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以其顺应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

 读后感大全     |      2020-03-12

    政府重商之下,春秋时期的商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

春秋时期的各国赋税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春秋时期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促使奴隶制逐渐解体,为封建制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改革成果标志着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显著发展,荒地大量开垦,私田数量不断增加,收获量也不断增加,井田制开始崩溃。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计算单位,井田制的废弛,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瓦解。随着诸侯、卿大夫势力开始扩张,齐国、晋国、鲁国等国对朝廷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分别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税制改革浪潮。 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首先在齐国进行。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其中,属于田制、田赋方面的改革是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好坏或远近分成若干等级,按等级征收田赋。 相地而衰征的意思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在此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总之,每亩土地的租额,按土地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而有轻重的差别,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义。 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就是把地分配给农户耕种,变集体劳作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独立经营。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坏,故能由不情愿的被动劳动变为自觉劳动,大大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 按产量定地租,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朝廷,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据《孙子兵法》佚文《吴问》所记载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齐国朝廷与农民分货的比例。也就是说,齐国农民上缴的部分与所留部分应各占一半。 管仲的做法是: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丰桔等条件给土地分等,从而确定租税额。比如,高旱地和低湿地的租税额要减去几成。 通常情况下的常征,就是按照标准土地的产量,按照对半分成的比例来计算租税额。但对于次等土地的租税额,就按标准土地的标准产量对半分成后,再从朝廷所得的一半中减去几成。这样征收租税,不论是丰年还是歉年,农民都会为多获的收入而自觉劳动。 相地而衰征以实物税代替了劳役税。劳役税是劳动者集体以无偿劳动的形式缴纳,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了。而由实物税取代劳役税,情形就不大一样了。 实物税是一家一户分别缴纳,而且税额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多产多得,耕作者为增加产量就会起早贪黑,尽力耕作。 齐国通过相地而衰征,使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大体均等,从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同齐国改革财政的同时,晋国也进行了改革。公元前645年秦晋之间发生战争,晋惠公被俘。晋国在大臣的主持下作爰田,即把休耕地卖给大家,以获得民众的欢心,争取有更多的人服军役。这种办法,开创了以后按军功给田宅的先例。 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推翻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旧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以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必须按亩交纳土地税。 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税率都为产量的百分之十。与此同时,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朝廷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 鲁国初税亩改革,是夏商西周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初税亩的实行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公元前590年,鲁国对军赋的征收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实行作丘甲。即即一丘之田要出过去一甸之田的军赋,丘中之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 公元前483年,鲁国季康子又实行用田赋,军赋全部按土地征发。 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一丘出马一匹、牛3头。 公元前548年,楚国令尹子木对田制和军赋进行了整顿。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从而打破了奴隶社会旧军赋的限制。 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相当于鲁国初税亩性质的初租禾,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 春秋时期,在各个国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对交易方式进行了改革,对部分商品实行专卖。 