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章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学者们将闻一多研究重新纳入

 读书文摘     |      2020-01-24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讨会举行

简帛文献充实古代文学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6-10-21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清俐点击率: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量简牍帛书陆续出土,简帛文献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不少具有文学性的简帛文献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新宠”。正如王国维先生所道,“古来大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大批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为文学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白作用。一批针对简帛文学研究成果的问世,更是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 简帛文献催生新课题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发布,立即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济南大学山东省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基地主任蔡先金难掩兴奋,“这些新材料必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 百年来,简帛的出土数量已超30万枚。而每一次新出土简帛文献的面世,总能带来新课题,催生新的学术增长点。“简帛文学文献主要指出土简牍帛书中文学性较强的文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告诉记者,先秦两汉文学的主要文学体裁,在现有简帛中都有发现,比如诗、赋、散文、神话乃至小说等。 据蔡先金团队初步统计,目前有近300种简帛文学文献。“这些文献就是简帛文学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魏晋,有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楚帛书、马王堆帛书等。” 这些简帛文献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其文学价值得到重新发现。正如蔡先金所言,简帛文献展示的文学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文学充实了上古文学研究的内容,为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大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不仅补充了新的文学史料,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文学史的认识。” 致力于汉赋研究的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伏俊琏,在对甘肃敦煌出土的西汉简本“韩朋故事”、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出土的西汉简本《神乌傅》、北大简中的《妄稽》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语言通俗而且有故事性的“俗赋”不同于学界熟知的“深覆典雅”的汉代文人大赋,但这种形式的汉赋从汉至唐一直流传,不过由于文人关注不够,大量作品散佚不存而不为后世文学研究者所知。这样一条俗赋线索,可以为文学史上一些通俗叙事诗类作品做合理说明。 重视理论思考与研究方法创新 西北出土的汉晋木简受到罗振玉与王国维的高度重视。伏俊琏告诉记者,《流沙坠简》是现代简牍学的开创之作。 廖名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简帛文学文献,较早见于国内学者对20世纪初考古学家斯坦因发现的汉简上八言八句的骚体诗进行的初步释读和研究。 在伏俊琏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简帛文学研究,大部分夹杂在简帛佚籍、社会经济法制文书的综合研究中,严格意义上的简帛文学研究则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简帛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增强,如李学勤关于放马滩秦简《墓主记》和中国志怪小说史的研究,赵逵夫关于西汉帛书《相马经》与楚辞关系的研究。 新时期,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学文献出土,如阜阳汉简《诗经》、尹湾汉简《神乌赋》、上博简《孔子诗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北大汉简《妄稽》和《反淫》等。“学术界古文字、出土文献、古代文学等领域学者,立足各自学术背景对这些简帛文学文献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廖名春说,除文字训诂层面,学界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文学史的视野下深入研究这些简帛文献。 这种学术自觉还体现在方法论的自觉。蔡先金提出,在简帛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理论思考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既要遵循文学研究传统,又要借鉴相关学科新的理论与方法;既要防止以后出材料去证前期文献,又要防止不尊重传世文献价值的孤证。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文献整理法、二重证据法、归纳分析法,以及吸取古典文献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跨学科研究法。 系统整理研究简帛文献 近年来,简帛学研究可谓热闹非凡。据伏俊琏介绍,首先是很多研究平台得以建立,全国的简帛研究中心不下数十家;其次是有了诸多发表成果的学术阵地,像武汉大学《简帛》、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济南大学《中国简帛学刊》等。 针对当前热闹之下的简帛学研究,学者也对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议。“简帛学是比较专门的学问,研究者除古代文史研究的一般素养外,还要求能识读原文的专业能力。尤其是研究先秦西汉简帛,更要求具有古文字学的专门知识。但当前研究队伍中能识读简帛文字的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根据已有的释文来做研究。”伏俊琏说。 准确的文本训释对于把握其文学性意义重大,否则将会影响对其文学性的理解和认识。蔡先金介绍,其研究团队所致力的工作就是通过深入研究并吸收学界最新成果,以集释和笺注的形式,最终形成《楚简帛文学文献集成校注》《秦简文学文献集成校注》《汉简帛文学文献集成校注》,为学界提供相对统一、权威的文本。 在受访学者看来,未来简帛文学的研究大有可为。由蔡先金领衔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华简帛文学文献集成及综合研究”将首次对现有简帛文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在研究中建立诗赋、散文、神话小说等文体分类研究框架体系。作为其中的成果,《简帛文学词典》《简帛文学作品选》即将出版。 伏俊琏对以这一课题为代表的简帛文学研究表示期待,“希望课题对简帛文献中的文学作品、文学材料进行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汇集,并进行校注,形成简帛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日前,由蔡先金申报的“简帛文学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21日第1版)

