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很赏识章惇,但是宰相韩琦说

 读后感大全     |      2020-04-03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神宗是没有忘记苏轼的,但他并不知道苏轼已不复存在。元丰七年,神宗启用“皇帝手札”复起苏轼移汝州,却丝毫也没有打动苏东坡。皇命难违,他不得不启程上任。汝州在北,苏东坡却北辙南辕道过江州,而且一路上磨磨蹭蹭,不断地上书乞居常州。在江州,苏东坡留下了《初入庐山》等近三十篇诗章和数篇游记。其中尤以《题西林壁》最为耐人寻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站在庐山之巅,眼里是连绵的山峦,心里却是纷乱的人世。从《水调歌头·中秋》到《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到《题西林壁》,我们不仅看到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蝶变,同时还看到了一个脱离躯壳的魂魄,一步一步走出忧伤与梦想。苏东坡的一生是用情致深的一生。于人、于事、于国、于家、于文、于艺,一份深情都用到了极致。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

章惇虽然报复心重,但是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军事上征服西夏,攻灭唃厮啰;外交上招降吐蕃诸部,拒绝辽朝请和。可是说文武兼备。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后来蒙古人编写《宋史》时,却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可园元明时期,韩园废为寺庵,但仍有文人在庵中寻访沧浪亭。清康熙年间,先后有江苏巡抚建苏舜钦祠与沧浪亭园林。民国时期,沧浪亭先后成为修志局、医学堂等,1932年又在此设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建起希腊柱廊式新校舍。

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苏东坡与苏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少年时代就因为无知而这样误判。而这几年“读”苏东坡,读着读着就觉得他们真不是一个人。那个宰相坯子,志大才疏的苏轼,他的生命的起点是眉州。而这个文坛巨匠,光彩照人的苏东坡,他的生命的起点却是在黄州。当然,苏轼是一只蛹,而苏东坡是一羽蝶。这种蝶变是在黄州完成的,而促成这种蝶变的,正是那次贻笑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南宋时士人普遍认为新旧党争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变法派更是祸乱之源,因此在宋人的笔记中章惇通常都是品行不端,狠辣凶厉的“奸佞”形象。

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开始改革,史称熙宁新政或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很赏识章惇,提拔重用,协助推行新法,章惇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神宗驾崩后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守旧派的司马光主政,尽罢新法,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职,作为变法派的章惇也被贬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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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苏东坡是元符三年四月奉诏返京的,但是他走了一年多,从哲宗朝走到徽宗朝也没有走到汴京。元丰七年,神宗启用“皇帝手札”复起他移汝州。也是四月,也是走了一年多,从神宗朝走到哲宗朝也没有走到汝州。因为他不是苏轼,而是苏东坡。在中国古代,像苏东坡这样的生命个体堪称绝无仅有。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穷尽了生命的可能,穷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抵达了生命的极限。宋人笔记中有“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之说。意思是说“三苏”占尽眉山地脉而使草木不旺,说法不免夸张,但“唐宋八大家”一门独占其三,如此厚重也确实让眉山小邑难以承载。


宋哲宗亲政之后,复行新法,起用章惇为相。章惇仇恨之心如此之重,对司马光主政时期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大臣大肆开展报复,恨不得将元祐大臣全部消灭。活着的大肆流放,其中就包括青年时的好友苏轼。章惇为相后将苏轼贬其到岭南。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尚无人给贬到这么远,此时苏轼已经57岁。苏轼在惠州,曾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首都,章惇一看,这苏轼活得挺舒服啊,十分不悦,再贬苏轼到海南。