在当时,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据记载,郑国商人的足迹,南至楚,北至晋,东至齐,即是说,活动的范围包括黄河、长江流域;越国有大夫范蠡弃官经商,成为巨富,号称陶朱公。这时,商人的财力,能和诸侯分庭抗礼。 各国为了稳固统治,有必要限制贵族特权,平衡负担,减轻税负,主要目的还在于集中财力,富国强兵,以成霸业。所以在对田制、田赋征收进行改革的同时,一些重要物资的生产和经营也由朝廷控制起来。 春秋时期的专卖政策,以齐国管仲施行得最早,最彻底,也最有效。 对于盐铁实行专卖,管仲认为,食盐是日用必需品,一家3口人,一月需盐10升左右;经过粗略估算,万乘之国吃盐的人达千万,如果每升加两钱,一月可得6000万钱,这比征人口税多一倍,可见把盐管起来财政收益是十分大的。 而且,实行专卖,朝廷收入多而民不会受惊扰。如果用加税的方法,则会引起人们普遍不安,对朝廷安定反而不利。 管仲认为: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不仅是获取高利,抑制豪商乘时牟利兼并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本国财物不致外流的重要方法。 因此,齐国食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民制与官制相结合。在农闲时节,朝廷命民制盐,由朝廷包收,储存。在农忙时节,农民转入农业生产。等到盐价上涨至10倍之时,再由朝廷运到梁、赵、宋、卫等不产盐之国去销售,则朝廷获利丰厚。 铁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管仲设想:每根针加价一钱,30根针加价的收入就可等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税;一把剪刀加6钱,5把剪刀的收入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口税;如果一个铁制耜农具加价10钱,则3三个耜的收入等于一个的人口税。以此相论,管仲认为,专卖利益胜于课税。 管仲认为五谷不仅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社会经济中,还占着支配地位。所以,管仲主张朝廷应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借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于山林出产的木材,包括薪炭林和建筑用材林,管仲也主张由朝廷控制,因为山林薮泽是国有的。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管仲对食盐、黄金、谷物等重要物品,也主张由朝廷控制等这些物价上涨后,然后抛售出去,坐取几倍的厚利。 为了保证专卖政策的推行,朝廷下令禁止随意开采资源。对违禁者,规定了很重的惩罚措施。 他通过推行官山海的政策,即设官管理山海及其他重要物资,使朝廷掌握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 朝廷掌握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粮食和盐、铁,不仅打击了富商大贾投机兼并活动,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为齐国加强军备、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述这些改革充分说明,奴隶社会的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在各国已经开始崩溃。朝廷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一种新的、适合封建生产关系需要的朝廷赋税制度开始形成。 [旁注] 卿大夫 西周、春秋时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在西周时期,属于第三的贵族,其非嫡长子是士大夫,为西周最低的贵族。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时期齐国第十五位国君。他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于公元前681年在甄,即今山东省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受到周天子赏赐。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史称管子。生于春秋时期的颍上,即今安徽省西北部。周穆王之后代。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有春秋第一相之誉。 晋惠公(?~公元前637年),姓姬名夷吾。春秋时期晋国君主。在位期间,晋国在大国争霸中无所作为,使晋国处干失道寡助的地位,当然不能和其他大国争衡,较一日之短长了。 季康子(?~公元前468年),姬姓,季氏,名肥。史称季康子。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康子,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 子木(?~公元前545年),其名为屈建,世人尊称其子木。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执政时对内改革楚国弊政,命司马薳掩征收赋税,对楚国的肥沃土地实行井田制,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规定征收数量,使楚康王后期呈现出一股复兴的热潮。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生于春秋时期的宛地,即今河南省南阳市。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他不仅帮助勾践灭吴,还经商成为巨富。可以说是忠以为国,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阅读链接] 齐国大夫鲍叔牙和管仲的友情很深。 管仲曾经表述过:我曾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钱财,自己多拿,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贫穷啊!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被国君辞退,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能,他知道我没有遇到时机。 我曾经多次作战,多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亲。我曾经被囚受辱,鲍叔牙不认为我不懂得羞耻,他知道我不以小节为羞,而是以功名没有显露于天下为耻。生我的是父母,最了解我的是鲍叔牙!

