。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而不尊道、法、杨、墨,有吸取秦朝崇尚极端专制施行繁律苛政而导致快速灭亡的历史原因,有现实拨乱反正需要的原因,有儒、道、法、杨、墨自身实践起来优劣不同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实行专制的原因;汉唐以来人们不再称道、法、杨、墨的原因也是这样(可以研究《资治通鉴》、《汉书》》的贾谊奏书和董仲舒的策对)。所以,虽然不能说孔孟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同,虽然孔孟思想含有容易被专制统治利用的因素,但也不能认为孔孟思想体系是专制思想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儒家们反对秦始皇施行绝对专制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第八世孙孔鲋参加了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任陈胜的博士,并与陈胜一同就义。虽然孔子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误会,但是,我坚信,孔子在《论语》中的思想现在和将来仍然会有很大的价值,仍然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只要不带偏见,不故意丑化,随着人们逐渐增多了解,《论语》必定会再绽光芒。而且,这种光芒已不是科举时代的那种单色的光芒,而是多彩的绚丽的光芒。这是因为:第一,《论语》所讲的多数伦理道德原则具有不偏执一端的人类普适性,西方社会虽然没有像《论语》这样的著作作这样的表述,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行为准则与中国人大体是一样的;第二,《论语》在教育、执政、治国、司法、认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第三,《论语》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中国古代法家、道家、释家思想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第四,《论语》的自主、独立的人格思想,以及孔子公天下的君权观和他所讲中庸、和、正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兼容性(自由、民主、平等讲的是公民的权利,中庸、和、正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现实保障和理想实现状态),对促进我国社会由专制传统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仍然具有思想精神上的促进作用;第五,《论语》对我国在国际上掌握文化自主话语权具有当然性意义。在新式教育进入中国以前,《论语》是我国学生的必读书,鄙人的家乡至今还有一位老人对《论语》的任何章句都仍然能够随口说出。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对《论语》非常陌生,这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和、富裕、和谐、幸福的中国特色的有良好影响力的先进的现代仁义社会是不利的。至望遵循孔子和而不同、恕的包容思想,把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现代基础科技知识,一道列入我国国民教育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如此则国家和民族幸甚。

Within Temptation(诱惑本质)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金融化的深入发展加剧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崩溃”。金融化资本的全球扩张是当今时代的最大特质,也是经济性社会本质化结构演绎的必然。金融化引发的集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变革,在影响经济形态走向的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定位。在美国,金融化主导的全球化加剧了实业空心化、贫富分化、价值观迷惘以及全球竞争乏力,这些因素形成了“新民粹”并成就了特朗普。特朗普在全球化上的“倒行逆施”,本质上力图改变的是金融化资本主导的一种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在美国“新民粹”的舆情中被认为是导致他们生活“不幸”的根源。但是在民意测度中,“罪魁祸首”的表达却可能是另外一些常见而又容易被舆论误导的语言,如自由贸易、非法移民、医疗改革、白人阶层的边缘化、实业的衰落等。高悬在特朗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金融资本的渗透与控制,其现实表现则是金融垄断集团对经济活动的深入主导与对政治制度运行的掌控。资本主体性成就了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塑。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运行上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范围上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剩余价值 上具有彻底的掠夺性、实业竞争上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规则制度上具有强大的消解性。从导致的后果来看,金融积累模式的剥夺性直接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金融积累模式的内在悖论是无法通过金融化克服的,只能随着程度的加剧更加凸显。金融积累模式会导致分配正义偏斜和政治权力重构,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政治制度构建与运行的核心问题。西方政治制度在金融化背景下的“人心交换”和有力践行有赖于在分配、权力承诺等方面对民意作出有效回应,否则政治制度便会陷入内外交困状态中。

