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着特征澳门新蒲京app下载:,还有学人与学术

 读后感大全     |      2020-03-13

**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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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浴沂咏归说学缘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着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思想史”、“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这种“在中国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的”研究则隐而不彰,或处于边缘地带。现代学科体制下这种旨在与西方接轨的研究,它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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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羊城晚报2014-11-26第B4版 | 作者:吴承学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4-11-26 | 阅读次数: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着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出版的一部重要断代诗歌总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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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大约十年前,我读了彭玉平教授一篇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论文,我素知他倾心词学,以为这只是他研究晚清词学偶尔及之,不以为意。后来有次茶聚,他很郑重地跟我说,拟用若干年时间集中研究王国维词学,我听了依然不以为意。据我所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早已是近代文学批评中的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了,此中还有叠床架屋或标新立异之作。他完全可以自开一境地,何必要在这个已经被过度开发的领域花费精力呢?   数年之后,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密集而持续地刊发了他的王国维研究论文。而每一论出,往往令人刮目,在王国维及词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从而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推进未有止境,“显学”并非不可挑战,一旦有勤敏的学者沉潜其间,或可发现竟然有宝藏未被开掘过,甚至未受关注过。在外行人看来,王国维研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玉平从中竟能不断发现柳暗花明之境。十年过去了,他把这些论文整合为专著,我拜读一通,深有感慨:他在王国维研究上,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且有后出转精之妙。其中的功力与艰辛,岂容易道哉?学术研究首要在识力,文献只是基础。对于原有史料的细心研读,从而得出新的见解,往往最见学者之功力。  学界多认为王国维早年钻研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喜欢康德、叔本华、尼采三位大哲,他正是以西学来反观中国的诗词批评,故而才有了古今独绝的《人间词话》。但在玉平看来,王国维的思想底蕴实际上并未跳脱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人间词话》纵使言及西方文学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一种借鉴和化用,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玉平的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才是王国维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其中、佐证其说而已。玉平以实证的方式把王国维放在那个时代语境之中,由此入手,勾勒出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调整对王国维词学的认知格局,展现出一个更为丰富复杂而有变化的王国维。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分为文学观念、词学本原、词学接受与学术因缘四部分,就我本人而言,对学缘部分更感兴趣。王国维的学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新命题。本书通过十个个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王国维的学术因缘,对其文学、词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作了勘察分析。其中如龚自珍、沈曾植、罗振玉、罗振常、梁启超、陈寅恪、胡适与王国维的全面学缘关系分析,应是本书首次全面论及。陈寅恪虽然未涉词学,但他与王国维在文史互证的方法上、文体观念上颇有承传之迹,也同样值得关注。读到王国维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相知相敬相重相推的故事,竟令人深思久之,引发无限羡慕和向往之情。  说到学缘,我自然想起与玉平的同门之谊。我们先后在复旦大学求学,师从王运熙先生。1996年他到中山大学工作,自此成为同事。在学生眼中,他是兼具风度和深度、魅力和实力的老师。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天分很高又很用功的学者。他对于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痴迷的,写作时几乎将一切都置之度外,可以连续好几天不下楼。他书房里的桌上、地上堆满书,要踮着脚尖才能进得去,还不许家人收拾整齐。写论文时,却能乱中取胜,信手找到需要的书籍。我和玉平出于同门,但我比他痴长近十岁,性格也迥然不同,不过,在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上可谓莫逆于心。师兄弟间切磋互补便成为生活中重要而有趣的部分。平时奇文共赏,相析疑义,读书有得,共享欢愉。每一文初成,则请对方挑剔摘瑕,持论甚严,出语甚直,彼此从不以为忤。读书之余,品茗饮酒,互相调侃笑谑。也常结伴山水之间,得浴沂咏归之乐。曾二度同游雪域,尼洋河畔的夭夭桃花,珠峰本营的皑皑白雪,留下几许欢言笑语。犹记布达拉宫广场,一群少年欢聚,我们也戏摹其狂态,两掌互抵,然后乘势一跃,双脚向后踢起。同行友人匐身抢拍,我们俩一起飞身跨越布宫的“雄姿”便成定格。  玉平到中山大学工作,转眼已近二十载。来时还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俊,如今已知天命,而我已近耳顺之年了。我和他常感叹岁月流逝之速,惕然而惧。曹丕曾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们常互相砥砺,以为学术虽非经国之大业,然亦可为不朽之盛事。真正学人之所追求,非求田问舍之利,非予夺生杀之势,也不在一时之荣名,唯在于名山事业耳。这也是近二十年,我们常常议论的话题。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为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在中华书局出版)  原文链接: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