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总量比重来衡量,今人无人能比。

子产是一位极其重视国家利益的执政者,他把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对抗强国欺凌的一项利器。众所周知,先于子产的管仲,曾为了霸天下而建议齐桓公三其国五其鄙,子产执政时也使郑国庐井有伍。由此可见,哪怕郑国国力微小,他仍有有备无患的觉悟。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管仲纪念馆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总投资近3000万元,分为馆区和园区。馆区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主要由中国宰相馆、管仲及《管子》思想陈列展厅(管鲍之交、桓公拜相、管仲治齐、首霸春秋、光照千古)、管仲祠、管仲墓等组成;园区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是广场、绿地及配套设施等

单纯靠经商获得财富的商贾,在春秋战国时期,无任何政治地位。但人类进化到资本流通的社会以后,没有相应的政治背景,想获取丰厚的财富,是不可能的。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士农工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最低一等。就算你有钱,连鞋都不能穿同色的。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是法家最根本,也是最强烈的治国信念。这种的观点,滥觞于春秋时期的子产。

    第一,私商大量出现,著名的有范蠡、子贡、吕不韦等。他们地位很高,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吕不韦,能把皇家接班人弄成自己的种子;越国大大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后两人干脆被后世合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15]  《史记》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周王室衰微,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纷纷把国力强盛与商业联系到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同富国,下则富家” ,“ 商不出则三宝绝” ,因此,纷纷实行重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齐桓公任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靠商业富国而“九合诸候,一匡天下” 成为春秋首霸。国视商业发展作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为此,郑国十分重视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公元前522年,晋国使者韩起谒求郑国国君为其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只玉环以拼成一对,子产以郑国二百年前与商人订立了只要商人不叛国,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活动为由而拒绝帮助索取玉环的要求。此事虽小,却足以说明郑国对保护商人利益的重视。 春秋后期至战国,著名的大商人不断出现,范蠡、子贡、猗顿、郭纵、白圭都以其高超的政治和经济谋略成为纵横捭阖、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其成就亦为后世商人所推崇。战国晚期,大商人更趋活跃,富商巨贾往往以其雄厚的财力而得到国君的尊重,有的将政治投资为其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吕不韦以其千金之巨帮助落难赵国充当人质的秦皇子子楚,后来,子楚继位,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赐河南洛阳十万户为其食邑。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大转型时期,商人以其顺应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就了几千年来让后世商人最为怀念的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子产重视礼的实质

    管仲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不掌控好商人,让利润皆入了商人之腰包,相当于一国二主了。这种对富商的本能的警惕,也是个不好的信号,后世君王皆接收到了。做得过分的,有干脆废除商业的,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司马贞:“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33]

回答:

对子产来说,国家求生存的长远利益不容丝毫妥协,所以此时不能纵容郑国人民,如若不然,郑国就要灭亡了。

    第二,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随着自由商业的发展,官府发现官营商业不利或者亏损,且征商(征收关税和市税)比经商更能保证和增加收入,于是逐渐放弃经商而改为征商,自由商人乘机坐大,逐步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于优势地位。

鲁国在乾时之战大败于齐国,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召忽为了表达对公子纠的忠诚而自杀。死之前对管仲说:“我死了,公子纠可说是有以死事之的忠臣了;你活着建功立业,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是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死生在我二人是各尽其份了,你好自为之吧。”[10]

回答:

子产一直保留着乡校,把它作为了解民意、知晓民心的重要渠道。他集思广益,并以民众的好恶、褒贬为镜,有针对性地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纠正自己的言行举止。

    郑国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优美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卿韩宣子拥有一对玉环中的一只,听说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就前往淘宝。他拜见了郑国国君郑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郑相子产对曰:“这不是官府的藏品,我们国君不知道哇。”郑国的其他大臣认为子产做得不对,因为一个小小的玉环,就得罪晋这样的大国,和韩宣子这样的政治强人(晋国六卿之一,在晋国执政27年),太不值矣。子产不理。宣子绕开郑国君臣,直接找那商人去了:我买还不行吗?那个郑国商人回曰:买可以,但是我得禀报我们国君与国相。于是韩宣子去找子产,没成想子产说出一番很漂亮的话来:“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也。”

齐桓公六年(公元前680年),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鄄(今山东鄄城)会盟。

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吕不韦等大商贾的社会地位比之后世如何?