真正的神性不止是权力,为所欲为的权力,而是效仿上帝,施展权力,用与上帝相仿的善良的方式。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历史上,金银货币曾被认为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资产阶级理论家一度认为财富就是商品的堆积。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丹·古诺 对财富的理解与界定直接使理性经济人从假设变为现实。“为了形成能为人理解的理论,我们应该使财富一词的含义与交换价值一词所含有的意义完全相同。”古诺把财富等同于交换价值,无疑是把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更抽象化了,而且径直把“财富”推进了市场的逻辑通道。古诺的财富定义顺应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理性化、合理化、可测度化的趋势,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财富观的颠覆。计算性使得古诺理论中的“世界历史”必然要趋向合理化,即可以被测量,“总有一天,全世界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都将承认,深受度量统一之惠”,当然这个“惠”实质上是资本之惠。新财富具有的标准性、可计量性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趋势是一致的,它解决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家们将契约转化为政治制度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消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内心尚残存的道德律。这是近代商业社会关于财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变革。

美国第二任总统说:“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以维持自由体制”。法国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除非你首先认识到维系民主制度的坚实宗教基础,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的任何事情.在美国,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强调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的使命的与众不同的国家。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形式化结构和本质化结构的演绎共存导致了人们研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困境的障碍。而且随着政治运行逻辑在技术上的变迁越发会加重这种障碍。“经济问题在当代美国选举政治中仍然非常重要并居于核心位置。”统计分析表明,在美国总统大选年的各类议题中,主流媒体舆论所津津乐道的选民偏好往往被“物质关注深深遮蔽”,人们所熟知的诸如枪支管控、环境保护、堕胎以及其他文化问题等莫不如此。实际上,由于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限于选民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加之多变的社会复杂现象,导致了政治的技术性一面被大大强化,而基于此的科学技术上的每个进步都强化了对现有政治运作的可信度。基于政治的不平等在西方政治制度运作中往往为多数人所忽视,这个多数人即“不掌权”的人。如果从一般的民意测试或者是价值观立场的倾向看,大多数美国人在税负、同情心等方面都是站在中产阶级和穷人立场上的,自然延续的逻辑则是大多数人对富人承担更大比例的税负持支持立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国内政策动议,就是通过大幅削减联邦所得税的形式,实现政府策划的,新增财富从底层和中产阶级向富人的大规模转移”。问题在于,这种改革的后果大多数美国人应该反对才是,但是这一财富的大规模向上转移却得到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量支持和少得惊人的反对”。在拉里·M. 巴特尔斯 看来,原因在于“他们未将相关的价值观注入其政策偏好的形成中”,这是流行的“平等主义看法和具体政策偏好间的明细误接”。 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是民众的民主参与能力限度决定了不同改革的结果,真实情况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在展现的同时又遭遇了新问题的挑战。而这个新问题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以金融自由化为代表的新型资本势力上,正是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变形导致了传统民主制度无法容纳,进而导致了美国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政策的重大摇摆与变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迷思之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依存的经济性社会内在逻辑的“吊诡”。

  ——续昨天的《家长如何尊重儿女作为个体的存在?》话题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马克思通过洞察资本主义新财富观的全部奥秘,揭开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性面纱。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表征了现代与传统的本质不同,它内含了人的逐利欲望,是市场逻辑的抽象表达。货币作为一种通约功能强大的利器造就了一个货币化的生存世界,“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但是这还不够,“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其中,商品、货币、资本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观演进的不同阶段。资本作为全部财富的聚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在,凸显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全部想象。资本的核心内涵不仅是货币数量的多寡,它逐渐变成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象征。资本家对资本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包括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近代社会转向的深层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关联,可以说所有政治立场都可以从经济生活中寻求支撑与答案。当资本逻辑充斥整个社会时,财富的最终形态能且只能是资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它的存在使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成功换取政治权力,然后再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获取更加丰厚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财富观支配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 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资本至上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至高意识形态,驾驭和支配着民主制度的价值原则及其所有流变。