—29日,新世纪中华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在西安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主办,西北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30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83位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推举刘跃进担任会长,刘福春担任常务副会长,郑杰文、关爱和、李浩、陈才智任副会长,陈才智兼任秘书长及学会法人代表。大会也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共有四十人组成。新一届理事会讨论了学会的体制建设、管理规范、业务活动、会员服务等问题,制定了学会新的发展目标。本次大会共收到古代文学史料学论文57篇,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论文16篇,内容涉及文学史料理论研究,以及《诗经》、楚辞、诗歌、文赋、戏曲、小说、作家的专题研究和相关史料的收集、整体等问题,内容丰富广博,论证深入,对中华文学史料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图片 1

以朝代分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卷、《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卷、《宋代文学研究》卷、《辽金元文学研究》卷、《明代文学研究》卷、《清代文学研究。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分为《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相关文章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不应存在的鸿沟。

  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和济南大学主办,济南大学文学院等单位承办的“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山东蓬莱召开,来自海内外的9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分别涉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料的刊刻、整理、考证,具体作品文学性等多个领域。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方法多元。

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包明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大明研究员、青岛大学文学院刘增人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汪春泓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研究员、南京大学武秀成教授、国家图书馆张廷银研究馆员等十多位国内学者,以及美国圣十字学院的Predrag Cicovacki教授等作了大会报告。

今年是中国现代着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殉难70周年。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基金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史学会联合主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和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协办,“2016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2至23日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和日本等国的70余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50余篇。 开幕式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副院长夏堃义,《文学评论》副主编、国际美学学会主席高建平,闻一多基金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宋靖,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柳建辉,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牧角悦子,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方长安先后致辞。在回顾先生与武汉大学的深厚渊源,祝贺研讨会顺利举办的同时,也强调今天我们缅怀闻一多,研究他,主要是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包括他的爱国主义,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坚持正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他学术研究中的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随后一天半的分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闻一多研究的现状、取得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并提出不少创见。首先,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考辩和整理,学者们将闻一多研究重新纳入“历史化”的考察视野,不仅在论述中力求还原历史现场的细节,也用新发现的材料纠正了目前学界对闻一多诗歌内涵的误读。其次,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理论,而广泛采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理论,重新激活闻一多的新诗创作研究,使论述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实证化、数据化特征,令人耳目一新。再次,新世纪以来,对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关注日益增长。本次研讨会上,专家的交流内容也涉及了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神话学、国学、近代史学等多个领域。而在清理其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惊叹于先生思想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同时,如何从中获取有益的思想资源、重新阐释其价值内涵,进而为当下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服务,则尤其受到学人的关注。最后,从道德品格、精英意识、宗教观念、中西文化交往等多个角度,探究闻一多思想人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尽可能还原了一个立体的闻一多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参会专家不仅在学术层面上关注先生的精神内涵,更在现实的社会实践语境中思考其当下意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闻一多研究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23日下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并从文学探讨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模式转换、古今中外合理打通的方向拓新、旧问题的新阐述和多视角交叉带来的研究领域扩展四个方面,总结了此次学术会议的主要创新点。最后,武汉大学孙党伯教授致闭幕词,再次强调了闻一多先生鲜明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佩的学术修养,以身殉志的精神气节,对今天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意义。至此研讨会圆满结束。

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中国;古典文学;回顾;出版;反思;文学评论;二十世纪

  济南大学蔡先金教授在开幕式上强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对文学史研究意义重大,他呼吁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刘跃进研究员认为,文学史料整理的目的贵在发现,整理文献是基础,要有辨伪存真的精神,将考证与立论相结合。他鼓励学者对古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强调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与当代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相结合。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3篇,研讨的问题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A New Type of Study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view

  与会者共同认为,会议的召开,对于推动文学史料学、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相关研究的开展,对于提升相关学科水平和扩大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文学史料学的理论探讨