子产的举动,就是一颗强效救心丸。他强迫着千疮百孔的郑国服下了这颗猛药。

    第三,政府的税种有三类:市税、关税和山泽税。市税开始与交易额发生关系,税率一般为百分之二。关税起源于宋国,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在边境设关收税,税率也是百分之二。春秋中后期,关不只设在边境,内地也相继设立,且税率开始加重。至于山泽税,春秋后期开始征收,税率比前两种更重。

约公元前723年(戊午年)

至于吕布韦,买入了一支潜力巨大的停牌股:秦异人。各种机缘巧合加上运作得当。把作为人质的秦异人推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而短命的秦异人屁股还没有坐热便一命呜呼。秦国的大权便落入吕布韦手中。以当今的商人来比,谁能富有一国?

子产为增加国库收入,而作丘赋,此举加重了郑国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想而知,郑国人民当然不会高兴。

    当然,从管仲开始,中国的商业文化里就有了不良的文化因子。

临终忠告

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墨守成规者将难以突破困境,甚至无法生存。春秋时期,子产作为积极献身于郑国的政治家,在掌握郑国政权后,他面对时代困境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也符合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历史变化观点。

    齐祖姜太公,屠过牛,市过饭。虽然肉经常卖臭,饭也不咋好吃,做生意老不在行,但是老人家重商则是一定的。一到齐国,“修政,因齐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一句话,齐是以商兴国的。不过,齐真正成为大国,跟管仲有关。管仲我们知道,也做过商人,且做商时不太地道,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拿的本钱少,分红时拿的利润多,鲍叔牙的伙计都看不下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穷需要钱,且有老母在堂需要孝顺。不管怎么说吧,管仲应该具有精明贪利的商业品性。待自己做了齐相,遂一展其品性,制定了极佳的工商政策。第一是轻税:“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第二是给商人提供各种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第三是设立国营妓院,开放搞活。

管鲍之交

二、郑国的地理位置较好。郑国北接晋,南邻楚,西通周、秦,东有鲁、宋、齐。这样优越的位置,给郑国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五,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但是在城外农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换而自发形成的定期集市也大大发展了。这种集市,本是产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但是商人涉足其间开始谋利。

管仲很乐意为天子出主意,他看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只有楚国进贡来的不值钱的茅草,谓之‘青茅’,这是长江流域特产的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先不让走漏风声。发令说,天子准备去泰山祭天,只有这一次机会特许诸侯们陪同他一起去祭天,想去的人,快来报名呀。

由此可见,对郑国人民短暂的不利,却对郑国长远的发展大为有利。子产的举措得到了时间的验证,使郑国人民蒙受其利。

    周公乃鲁之始祖,而周公是很重商的,西周初期的诸多重商政策,都是周公制订的。所以春秋时期“鲁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创儒学,轻视农工小人,但对于商,还没有轻视,其弟子子贡就是个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表扬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孔子甚至把自己也当商品了,发出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之类的吆喝。儒家轻商应该始于孟子,孟子把士称作“大丈夫”,把农夫称作“小人”,把商人称作“贱丈夫”。在孟子笔下,连商业税都是因为商人太贱了才开征的。《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意思是说,古代的市场,本来是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由官府管理。可是有些“贱丈夫”,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赚走。大家都认为这种人很贱,于是开始向他们征税。“贱丈夫”的称谓,加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论在后世的恶性膨胀,商人才慢慢被戴上贱和奸的光环。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子产死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从这种情况来看,至少可以推测出子产作丘赋之举,似乎得到了郑国人民一定程度的肯定。

    (三)越国重商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24]

子产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对他而言,国家主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倘若一个诸侯国的主权长期受到侵害,那么这个诸侯国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也就是说,内政能否自主,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衡量标准。

    一句话,俺们郑国立国之初就与商人有盟,互相保护呢,政府可不能依仗权力盘剥商人呢。这话说得韩宣子都害羞了,再也不好意思提买环的事情了。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所以才出现一个更优美的商人爱国故事:弦高犒师。说的是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遇到郑之贾人弦高、蹇他。两位商人商量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国国君之命,以十二牛劳之。秦将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

[26]  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知网 [引用日期2015-10-23]