人类能分辨善恶,不是因为这善恶之树的果实有魔力,而是因为叛逆能够这样做,他们是自由道义的个体,他们发现了这点,他们能够选择遵从上帝的意愿,也能违背上帝的意愿。他们发现自己对道德的控制力,他们是依照上帝的模样而创造,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有自主的道德。通过做出忤逆的选择,选择违背,这种违背带给他们对自身道德控制力的神性意识。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伊甸园的故事其中就解释了这一点:邪恶来自人类行为,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人类掌控自己的道德,他们有能力腐蚀美好的事物。邪恶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而是道德的现实,它最终要表达的是邪恶并非不可避免的,它是依你的人性论而定,邪恶就是人类的责任与控制力领域。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作为核心的代议制度的初步奠定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构建搭建了主体骨架,进而为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代议制本质是作为支配社会资源的“财富”在民主制度安排上的表达,为资产阶级充分占有国家政治权力提供保障。资产阶级最终完成了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建构,为资产阶级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证。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塑的走向和财富获取的现实法则。劳动二重性下的物化资本、交换通约下的货币资本以及虚拟经济下的虚拟资本是资本逻辑的不同历史形态。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论证,从中我们看出,资本逻辑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红线是引领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因,而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则随资本逻辑“起舞”。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的灵魂在于无限增殖的主体性资本。主体性资本容纳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事业的所有想象。主体性资本实现了对人性和市场的双向贯通。资本扩张就是一个通过资本增殖机器即社会生产关系、市场制度以及理性化社会分工不断加深的过程。“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正是这种发财致富欲导致交换价值成为社会普遍化的衡量手段和方式。进一步而言,资本的主体性获得为资本在更广泛范围内“脱域”创造了动力,并在制度运行层面制造出一种不证自明的景象,即经济差别特别是社会中人们经济地位的悬殊与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无关。事实上,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观点就是经济不平等与政府没有多大关联。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Jr. Henry M. Paulson) 曾辩解道: “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时,市场力发挥作用,给那些拥有增长领域所需技能的人提供了最大的报酬……这一趋势……是单纯的经济事实,去指责一政党,都既不公平,又毫无用处。”这种立场阻碍了人们对经济结果中所蕴含的源自政治制度因果关系的体察与求证,也阻碍了人们揭示政党在政策和优先次序选择上导致的偏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表明,资本家政党、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通过“财政机器”调节经济运行,资本逻辑在财政机器的作用下产生了“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经济强调在市场内部寻求调节资本运行,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得以形成。虚拟经济体系应运而生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然产物。金融系统 通过投机于虚拟经济系统中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波动来分割业已创造的剩余价值。

美国的宗教氛围浓厚,据《被神话的美国》(王义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5月)ー书介绍,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做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的影响。全美有1300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分时间宣传宗教,有30万个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ー部分。周末去教堂的美国人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多于体育方面。上帝的概念的确熏陶出美国人诚实的性格。很难想象,美国社会要是没有宗教的洗礼该如何运转?(P96—P99)

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造就了商人阶层和新兴资本家,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塑造提供了必要元素。布罗代尔指出,18世纪欧洲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无孔不入”,依“市场规章而建立的一条自主的、极长的、行动自由的而且是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自由的商业链”被构建起来。这种场景就是斯密所描绘和总结的,“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相当限度内,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同时,社会本身亦就成了所谓商业社会”。商品普遍化助推了新兴资本家的普遍形成,在一切人成为商人的意义上,商品普遍化与新兴资本家的形成是一体化的历史过程。商品的普遍化促进了市场及其机制的发展与日渐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化体系预示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工场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商品普遍化塑造了经济自由的价值信条,而新兴资本家则不断对这个信条进行强化,直至使其成为新型政治制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新型资本家的最终形成代表了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诞生,表征着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诞生。

由于儒家思想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性质,人们的情感和审美也受到了影响,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性善论”色彩,强调人性中“善”的ー面,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大量地表现了这ー面,很少进行人性深处“恶”的ー面的挖掘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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