沧浪亭门额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把单位的废纸卖了,换钱与几个同事聚会饮酒,因为拒绝一位想加入的同事,结果被告发监守自盗,遭彻底封杀。这事发生在1044年,苏舜钦觉得京城没法待了,装了一船图书,顺水行至苏州才考虑安顿家小。诗人总是敏感而激烈,佩索阿甚至说,自杀都不足以排遣突如其来的极度倦怠,他的内心渴望是“我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么说苏舜钦真是小巫见大巫,他只是想跟鱼虫共生(当然苏轼更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是苏舜钦玩剩下的)。苏舜钦这一出其实连玩失踪都谈不上,他只是躲起来,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的安慰信、唱和诗文一封接一封寄来,有时让他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些讨厌不讨厌的陌生人来信,有些称得上谬托知己,把他夸得莫名其妙,其实借着他的遭遇发泄私愤,弄得他如临大敌,板起脸来回信跟人家讨论做人的道理。最受不了开封的来信了。前参知政事韩亿在苏舜钦出事前去世了,他的儿子韩维是苏舜钦的妹夫,这时寄了封信到苏州,责怪苏舜钦做事不成熟,兄弟还在京城,却不留下来“尽友悌之道”,一个人跑到千里之外自寻烦恼。苏舜钦见信直接开怼:没想到你韩维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倒楣的时候你出现过吗?现在我自己安顿好了,你来跟我跩理性、正义这些大词,你觉得这样很有格调是吗(当急难之时,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刻,虽古人所不能受)?你关心过我在京城的感受吗?那些人想弄死我你知道吗?说我玩失踪,我不就是怕连累你们这些鬼亲戚吗?你以为你当时没躲着我呀(闭户或密出,不也与相见,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亲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苏舜钦出生在开封,受不了南方夏天的湿热,写信骂完妹夫,顿时觉得“褊狭不能出气”,整个苏州城都不想待了,就想找一个“高爽虚辟之地”透透气。一天他路过学校,发现东边有一处草树郁然、人迹罕至的湿地,其间有小桥流水、有高台空地,说是吴越国留下来的废弃池馆。苏舜钦花了四十贯钱买了下来,盖了亭子与书屋,也没有围墙,南北尽是竹林,三面环水,从城里来驾舟始至,居于其间读书观鱼,真正是隔绝人世、虫鸟共生。这就是欧阳修形容为“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的沧浪亭。苏舜钦应该并没有把家搬到沧浪亭,这是他读书会友的地方,因此有“独游”“静吟”之类沧浪亭的诗题。除了在此钻研易经、和诗回信,他也应邀或发兴在周边州县游览山水。苏舜钦在沧浪亭有过一次重要接待,为此他写了一首《郡侯访予于沧浪亭,因而高会,翌日以一章谢之》。据考证,郡侯应该是庆历六年徙任知苏州的赵槩。苏舜钦必须在沧浪亭隆重接待赵槩,不是因为巴结长官。同在朝中时,欧阳修本来看不上赵槩,嫌弃他没有文采,赵槩也不在意。苏舜钦被治罪时,并不怎么参与庆历新政的赵槩仗义执言,说朝廷惩治名士“非国之福也”,后来欧阳修闹桃色案件,赵槩又为辩白,欧阳修“始服其长者”。可以说赵槩是庆历同党以外苏舜钦最尊敬的官员,沧浪亭高会之后不但仍有和诗,苏舜钦还为赵槩母亲高氏撰写了墓志铭。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乌台诗案”牵动八方,包括宰相司马光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上书求赦,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为苏轼求情。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祈福,皇太后说:你也不用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一人就行。这些压力都没能让神宗皇帝改变初衷,最后还是赋闲金陵的旧相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专札言:“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的面子就不能不给了,因为神宗的钱都是王安石赚的。苏轼捡了一条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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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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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王安石以国为本,苏东坡以民为本。因两人政见不同,在王安石为相时,苏东坡转徙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但是,当王安石罢相而去,失势蛰居金陵的时候,苏东坡自江州顺流而下,两位世纪伟人恩怨一笑而泯。特别是章惇为相的时候,苏东坡两月三贬,漂洋过海一直走到了天边,于花甲之年谪居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岁的苏东坡奉诏北返,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他必定要入朝为相。而六十五岁的章惇却在这一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与儋州隔海相望。苏东坡走到洪州,章惇之子章援受章惇之命送来书信,恳求苏东坡为相之后放过他们父子。苏东坡就地回书:“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虑章惇年高不对岭南瘴气,还在书信的背面写上药方,荐于章惇备用。

苏轼在绍圣年间被一再贬谪,虽然有章惇没有相助的原因,但如果将所有的责任归咎给章惇,却未免有所不公。客观而言,章惇在哲宗时独相七年,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都颇有建树,是难得的宰辅之才。哲宗驾崩后,章惇执意反对赵佶为帝被向太后与赵佶深恨,再一次被罢黜,而苏轼却被赦令回京。