郑国的国风民情

    (四)鲁国重商

[13]  《管子》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我们都知道,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就在于商业社会结构较为复杂,而且统治者无法凭主观意志使商人全面平服。

    后世还有商人学习弦高来着,可惜时移世易,一切都不是那个味了。我说的是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同仁堂老板乐平泉联系恒利木厂的王海,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一事。他们浩浩荡荡地带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结果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中国民间笔记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本国向不得受礼物,如为贸易起见,着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清兵抢去。

石壁谋

何其无奈!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纵观子产的一生,他用心良苦,却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他既要强调国家的利益,又不能忽略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他对然明的视民如子大家赞赏,又批评陈国不抚其民、将会导致亡国。

    第二,管仲发明平准制。也就是政府参与调控商业平抑物价。此招也是有利有弊。民主政体国家,它就走向社会福利一面;专制垄断国家,它就走向国进民退一面。

生报齐国

而子产在郑国国内对礼的具体运用,就是他对国内诸大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约束。管仲曾经以礼尊周天子,而子产却是以礼尊郑君。至于他后来弃礼而铸刑书,实质上也是对大夫权力进一步削弱。

    吴越争霸,除了传统的美人计,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商战了。据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文种给勾践献过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因《史记》中勾践赐死文种时有“子教寡人,伐吴七术”之语,冯梦龙以为《越绝书》史实性不及《史记》,故删“尊天地,事鬼神”和“邦家富而备器”,九术遂成为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不管是九术还是七术,里面都包含了商战的影子。

齐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久,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谋私通,醉杀了鲁桓公。对此,管仲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

在笔者眼中,早于子产的管仲要求齐桓公尊王,其实就是要他恪守对天子的礼。从管仲到子产,春秋的局面已经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变成各诸侯国夺话语权的局面,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的利益便是来自于对小国的蚕食与剥削。由此可见,德与礼,已经不再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了,然而,对于小国而言,德与礼,却是其得以生存的理论根据与护身符。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尊王攘夷

子产积极维护国家利益

    (二)郑国重商

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23]

然而,子产并没有著作传世,因此欲探究子产的思想和实践,所能依据的资料只有春秋时期的一些零星记载。根据这些记载,笔者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子产极力维护郑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子产对于礼的形式,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第三、子产的铸刑书一事,对后代法家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据《史记》,范蠡老师计然(另有一说,计然就是范蠡)给勾践谈的商战经验如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木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矣。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结果是十年,越大富,号称五霸。据说,之后范蠡弃官经商发大财,也是用的计然的商战理论。

[43]  《管子》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奠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

其中,最激烈的反对呼声,来自于古之遗直叔向。众所周知,叔向崇尚礼治,他面对铸刑书一事,自然会从礼的立场发言。大胆分析叔向的心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叔向眼中,法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刑律,这也是国家的秘密档案,而子产却想要把它公之于众!如果人民知道了法律的具体内容,那么将会依法与上位者争论不休,如此一来,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荡然无存了,礼也会跟着消亡,这还了得!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25]  管仲.光荣路 [引用日期2013-12-06]

笔者认为,子产之所以对百姓让步而不废乡校,是因为他担心犯众怒的后果,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小决使道和闻而药之。然而,子产的执政看似开明,但如果人民的意志与国家的利益相抵触,他捍卫国家利益的态度仍然是坚决的。由子产作丘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四,一些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工商合一,前店后坊,逐渐发展为中国商业中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一次,宋夫人惹怒了齐桓公,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13]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和管仲剧照

    (一)齐国重商

[24]  《史记》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子产一生最特殊的作为,就是铸刑书一事。他虽然推行了这个措施,但其理论的建立,并不是由他完成的,而是后来战国的韩非子。

  所以,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周天子仅仅在这三天时间卖茅草的钱,就已经相当于他七年的收入了。”