张可礼,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提出了编纂《〈文选〉旧注辑存》的设想,以李善辑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注》、佚名古注五种旧注为主,结合近年来陆续披露的各类钞本进行纂辑。刘先生还以《文选》为例,探讨了研读经典的学术意义。商金林《还原与提升——谈谈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通过三个具体例证论述史料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描述胡适《人力车夫》发表后知识界争相拟作的情形,解析今人对于此诗的误读;引徐志摩的书信帮助理解其《庐山石工歌》;通过对开明版《鲁迅选集》的冯雪峰“代序”的考察,强调原刊原版的重要性。此外,张廷银《民间传说中的古代文学评论资料》、刘增人《关于开拓民国文学期刊多维研究格局的思考》、陈思广《如何辑与如何用——史料勾稽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研究》、金宏宇《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史料价值》、王保国《也谈区域文化史料的应用问题》、刘进才《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关于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的思考》、周燕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辨析和运用——以胡风社团研究为例》等,从不同方面对文学史料学进行理论探讨。

研究综述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一个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70年代末以来,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从2008年开始的三个阶段。研究综述有论文、专著和丛书等多种类型。其内容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和推进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的研究综述,应重视拓展范围、深化理论。

二、对文学史料的整理、考释与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罗国威《田锡年谱》通过为宋初文学家田锡编制年谱,方便研究者知人论世,更加全面地发掘其文学成就。踪训国《〈古赋辩体〉版本研究》对元代祝尧《古赋辨体》的版本进行研究,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古赋辨体》的版本源流。此外,贾三强《张治道〈嘉靖集〉诗歌系年》、郝润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唐宋诗文集目录的编撰》、黄大宏《王筠年谱》、陈才智《“白居易资料新编”述论》、刘卫平《〈陈忠实集外集〉之文学史料意义》、杨晓斌《颜延之著述辑佚与辨伪》、沈文君《关于唐太宗诗文集之整理》、段海蓉《萨都剌籍贯新考》、李琳《邾经考略》等,对文学史料的编年、目录编纂,文集整理等问题做了细致的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自70年代末到现在,研究综述相继大量涌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

三、根植于史料的文学、文化研究

这里所说的研究综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为依托,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归纳、综合论述,以便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该问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水平、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明确的了解,进而从中获得有关信息,受到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一般的研究综述是述评结合,有回顾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综述,也取“述评”、“回顾与前瞻”、“概述”之类的题目。也有一些研究综述,从题目上很难看出来,只有阅读提要或内容才能知道。

武秀成《唐玄宗〈停颍王等节度诰〉真伪之辩——兼论永王璘案真相》结合大量史事,论证了唐玄宗《停颍王等节度诰》真实性,并对永王璘案的真相做了细致辨析。张弘《汉代巫鬼道考述》通过对汉代前道教的重要一支巫鬼道的考述,认为巫鬼道与方仙道、黄老道一起奠定了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经教道教的重要基础。此外,Prof. Predrag Cicovacki《林语堂的教育观、文学观和文化观》、李慧《古代碑刻与文学史料》、张文利《论北宋初题咏胡氏华林书院的诗歌》、李芳民《李白“古乐府之学”臆解》、孙尚勇《明代古乐府创作要论》、成明明《宋代诗僧著述的史料价值——以文莹为中心的研究》、胡全章《关于诗界革命运动起点问题的若干思考》、姜彩燕《从“弃文从教”到“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杨东霞《史料与中国现代散文诗研究》、吴夏平《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孙少华《文学史料与历史还原——以刘勰评价桓谭“不及丽文”为例兼论两汉之际的文风转变》等,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今文学、文化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

四、对传统文史经典的研究

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既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的一种赓续,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汪春泓《读〈史〉、〈汉〉“传舍”札记》一文结合《史记》《汉书》及出土文献考察秦汉“传舍”制度的性质,通过对田横英雄末路真相的发覆、韩延寿思过于传舍的分析,体察传舍在秦汉社会中的实际作用。许继起《周代的助祭制度与〈诗经〉中的助祭乐歌》考察了《诗经》中的助祭乐歌,认为两周时期的助祭制度不仅推动了周代射礼礼仪文化的发展,完善了择士选官的政治体制,也丰富了上古乐歌的题材形式和创作内容。此外,刘培《屈骚传统的多角度解读——南宋中期骚体创作新貌探析》、王启才《〈淮南子道应训〉征引〈吕氏春秋〉考论》、郝桂敏《论王肃解〈诗〉特点及其原因》、韦春喜《汉代策选与对策文初探》、罗军凤《理雅各布的〈中国经典〉与儒家注疏》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

古代文学研究,如同长流不息的江河,浪浪相接,前后相承,没有研究的止境。前人的研究是历史,后人的研究不能取代前人的研究。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属性。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要顾及以前历代积累的研究成果,把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起点。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虚耗时间和精力,避免研究的重复和退化,而且能够做到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发现新问题,作出新贡献。重视研究的继承性,继往开来,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规范。由此看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研究综述的出现,具有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