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拍章惇的背说,宋仁宗嘉祐二年

 读后感大全     |      2020-03-14

让人特别感动的还在,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不求利己,唯为助人,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即使放在当世,又有几人能及?

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苏轼被贬黄州后,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写信规劝苏轼,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

苏轼与章惇虽属不同阵营,政见不同,但此时的章惇尚能守护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有才的人叫创作,无才的人那叫瞎编。

王巩《闻见近录》云: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苏轼也成了章惇重点打击的对象,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在惠州,苏轼处世豁达,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曾写过一首《纵笔》诗以自娱,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歌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睡眠的情景。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他决意要把苏轼往死里整,绍圣四年,章惇指使吏部一纸令下,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那里更加荒僻,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瘴雨蛮风,九死一生。宋太祖曾立下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已经没有丝毫的朋友之情了。

都说文人器量狭窄、小鸡肚肠,那就看看苏轼这位大文豪吧!自然,苏轼的宽容大度,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没有原则。恰恰相反,他所持的政见、立场,异常坚定;也正为此,他既得罪于变法的王安石,又不苟同于尽废新法的司马光,才遭致数度受贬,外放流浪。

不过,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程颢、程颐。

苏轼也成了章惇重点打击的对象,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在惠州,苏轼处世豁达,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曾写过一首《纵笔》诗以自娱,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歌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睡眠的情景。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他决意要把苏轼往死里整,绍圣四年,章惇指使吏部一纸令下,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那里更加荒僻,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瘴雨蛮风,九死一生。宋太祖曾立下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已经没有丝毫的朋友之情了。

天道公允,造化弄人。苏轼遇赦复官之时,正是章惇被贬流放之日。宋徽宗即位,以章惇曾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章惇被罢相后,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但是,苏轼从来不把政见分歧、仕途沉浮与朋友情谊拴在一起,像现今的某些人那样,一切以政治正确为转移,以至翻脸无情,落井下石。在苏轼而言,你我政见虽异、不相为谋,但私交尚在、情谊尚存,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他与王安石、司马光,包括章惇在内,都长期保持朋友关系,而不受宦海迁谪之左右,不为恩恩怨怨所影响,正凸显其人格的高标。宦海风波恶,文心两相知。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堪称文坛佳话。

绍圣元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贬至惠阳。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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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着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黜出外郡,从此他怀恨在心,一心伺机报复。

双重迫害之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寒食诗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宋党争,苏、章在从朋友到政敌的转变中,人们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竟能泯灭人的理性,从而制造人间灾难?!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所写诗文受人构陷,涉嫌诽谤朝廷,讽刺新法,被逮捕治罪。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致苏轼于死地,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应予补书一笔的是,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也就是说,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黜出外郡,从此他怀恨在心,一心伺机报复。

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时人杰,名显当世。然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着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将入相,多谋善断,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意欲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说及苏轼,世人无不高山仰止。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神宗没有被他忽悠,客观地说:“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干我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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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端的令人击节赞赏。

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

仁宗嘉祐二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才进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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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度的苏轼,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盘石之上!这种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大度东坡奇伟男,绝代风华千古传。苏轼的博爱大度,与豪放的苏词、隽永的苏文、飘逸的苏字交相辉映,成为国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丽历史风景。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算亲戚关系,还是二程的表叔。

这时候,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要是照王相爷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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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推崇苏轼,盖其手创之不朽文化功业。他的诗词、散文、书法,堪称“三绝”,立极宗师;而他的性情之淡泊,性格之洒脱,累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也引得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当不在屈子、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我所叹服。

参考文献: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所写诗文受人构陷,涉嫌诽谤朝廷,讽刺新法,被逮捕治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致苏轼于死地,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苏轼被贬黄州后,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写信规劝苏轼,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

老苏很励志,年少时读不下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名显当世。然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將入相,多谋善断,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意欲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边面临万丈悬崖。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连说不敢。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此”章惇上来后,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大笑。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

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史书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伟大的人格!这种崇高的精神,足可光耀千秋,令世人景仰!反观章惇,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恃权报怨,心狠手辣。千年以来,一直受后人诟病。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神宗没有被他忽悠,客观地说:“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干我何事?”

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天道公允,造化弄人。苏轼遇赦复官之时,正是章惇被贬流放之日。宋徽宗即位,以章惇曾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章惇被罢相后,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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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

嘉祐六年,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章惇任商洛令,同在陕西作地方官。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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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都是当時的人杰,他们是如何从朋友成政敌的

哲宗元祐八年,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由于宣仁太后倾向于旧党稳重的政策,所以哲宗经常被旧党人士所忽略,这引起了哲宗的厌恶,以至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绍圣元年,哲宗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之巅。这时的他,忘记了道德良知,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残忍,后来无出其右。

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结束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涯。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就可能终老海南了,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

嘉祐六年,苏轼授大理评事;章惇任商洛令,同在陕西作地方官。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在政坛上几经浮沉的曾布,功勋卓着,日后却与章惇、吕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传》。

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有来。当年苏轼作为主考官,亲点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轼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凶残至极,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但苏轼却胸襟豁达,丝毫不计前嫌。

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结束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涯。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就可能终老海南了,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

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新党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给章援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四日。并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顺利北还!

苏轼给章援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四日。并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顺利北还!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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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爱恨交织,高潮起伏,错综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说丛出,扼腕叹息。

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边面临万丈悬崖。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连说不敢。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此”章惇上来后,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大笑。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

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伟大的人格!这种崇高的精神,足可光耀千秋,令世人景仰!反观章惇,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恃权报怨,心狠手辣。千年以来,一直受后人诟病。

于是,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

哲宗元祐八年,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由于宣仁太后倾向于旧党稳重的政策,所以哲宗经常被旧党人士所忽略,这引起了哲宗的厌恶,以至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绍圣元年,哲宗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之巅。这时的他,忘记了道德良知,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残忍,后来无出其右。

这时候,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要是照王相爷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

苏轼与章惇虽属不同阵营,政见不同,但此时的章惇尚能守护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北宋党争,苏、章在从朋友到政敌的转变中,人们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竟能泯灭人的理性,从而制造人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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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爱恨交织,高潮起伏,錯综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說丛出,扼腕叹息。

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有来。当年苏轼作为主考官,亲点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轼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凶残至极,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但苏轼却胸襟豁达,丝毫不计前嫌。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仁宗嘉祐二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才进入仕途。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慌哒。

王巩《闻见近录》云: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希望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一举成功。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诗帖》。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

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

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径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章惇的和解,65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

曾巩潜心治学,在政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政坛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党的得力干将。

可说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

这一年试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大观元年,72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位权臣黯然落幕。

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

吕惠卿趁机利用曾布这直性子,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可在宋人眼中,曾巩可一点儿都不打酱油。在文学上,他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是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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