面对郑国人民的毁谤,子产的态度是坚定的,他贯彻了自己既定的政策,丝毫没有让步。我们都知道,子产之所以作丘赋,乃是由于晋、楚两国索取无度,给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大多数郑国人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作丘赋的政策自然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其实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道理。也就是说,如果此举是有利于国家的,那么国民就不应该计较个人的得失。

齐桓公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对其宰相说:“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正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从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仁。当郑国人民在乡校议政、然明建议毁乡校时,子产不仅接受了庶人议政的事实,还给予了郑国人民理论上的依据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也正因如此,此事被传为了千古美谈。

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26]

那么,究竟该如何以简御繁?怎样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些社会关系?这就成了郑国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名

一、郑国的自然环境恶劣。郑国先天环境多山林之地,可谓土狭而险,山居谷汲。正因农耕之地不足,所以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只能另辟蹊径。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

然而,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譬如子产作丘赋事件,究竟要如何避免或缓和这样的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具体的文献可以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子产执政时,郑国人民都抱怨他,还批评他取我衣冠、取我田畴;当子产执政三年后,郑国人民却感激子产,他们唱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

经济制度

从叔向警告子产的话国将亡,必多制、郑其败乎,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子产却坦言吾以救世也。

行政改革

从这三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子产秉持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点。那么,笔者就来剖析一下这三个结论。

管鲍之交

我们都知道,子产执政时,郑国无力对外开战,也就是说,子产无法拥有武功。那么,子产对内有何文德呢?

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东周列国春秋篇》弦高剧照

齐楚结盟

《东周列国春秋篇》管仲剧照

管仲故里位于今安徽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村。建有管鲍祠,是为纪念齐相管仲与齐大夫鲍叔牙的合祠,约500年前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时任县令屠隆重建,增祀鲍叔牙易名至今。管鲍祠几经兴废,明末毁于兵乱,道光六年(1836年)邑人万如陵重修,咸丰年间再次毁于兵火,民国二十二年,时任县长重修。[47]

笔者认为,子产铸刑书之举,固然对旧贵族不利,但这却是必须要做的。如若不然,将再也无法维持郑国的秩序了。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那么,为什么郑国的商业如此发达?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

  于是,天下的诸侯们便纷纷掏出黄金来,争先恐后地抢购。能够陪同天子出席这么大的盛会,黄金算什么,再贵也值!菁茅的价格顿时出现井喷,上涨了几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

子产是个怎么样的人?对于郑国的治理他有三大思想!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用人人事

欲了解子产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先了解当时郑国的国风民情。春秋时期,郑国国人的势力抬头,他们在郑国政治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其中的商人,他们逐渐能够以财富左右郑国的政治局势。

[34]  春秋第一相管仲鲜为人知的历史创举(2).中国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12-06]

由于铸刑书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对传统礼的一种挑战和否定,因此引起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

[41]  《管子》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由此可见,当时的郑国是一个商业形态的国家,其国内商人势力很强。我们很熟悉的弦高犒师,就发生在郑国,这证明了商人在郑国掌握着一部分的话语权,且势力庞大。从郑桓公受封之后,单独与商人盟誓共处之,也可以看出郑国君主对商人的重视程度。

[31]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国古曲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遗憾的是,子产铸刑书所规定的刑罚,其具体内容现今已不得而知。但从子产的治国理念中,可以知晓其已有法家的倾向了,这也正是新时代法家思想即将产生的征兆。

李靖:“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3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子产以德与礼来牵制和敷衍大国;另一方面,子产要求大国应对郑国有礼。这两点,由子产婉言相劝范宣子停止重币一事,和他到晋国尽坏其馆之垣一事,就可以得到证明。

解读 高山流水算什么,管鲍之交才是真正的知己之交

我们都知道,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德的具体形式,就是礼。

[48]  管仲纪念馆.齐文化 [引用日期2016-02-19]

司马迁评价子产: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笔者认为,子产仁爱人的表现,是他作为执政者,对郑国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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