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如何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确定帝王群体诗文创作的特殊性澳门新蒲京app下载:,历代赋学文献源远流长

 读书文摘     |      2020-04-15

  由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等任顾问,四川省宜宾学院主持修撰的《唐前帝王诗文校注》一书,全六册,是对唐前帝王诗文进行系统清理的第一部大型古籍校注著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考察先秦至齐梁各体文章的写作,总结为理论,系统论述了文章的本质、起源,文体和创作,发展与流变等问题,影响深远。如鲁迅所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今人对待《文心雕龙》,多把其视为文学理论着作,但严格说来,此书论述的范围大于文学,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章。既有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亦有章表奏启等公文和应用文。中国古代文学,在齐梁时期虽有试图区分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努力,但从始至终,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未能实现真正的分流。 读《文心雕龙》,自然首先从文本入手。之所以强调读文本,是《文心雕龙》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心雕龙》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一般的诗文评,刘勰是用当时盛行的骈文写作了《文心雕龙》。作为一种文言文体,骈文讲究工整的四六对和用典,因此对这种文体,历代多有批评。批评的主要指向就是华丽的形式妨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而《文心雕龙》讨论的则是文学理论的问题,理论作为对知识的理解和论述,更需要逻辑严明,语言准确。骈文这种形式,自然给准确表达理论造成困难,也给阅读者的理解带来很大麻烦。因此,今人读《文心雕龙》必须借助前人对此书的注解。可参考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读《文心雕龙》,要遵循古人知人论世的方法,了解作者刘勰的思想。刘勰,《梁书》和《南史》有传。他自幼贫寒,二十岁进南京附近的定林寺,投靠着名佛学家僧佑读书。到了梁朝,刘勰才步入仕途,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后奉梁武帝萧衍之命,回到定林寺整理寺中所藏经卷,后申请出家,不一年而卒。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在其而立之年梦见手持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以后,其起因来自梦见孔子的启示。写成后,扮成小贩,负书等候时为齐重臣并文坛领袖的沈约于道旁以自荐,受到沈约的欣赏。刘勰一生的思想出入儒释两家,而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深。他写书是为了学习孔子,弘扬文道。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此书前五篇的“文之枢纽”部分,为何集中阐述宗经的主张,把六经视为文学之源和文学的典范。当然,刘勰一生多在寺庙中生活,而且阅读整理佛教典籍,耳濡目染,自然也影响到他的思维,尤其是佛教的因明学,直接影响到他建构《文心雕龙》庞大体系的逻辑思维。 读《文心雕龙》,可先读书的最后一篇《序志》。作为全书的序言,这是一篇了解《文心雕龙》写作动机和全书理论结构的关键文章。《序志》篇批评了齐梁文风:“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释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认为近代的文风,不尊文体,追求奇诡,徒尚文饰。同时,还对此前的文论给予了评价,认为此前的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读《文心雕龙》,不仅要把脉刘勰的思想,还要了解齐梁时期文学的状况以及此前文论的发展情况。 文至齐梁,各体文章都已比较成熟。偏重文辞的诗赋自不待言,五言诗由古体开始向近体转型,七言诗亦得到长足发展。而辞赋则由汉赋的铺采摛文,发展为六朝的抒情体物小赋。即使是章表奏记等应用文体,不仅文体越加全备,对文体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而且越来越重视文章的修辞之美。自先秦至齐梁,文学的走势,从总体看是由质朴趋向华丽,以致连对当代文风持一定批评态度的刘勰,都用骈文写了讨论文章的书。 随着对文学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涌现出大量总集、别集,尤其是《文选》,影响深远;文论也空前发达。魏之曹丕的《典论·论文》着眼从文气与文体、即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评论建安文人,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命题。晋之陆机的《文赋》则是首篇探讨文章构思与写作中“文”“意”“物”关系的理论着作。西晋和东晋,还有两部都已经失传的文论着作: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从其残存的佚文看,都是围绕文体评论作家作品的着作。齐梁时期的文论,越发重视文章之美的探讨,其主题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文笔”的划分,刘宋文人颜延之分文章为言、笔、文,经书是“言”,传记为“笔”,有文采且押韵的文章称“文”。而范烨则以无韵为“文”,有韵为“笔”。另一类是声律论的建立。声韵是汉语的自然属性,自有汉语言文字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诗文,但是对声韵的声律集中探讨,则在齐梁时期的王融、谢朓、沈约等人,主要成果就是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刘勰虽然批评了此前的文论,但其《文心雕龙》却广泛吸收了这些文论的成果,所以才成就了这部集齐梁前文论之大成的着作。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无体系,似《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体系完整的着作十分罕见。因此读《文心雕龙》,必须掌握其结构完整、逻辑严明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读重点篇章。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上下两编。此书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全书的“文之枢纽”,即总纲。在总纲中,《原道》是核心,文本原于道,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与人类共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二,“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原于道而又明道的重要性。这就为文章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其终极依据。以此讨论文章,才算明确了人文的本然;以“原道”冠于《文心雕龙》之首,也为此书奠定了根本的写作原则。以下四篇所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确立经书在文章写作中的经典地位。儒家的六经,既是各体文章的源头,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因此,文章写作要效法经书,同时参酌以纬书和楚辞的奇丽,既“取融经意”,“亦自铸伟辞”,做到“酌奇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章追求新奇而不失其正,文辞华美而内容充实。文章学习经书,刘勰并不主张亦步亦趋,而是通中有变,既尊其体、坚持其刚健文风,同时文辞亦应应时创造变化。 《文心雕龙》从第五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是“论文叙笔”,即文体论。不同的文体,按照有韵到无韵顺序排列,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大内容,分别论述了文体的起源与流变、文体的功能与意义、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文体的基本规格要求,涉及文体达三十三种之多。基本可以作为唐前分体文学史来读。读《文心雕龙》,往往忽略文体论。即使是研究者,也多集中在下编的创作论。其实,文体论作为此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分重要。这不仅因为古代有很强的重体观念,文体是文章的基础;而且就本书而言,文体论与创作论实则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文体论是创作论生成的基础,创作论是文体论的抽象与升华。刘勰批评六朝文风,也多在“文体讹滥”,因此读《文心雕龙》切不可跳过这一部分。 书之下二十五篇,是刘勰所说的“割情析采”部分,大抵可归为文术的范畴,即创作论。按照刘勰的篇章排列,参照詹锳先生《刘勰与文心雕龙》一书的梳理,《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属于创作论,《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属于修辞学,《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大抵归于文人修养。 今人研究《文心雕龙》,多从文学理论出发发掘其价值,讲的最集中的是《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时序》《物色》等篇。而这些篇又确实是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 文章写作,首在运思,故《文心雕龙》下篇的第一篇就是《神思》,重点论述文章构思中思维与外物的互为作用关系。“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其关键是打通作者思维,调动辞藻等表现手段,实现对对象的充分表现。《文心雕龙》虽然广论文章写作,但此篇所论,“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显然说的是诗赋等文学作品的艺术思维,因为此处所说的神思,要有情感,要联想,甚至虚构。因此读《神思》,还要参读同样涉及到写作中作家主体与万物关系的《比兴》《物色》诸篇。 既然写作是写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所以主客体都制约影响到文章的水平和风格,“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也”。《体性》篇专题探讨作家的才、气、学、习对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首篇研究作家主体与风格关系的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刘勰主张文章尊“体”,反对文体讹滥。“体”既是体裁,亦指体制、体统,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文章写作中要处理好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故《文心雕龙》设《情采》篇专门论述此一问题。情,即情感内容,采,即辞藻文采。刘勰强调二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把古今文章概括为两种写作取向,一是《诗经》作者的“为情而造文”,一是近人的“为文而造情”,并且批评了后者的“采滥忽真”“繁采寡情”。文意与文辞涉及文风,针对六朝讹滥文风,刘勰提出了理想的文风:“风骨”。学界关于“风骨”争论很大,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握住《文心雕龙》的主要论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即文意鲜明,文辞凝炼。 如本文开篇所言,《文心雕龙》涉及文之方方面面,此短文所举不过是其荦荦大端而已。

