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为什么要读文学经典特别是现代文学经典

 读书文摘     |      2020-04-25

  中国文学在韩国人眼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一种是很熟悉,另一种是有点陌生。具体而言,中国古典文学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很多韩国人还是感到有点陌生。

保“己”存“异”、多发己声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一味坚持己见。去二元论的伦理归宿应是中美文学交流的常态。中美文学并无优劣之分,仅认同任何一极的处理都会丢失交流本真界面。

仔细反省自己的写作,我惊奇地发现,我自一开始写作,脑海中几乎没有读者的位置。我对谁会读我的作品完全没有考虑。我并非自负之人,恰恰相反,这应该缘于我的谦卑而漫长的阅读史。我很可能当不了作家,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再阅读,完全沉溺在现实当中。阅读是区别于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所进入的是同一个空间。我愿意借用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一种定义:“第二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机械地凌驾于我们的现实空间之外,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空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

编者按: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做客北大书店,围绕经典阅读和文学经典的现实意义展开,分享了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要读文学经典特别是现代文学经典,以及现代文学经典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并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例进行了解读。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校核,未经主讲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核心提示: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

  一

种种数据表明,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美国的落地研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对中文项目投入的力度都极为惊人,在国外中国主题出版机构、汉学家数量和研究中国机构的国家分布上,美国均位居第一,分别占总比例的21.11%、32.24%和28.49%,超越了拥有地缘和文化传播优势的日本。国家项目投入方面,美国从2005年的13个发展到2009年的56个,总量位居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当我们聚焦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时,也需要意识到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出版就画上句号,相反,翻译质量和翻译策略都是应值得重点探讨的问题。

作为读者,我读了各个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每当读到韩国、日本的文学作品时,那种感觉与读其他国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心里会涌起神秘的亲切感。韩国、日本作品中那种对于家庭成员的格外关切,以及含蓄的情感表达,都能激起中国人心底的微澜。我们自然可以说那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往深层思考,为什么会有儒家文化,又为什么可以接纳儒家文化——一定是基于那种生命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深层相似。我更愿意从这种深层的相似性上去理解韩国、日本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亲切感。

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曾谈到:经典书籍塑造了美国人,每一部经典通过讲述美国故事,讲述美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塑造美国人的性格或者说民族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经典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关于现实的具体的认知,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因如此,美国大学要求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必须上一门“经典通识”的必修课,规定了他们大学四年、乃至一生阅读的经典范围。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与以前使用过汉字的其他国家一样,很多韩国人一听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觉得很熟悉,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有时,虽然自己没有读过,但还是有已经读过的感觉。其实,很多韩国人从小就常常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本也有很多种类。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在于汉字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含有很丰富的故事性、哲学性和启发性,所以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翻译是一场“持久战”

因此,当我读日本和韩国的文学作品时,我在其中所寻找的是一种源自相近地域的文化唤醒能量。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在经典书籍的认知方面却极为欠缺,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列出一份得到大家公认的经典书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家对经典的阅读。不只是普通人,甚至许多大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读哪些经典。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2016年的阅读报告中,在最受欢迎的书里排第一的是鲁迅,但第二名却是东野圭吾。虽然东野圭吾的作品非常优秀,但他的作品离经典还有一定距离,这就涉及到什么是“经典”的话题。

德国着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近日在广东汕头大学讲座中提及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娱乐性、故事性太强,并且情节雷同。众多网友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5月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着名学者、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王春林认为,顾彬对金庸小说的评价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其实,我们选择阅读一部国外作品,其重点不在于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就是说,很少人为了了解英国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为了了解俄罗斯而读托尔斯泰,或为了解德国而读歌德。对中国也是一样,一般读者不是要了解中国而读中国文学作品,而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领悟人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奥妙关系以及平时不易看到的、隐藏着的人的内心等。所以,很长时间,很多人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大都也因此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蒸蒸日盛,但鉴于中国文学译介的临界性,实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阅读尚需不短时日,必定是场“持久战”。这一结论可从中美文学交流的综合因素考量中得出。

