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朱熹的学术大师,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

 读后感大全     |      2020-03-20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当今的学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多凭个人的热情从事学术研究,虽有不少新鲜著述,但在热情过后方才发现,几乎没有多少能够称得上学术的东西,甚至有些属于学术垃圾。因而有人哀叹缺乏“学术大师”,甚至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评选,反而愈加茫然。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我对儒学的重建有深切的关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学界同仁一样,走得也是“以西释中”的路子。但说实话,到底该怎么做,如何去创新、建构?心里是不清楚的,前面的路是模糊的。其实,只要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上的儒学复兴或者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之学统。历史上每一次儒学创新无不与经学变革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通过经典诠释以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孟子的抬头始于晚唐的韩愈。韩愈着《原道》,祖述儒家道统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事实上, 儒家经典,若不是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而且,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丰 富含义。

当今的学术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学术的不成熟、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以史为鉴,或许对当下的儒学建构有所借鉴和助益。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宋儒的做法,分几步去走。首先,什么是儒家道统?朱子的道统说来自韩愈,韩愈有《原道篇》,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认为他所说的道不是佛老之道,而是儒家之道,这个道由尧传给了舜,舜传给了禹,禹又传给了汤,然后由文、武、周公传给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还有荀子,有汉唐儒学,为什么说道统不传了呢?原因就是他把道统看做了仁义,以此为标准,自然把发展了儒家仁义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义及制度建构的荀子、汉唐儒学排除在外了。朱子继承了韩愈的说法,他说如果不理解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说“轲之死,道不传也”。那么道统所传是什么内容呢?朱子认为,不过是仁义而已矣。所以在道统问题上,朱子与韩愈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对其做了更为形上的阐释而已。那么,韩愈、朱子的看法对不对呢?是不是儒家内部只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在传道统,其他人都违背了或丢掉了儒家道统呢?当然不是的。最近几年的出土文献,使我们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孔子、子思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孟子,同样也启发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影响上看,他们同样存在联系。所以,朱子“一线单传”的道统观显然是有问题的,后人对其也多有批评。那么,孟荀的分化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仁义、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性恶论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窄化。孟子虽然发展了儒家仁学,但丢掉了或者忽略了儒家礼学,对外在的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承继儒家的礼学,但在仁学,性与天道、内在超越方面讲得不够。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也都不是孔子之所作。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学术的厚重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当今学术几经周折,近30年来得以复兴。但如果仅限于这30多年来的学术,何以言厚重?又何来底气?于是,学术界追溯百年学术,回到民国时期,通过把当今的学术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构建现代学术传统,从而增加当今学术的厚重和底气,这对于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无疑又进了一步。

《儒家道统说新探》,梁涛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定价:29.00元

《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并非一人。《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汉代的纬书《论语崇爵谶》则说《论语》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会撰。近代人夏曾佑则谓:“七十子之俦,汇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什么是中国气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过汉唐的国力强盛和唐宋的学术繁荣,既有曾领先于世界的宋元科技,又有曾执世界学术之牛耳的宋明理学,这就是中国气派。宋明理学家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时期,冯友兰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新理学”体系,就是要体现这种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最后是儒家经典,具体讲,是新四书的重新诠释。新四书的诠释不是一种章句之学,不是简单的文字注释就可以了,而是一种哲学诠释学,是以儒家的本体论哲学为依据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故也包含“《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情况。不过宋儒的这种诠释方法今天是否依然适用,不是没有争议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就与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古人的学术规范不够严格,故“《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倒也无妨。可在今天的学术规范下,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明明是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古人的呢?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扭曲了古人的思想,二是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表达。刘笑敢教授的说法当然有意义,使我们对文本的“意谓”和“蕴谓”有一个自觉,即哪些是文本已有的,哪些是其蕴涵而被我们进一步发挥的。但是刘教授的担心则是不必要的。经典的意义是一个无尽藏。不是说被前人注释过了,其意义就被穷尽了。真正好的诠释恰恰是将经典中被遮蔽的意义呈现出来。另外,西方有“重建调适的诠释学”之说,意为诠释的目的不只是要证明古代经典中已明确表达或包含了的某种思想,而是要证明它有朝此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通过确立基本的诠释原则,是可以对《六经》之意和我注《六经》做出区分,避免刘笑敢教授所担心的情况的。

第一期是子夏西河传经,到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再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是今文派儒学。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当今学术的道德问题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实际上与追逐利益有关。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也存在学术上的抄袭,也有低水平的重复,但平心而论,那些并不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所以尚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民国学术作学术史的研究时,这些抄袭和重复自然被淘汰出局。由此可以看出,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违背学术道德所遭受的惩罚。

二、儒家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

到东汉后期郑玄以《张侯论语》为底本作《论语注》,遂成为东汉以后《论语》的通行本。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发布时间:201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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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也都是汉代以后人所编撰之书,皆不能列于先秦之儒家经典。可信之先秦儒家经典只有《五经》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号,主张研读原典。这对于不直接研读原典,而只是跟着他人的解读人云亦云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学术研究需要怀疑,但对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忽视或抛弃。

今天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阐述。继后,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一直有学者在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先后有谢无量《朱子学派》、周予同《朱熹》、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李相显《朱子哲学》等重要学术专著的问世,此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贺麟、白寿彝等一大批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文,阐述不同学术观点,乃至针锋相对,甚至还有学者将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解决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世道人心结合起来,曾一度呈现出学术繁荣景象。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对于朱熹的研究,也是对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延续。今天,研究民国学术,整理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要延续这样的学术传统。

那么,古代儒者是如何通过经典诠释建构思想体系呢?我们不妨以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工作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道统的确立。什么是儒家道统?其特点是什么?第二,儒家经典的选择。儒家经典很多,哪些最能代表或者反映儒家道统?第三,儒家哲学的探讨。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朱子提出了理本体,并对理、气,心、性,已发、未发,格物、致知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或义理之学。第四,经典的具体诠释实践。以其理学思想为依据,对《四书》做哲学化的诠释。这个工作贯穿了朱子的一生,据记载,他去世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诚意”章。朱子一生当然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但他的理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四书》的诠释建构起来的。

而在西汉后期,反对汉武帝搞大一统的刘姓贵族以及阴谋篡汉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刘向父子则支持古文学派。魏晋以后古文儒学兴盛至于隋唐。齐鲁皆为古文学派大本营。故汉代后期以传习“鲁论语”、“齐论语”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论语”,则随同今文学派而式微,后来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