“甲午”作为清末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因军事、政治事件而被赋予了诸多历史含义的时间概念,其影响所及在器物、制度层面之外,还有文学。“甲午”对于清代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由它引发了一次中国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以中学为主体资源、兼及吸收外来思想的革新。一个迥异于古代诗文传统的文学世界由“甲午”为契机开始出现在主流士大夫阶层的视域中,曾久居文人价值判断中主流地位的诗文开始受到批判和挑战,而一直被视为“小道”的说部书——小说的地位逐步兴起和抬升。

内容摘要:赋学文献,是指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含编选、载录、摘引)、评论、注释的文献,是我们研究古代赋学、传承中华文明的资料宝库。历代赋学文献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可以划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含辽金)、元明、清代5个历史时期。据《隋书·经籍志》,此期产生了大量的赋总集,其中既有编纂历代诗文时兼及赋体的综合性总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30卷、萧统《文选》30卷。据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今存清代辞赋作家凡4180人,作品19499首,其数量超过了明以前各代赋的总和。浦氏和李氏均辑撰赋话,一方面大量辑录历代赋论资料,另一方面也“述而兼作”,直接对历代赋家赋作进行评论,皆为赋话之开创者。(作者:踪凡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该书广搜博采,收录自秦至隋203位帝王的800余首诗、4000多篇文,在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总集的基础上,辑佚上有了新的收获。但该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更新、更全的唐前帝王诗文文本,而在于为这些诗文作了全面的校注,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未注释过的。全书体例设计颇有新意,每位帝王都分小传、正文、校注三部分。在小传中又细述生平思想、诗文创作和著述流传情况;于正文前则有解题,包括题名情况、诗文出处、篇目分合、主旨大意、题目语词解释、系年等内容;校注部分也严格遵守当前学界通则,均标注版本来源、书名卷次,对于诗文所涉及的制度、名物、词汇、典故等均能要言不烦地解释,并广泛吸收、考辨诸家之说。故而,该书在体例上兼具学理性与适用性,是一部自具特点的诗文校注总集。

就诗文传统变革而言,虽然,曾国藩本人以及吴汝纶、薛福成等“曾门四弟子”所倡的桐城古文,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张之洞幕僚所共同形成的“同光体诗派”,在追求古文“义理之说施于文章”和宋诗派“荒寒之路”的道路上,于前人又有所推进,但其末流空疏无物、附庸风雅的弊端,在时局危难之际越发凸显。

关键词:历代;赋学文献;赋体;赋话;编纂;别集;赋钞;评论;辞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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