对于韩国文学的了解相对较晚。席卷电视屏幕的“韩流”让中国人开始对韩国有了真实而确切的了解。那些家庭伦理剧让无数中国人为之着迷,而后又发现了韩国电影的多姿多彩,像金基德、李沧东、河正宇等导演、演员,在中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我不免好奇,他们当代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金冉先生翻译过来的《韩国现代小说选》,我对韩国小说有了很好的印象。我逐渐知道了金仁淑、申京淑、金熏等等一批作家,我被他们深深吸引。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一位韩国作家获得布克奖了。我去了解后,发现是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之前早已读过。那部奇特的作品曾伴随着我度过了一次漫长的飞机旅程。那部小说体现了东方现代作品在表达和处理生命意识时可以抵达怎样的复杂和微妙。它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为此我感到高兴。

阅读经典,什么是“经典”?

顾彬:看一部金庸小说等于看了全部

  二

一方面,中国文学译介尚处新旧力量角逐的临界点。英语在文学、翻译、传播等各层面均处于主导地位,极易导致文学发展的同质化。这种中美交流的整体性失衡,尽管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之后一直备受全球关注,被大力推介,但根本性地扭转交流逆差尚需时间。

日本文学的丰富不必多言,从川端康成到安部公房,都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在这里想提到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开始作家生涯时,就有一个愿望: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我对他的这段话念念不忘:“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这段话出自大江先生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二十多年前,他便发出了这样感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对于他所倡导的,回应得非常不够。

关于“经典”的定义,西方作家众说纷纭。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给出了14条定义,其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所以真正够分量的经典不是随便在手机上翻翻的那种,而必须是要经过重读才能领悟其中深刻的奥义。尤其是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它们的写作特点就是越来越晦涩、越来越难懂,比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还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记者曾经问福克纳,说读者们抱怨你的小说读一遍、两遍、三遍都读不懂,能提供什么好的办法吗?福克纳回答说读四遍。这是一个很机智的回答,但同时也透露出西方现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只能被重读。

顾彬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顾彬认为,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以金庸为例,他是不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语言很优美,甚至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

  而如今,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很多外国人的心态却有点不一样了。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对“文学”的好奇心比对“中国”的好奇心更强,但是读中国现代小说时,对“中国”国家这个空间的好奇心比对“文学”更强,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对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而引人瞩目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日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好奇心等等。总之,很多外国人在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都有着这种心态。

另一方面,从多个角度考量,中国文学译介的美国运行市场还未成形,需时间积淀。译者层面,专业度和收入及其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学翻译的读者需求量低造成大部分美国中英双语人才不愿专事于中国文学英译;文学代理人层面,美国整个文学代理圈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低认知令代理人对中国文学英译作品不敢下手、敬而远之;出版层面,美国出版社常在原则和利润间犹豫。这种矛盾的抉择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在美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翻译编辑层面,由于中国翻译文学在美国文学场域中尚处边缘,他们多以本国受众阅读习惯为考量,文本入侵性较强;大众读者层面,美国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其接受水平大概相当于上世纪初期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

东亚,从太空中看这片土地,既像是世界的开端,又像是世界的末尾。当然,地球是圆的,每个地方都符合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我们就会意识到对这片土地而言,这种说法所具备的强烈确切性。这一点在进入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之后,会变得更加鲜明。这片土地上有着漫长连贯的历史、璀璨炫目的文化,但在西方的话语中,这片土地却被称之为“远东”。远与近,开端与终结,延续与重生,便在数百年来的世界现代进程中,成了这片土地的主题之一。“东亚”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与地理综合而成的概念,可以与之类比的,也许只有“西欧”。世界的两端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世界两端的相遇与融合,也几乎成了整个当代世界的一则寓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发明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可写文本”,一个叫“可读文本”。“可写文本”是要花费很大力气去阅读的文本,是要一遍一遍重读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是多重性的,可以供读者进行深入发掘,只有在一遍一遍的阅读中才能逐渐展现它的深意。而“可读文本”相反,读一遍就明白了,不需要多重的阐释。真正的文学经典可以说都是“可写文本”,它们必须被重读。比如《红楼梦》作为中国的经典也有必须被重读的特征。

顾彬还认为,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因而造成了现代性不足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必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顾彬说:“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属于俗文学。”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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