章惇虽然报复心重,但是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军事上征服西夏,攻灭唃厮啰;外交上招降吐蕃诸部,拒绝辽朝请和。可是说文武兼备。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后来蒙古人编写《宋史》时,却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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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苏轼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十岁的时候听母亲讲《汉书·范滂传》即问母亲“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母亲您答应吗?”。二十二岁应试汴京文章第一,只因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而忍爱判为第二。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策考试“入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度,录取名额只有五名,由皇帝亲自主持,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为最。苏辙入四等。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着接班人来培养的。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

绍圣元年,宋哲宗开始亲政,从小对父亲宋神宗事业充满崇敬的的哲宗,对于新党有着天然的好感。而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流砥柱,却在元佑年间多次非议新法,暗讽神宗,在修《神宗实录》时为了旧党的正统性,不惜抹杀神宗的功绩,诋毁神宗的为政。在高太后临政时,旧党假借哲宗的名义废除新法,甚至阻扰哲宗亲政。因此哲宗对旧党一向持反感态度,这从他后来任章惇为相也可以看出一二。

另外多说一句,哲宗驾崩之后,作为宰相的章惇极力反对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并且说出了“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样的狠话。事实上章惇看人还是十分准确的,如果当初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就不会有后来治国无方的文人皇帝宋徽宗,说不定北宋也不会遭受靖康之耻而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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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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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章惇对于元祐党人的打击过于狠辣,行政也有所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章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宰辅。章惇被打入“奸佞”繁荣行列,除了他支持新法,打击保守派相关外,与章惇屡次贬谪苏轼也有极大的关联。

章惇虽然报复心重,但是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军事上征服西夏,攻灭唃厮啰;外交上招降吐蕃诸部,拒绝辽朝请和。可是说文武兼备。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后来蒙古人编写《宋史》时,却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湖州长兴章惇墓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导游苏轼与章惇本来是诗词、书法、旅游、品酒等方面的好基友,因为熙宁变法弄得分道扬镳。关于两人最可笑的故事,是说早年同游终南山,在仙游潭景区,章惇踏木栈在绝壁万仞间题写摩崖,苏轼因为恐高打死也不敢,事后苏轼开玩笑说章惇“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这个玩笑,就是后来认定章惇本质上是杀人犯的终极证据,乃至章惇嫌弃名次两次科考、不肯走后门为儿子谋美差都成了本质恶的罪证。所以说宋人的评价体系,有时颇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当然这都是北宋亡国之后的事情。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六年,章惇稳稳地当了六年宰相。宋哲宗去世,章惇反对宋徽宗继位,1101年被贬到雷州,而苏轼获准北归。苏轼抵达京口时,章惇之子章援也在当地。章援的科举是苏轼录取的,因此他称苏轼为恩师,这时写信给苏轼,委婉请求苏轼回朝后不要打击父亲。苏轼得信非常开心,回信中开始介绍在烟瘴之地的生活经验,而这时章惇正在贬谪途中怀念苏轼的诗句。一个月后,苏轼去世,章惇则在其子章援刺血上书的营救下,先后被安置在睦州、湖州。1105年,章惇在湖州去世,享年71岁,数年后被追赠为申国公、太师。章楶在章惇之前三年去世,享年76岁,不久其子章縡因为盐钞法得罪蔡京,沧浪亭有可能在此数年间转手给章惇。章惇成为奸臣,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一旦将北宋的亡国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章惇自然难逃罪责。问题是王安石没有列入奸臣传,章惇也不是传说中对王安石反戈一击的吕惠卿那般的卑鄙小人。章惇受诬的直接原因其实是后宫政治,因为宋高宗的合法性来源于哲宗废后孟氏,孟氏是太皇太后高氏所立,章惇是高氏的政敌,因此也是宋高宗的仇人。绍兴五年,宋高宗宣告章惇曾诬蔑高太后,追贬章惇,连“子孙不得仕于朝”。理解了苏州章氏失势的背景,绍兴年间抗金大将韩世忠从章家夺走沧浪亭就显得顺理成章,沧浪亭由此改称“韩园”。章惇去世后葬于湖州长兴县,因被诬为奸臣,其墓地史无明载,21世纪初才在盗墓残余中重新确认,距韩世忠长子韩彦直的墓地仅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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