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汉学走向专业汉学澳门新蒲京app下载,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如隔靴搔痒

 读后感大全     |      2020-02-27

  今天,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渴望获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也渴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自己。而汉学研究的最终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国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向世界阐明中华文明的价值精髓和现实活力。在东方与西方相遇的路途上,汉学家的角色也越来越受重视。培养更多的海外汉学家,为他们提供认识中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意义。

  以历史学为基础:深挖“北京经验”

  “汉学研究最开始的起源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方的语言系统,把自己的信仰体系传达给这个民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说,“了解他者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古代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非常大,必须把汉语的研究当成一门学问。把圣经整个思想变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尤其是做神学阐释的时候,对古代汉语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法国汉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对整个西方汉学产生了强大外溢效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柳若梅告诉记者,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奠基者阿列克谢耶夫就曾师从沙畹,这种师承关系对20世纪俄罗斯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影响,决定了由东学与西学熔铸而成的汉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中国人认识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力量。

  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涉及中国和欧洲双方历史演进的重大学术研究领域,在历史文献上涉及多种欧洲语言和大量中国历史文化。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这些文献对中国的介绍、传播和接受是展开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看来,欧阳哲生的著作是年轻学者未来迈向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的一个重要台阶,该书所代表的学术进步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记者|刘博超

在今天的法国汉学家看来,他们的前辈留下的不仅有丰厚的学术积累,还有更宝贵的思想遗产。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教授程艾蓝说,雷慕沙批评当时对于东方的偏见,还批评西方国家在亚洲各国所进行的殖民与商业掠夺行为。雷慕沙反对把欧洲模式强加于全世界不同的文明,以学者的态度表明世界各国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有特点、也各有不足。不同文明的交流不应以独尊或贬损某一文明为前提,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曾几何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转变为近代、现代学术,除其自身演进的原因之外,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实学兴起,这与耶稣会入华有直接的关系。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晚清以降,民国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西方游记汉学,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毕竟大多数是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西方人深入中国社会,开始从思想和精神上了解中国还是从传教士汉学开始。传教士汉学区别于游记汉学的特点在于,这些来华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生活,不少人最终老死于中国,对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礼仪之争以后,各教派为了阐明自己传教路线的正确,开始研读和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从而开始了中西思想与哲学之间的深层对话。这些是游记汉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欧阳哲生所提到的“北京经验”,就是这些来华传教士和遣使在其汉学著作中对北京和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了如指掌,但大体不差。”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两极的,少数精通艰涩古学的汉学家和大多数把中国等同于筷子和龙的民众。”刚刚获任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的北京大学教授董强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市场显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在区域研究的大范畴下,强调应用的“中国研究”(Chinastudies)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学科窗口。

多位受访学者向记者表示,重视西域史研究是法国汉学在西方汉学界绝无仅有的传统。例如,雷慕沙的名作《法显撰〈佛国记〉》及其大弟子儒莲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开创了法国丝绸之路研究的历史先河。事实上,法国的历代汉学大家基本上都涉及西域史研究,包括西域历史、地理、考古、佛教、社会史等。“这形成了法国汉学的一大特征,也是法国汉学对中国西北边疆历史,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耿昇说,在法国汉学界对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诸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学界自清末兴起了西北史地文献考证和疏注之风,甚至在中国促生了敦煌学、西域学、蒙古学、突厥学与丝路学等学科。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研究内容的汉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该书在思想上也有所关怀。因为近年来关于19世纪西方为何胜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有热烈讨论。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关于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正如戴逸先生所说:“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作者对18世纪中国潜伏的危机给予逐一总结性分析,但话锋一转,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中国衰败的原因归于传统政治制度,将其视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给予了另类的回答。作者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些国家“传统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以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作者回到自己长期耕耘研究的近代史中,把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与19至20世纪的中国研究贯通了起来。

传统汉学:从传教士、殖民活动脱胎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演讲时谈到“五个中国”——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这才是完整的中国观。我们必须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用这种完整的中国观与西方汉学家对话。”张西平表示道。

  正是因为这样,海外汉学家在一些方面的研究高于国内同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水平,从而为世界认识中国开拓了新的路径。然而,或许也正因为这样,西方研究方式与东方文化本体之间存在的先天异构,西方汉学家在认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时所处的时代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本体的误读和谬解。此外,文化交流渠道不够畅通、文化交流的心态不够包容等原因,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如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使汉学研究的效率大打折扣,也使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受到阻碍。

内容摘要:这几年关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基础性外文文献有了长足进步: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卜弥格文集》《马礼逊文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及。平心而论,来华传教士来中国的确是为了“中华归主”,但殊不知宗教传播是文化间相互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这段文化交流中。目前该书主要以西方已经出版的来华传教士和遣使文献为主,但这些来华传教士还写下了1000多部中文著作和同样数量巨大的稿本文献,例如近期我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出版的第一辑就有44册、177种文献。

  日前,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雷慕沙非常重视文本文献研究,科学严谨地开创了东方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日前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2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魏丕信如是评价。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主办,法国当代着名老中青三代汉学家和各国汉学研究者聚集一堂,回顾法国汉学200年来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

  汉学家的培养,汉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全世界今天都在关注的课题。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当不同文化的内在力量相互辐射,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将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第一位教授上任后去印尼当官,但没有专心政府的工作,而是编了一个辞典,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人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设教授席并非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但是因为有教授席以后,我们有机会亲近并研究唐诗宋词了。”柯雷向记者这样介绍莱顿大学汉学传统的源起。

西方汉学界应树立完整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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