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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大全     |      2020-02-25

    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30余位与会专家展开热烈讨论。

承洙泗源流,融希腊传统,延华族慧命,与天下善士共勉。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当代构建”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广州市举行。来自30余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由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成都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著名学者杜维明在发言中指出,儒家文明是开放式的文明,在当代中国,儒家文明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应积极主动地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展开对话,吸收各种文明的先进成分。与会学者认为,儒家文明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价值体系,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把儒家文明之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与当代价值讲清楚,尽快实现儒家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颜炳罡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有学者认为,国学中富民教民、制民恒产,礼乐刑政相互配置,提倡社会自治,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等方面的治世经验与智慧,对于今天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富有启示作用。有学者认为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是当前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主流精神,并在当今中国社会表现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提升自做主宰的主体意识、积极快乐的人生态度等。对于周易哲学、《庄子》异同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及近代以来张岱年文化哲学、孙中山新文化观、朱谦之文化哲学的讨论中,不乏视角新颖、颇有深度的佳作。

一、关于道统的定义,美国成中英教授认为,道统共有四义:1.广义的道统,是基于对古代经典的了解,对宇宙天地自然的探索。首先要认识易道,易道之下有天道和人道;2.狭义的道统概念是从孔子到汉代逐渐形成的经学传统即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说明道统,这种“把道统只看成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以致到清代成为很僵化的思想”;3.宋代程朱的道统;4.最狭义的《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把道统精神做更具体的说明。陈来教授指出: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所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中华文明主流价值的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蔡方鹿教授认为,所谓道统,指道的传授统绪。道统与道的关系,是以道为中心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道统是维系道之所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是道统所传授的内容。儒家为了论证圣人之道的精神和道的传授系统,便提出并形成了道统论。而广义的道统观则指以儒家圣人之道的相传授受为主要内容,又吸取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和文化。

颜炳罡,著名学者。1960年生,汉族,山东临沂人。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尤期是儒家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颜炳罡教授在海内外儒学研究界影响卓著,并多次应邀赴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研究及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有《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当代新儒学引论》、《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墨学与新文化建设》、《慧命相续——熊十力》、《生活的智慧——孔子哲学散论》《悲天悯人的呼号——墨子哲学纵横谈》等学术著作11部,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文史哲》、《法言》、《鹅湖》等海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多篇。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其走进新的社会和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儒学中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以及影响深远的儒家传统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分,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继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也有学者提出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且强有力的媒介支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使中国文化强国、经济强国的建设构成同向协调式发展。

二、关于总论道统与中国哲学文化,张立文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道统思想。宋明理学家继承道统的思想来重建形而上学的观念,也重建伦理道德,使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既有深度又有精度的一个新的创造。景海峰教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儒家的统绪意识有一个不断完善化和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作为这种理念的核心思想、建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道统’观,就是在这种情景之下一步一步地确立起来的”。郭齐、尹波教授认为,“道统,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它代表着该派理论和实践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在儒家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振纲教授指出:儒家道统思想文化基础是圣人史观。中国是一个崇尚圣人的国家,并把道统崇尚圣人的观念与其哲学、政治、伦理意义联系起来。

颜炳罡教授想来在许多同学之中已经相当有名气,但是他的学生仍然告诉我们,这和他在国内学界以及海外的声誉还是有距离的。颜老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研究,在学界声誉很高。但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道颜教授最初是通过名气颇响的“四书讲座”。

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与会专家提出,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以儒家为主导、以诸子百家为根基,以佛教等外来价值观念为助力而形成的,其发展历程经历了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三个阶段。它强调境界形而上学,恪守中道的精神,尽管与西方哲学的旨趣不尽一致,但无疑具有探究宇宙人生普遍之道的哲学自觉与理论自觉。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既不应该囿于所谓“合法性”的争议,也不应排斥“以西释中”的方法,而是应该发扬传统文化全面性、包容性的特点,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融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薪火相传。也有学者从文化软实力的培养、中西意识形态的交锋等角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提供的民族内聚力和认同感,足以构成一道抵御外来文化的壁垒,使传统文化在变动的环境中得以凝聚而不致湮没。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国学在城市社区、乡村等地的复兴,反映了民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加深;传统文化对于国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三、关于道统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次会议提出的新观点有:冯和一认为,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与出土文献上博简的零星昭示,可以得出,“颜子之儒,具有明显的‘学圣’‘言道’的特质,是受到孔门肯定的传道之儒”,因而在道统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刘振维教授把董仲舒视为道统中的重要传人,他“创造历史上第一次的新儒学”,“就‘道统’的核心意义观之,无论是韩愈的仁义道德观,抑或是朱熹的十六字心传,基本上在董仲舒哲学中皆已涉及”。尹邦志研究员以李翱《复性书》为例,探讨了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复性书》呈现了一个历史事实:佛教见地激活了儒家的心性论,从而为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的建设注入了活力”。毛丽娅教授论述了范仲淹开宋代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认为“范仲淹的思想对张载、周敦颐、二程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此而言,儒家道统的传承与范仲淹的努力分不开”。胡杰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陈平甫在与张栻交流中提出“道统”的时间是在1172-1173年间,比朱熹在1179年提出道统的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说,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注意挖掘道统、道学资源,较早表现出对从尧舜禹到孔孟道统传承的责任与担当。向世陵教授认为,湛若水把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崔发展副教授以阮元对李翺的批评为例,论述了乾嘉汉学对儒家道统的重构,指出“阮元认为,李翱以心通解经的做法使得儒学堕入了空疏”,而主张以“事解”解经来接续儒家道统。潘志锋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学者心中有强烈的传承儒家道统的意识,而到了第三代这里,刘述先的道统观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儒学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乃至西方哲学流派的关系,他以开放的治学方法借鉴西学,以期实现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在采访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他的中国哲学研究以及他的“四书讲座”将是我们采访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西方文化日益展现其强势文明影响的这个时代,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今中国已经颇受冷落,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同样面临挑战,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作为我们传统的儒学?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儒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实现传统与西方文化以及现代精神的对话?作为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自然也还有我们也许都还不甚了了的新儒学,颜老师的研究重心也正在于此,我们的采访也正从此开始。

四、关于道统重构,与会学者认为,在文化传承与价值重构问题上,应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道统思想,探讨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具有的价值,从而批判其流弊,而传承和发扬其仁爱民本、中道和谐、重主体、道不离日用等优秀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使道统思想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在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创新重构,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和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

记 者:当代新儒家思潮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初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系统反省,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儒家研究在大陆逐渐兴起。您是最早研究新儒家的学者之一,您认为与传统儒家相比,新儒家之“新”体现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颜教授:当代新儒家的“新”应该这样理解,从传统儒家到现代儒家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的规定性。儒家本质的规定性是不能变更的,变更了儒家就不能成其为儒家了,所谓儒家的“新”不是本质新,而是指表现形态上的新。这个“新”就是儒家在不同的时代应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展现方式,表现出新的展现形态。

具体说,第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顺应儒家的内在精神,当代新儒家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义理架构。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但传统儒家由“内圣”而“外王”是“直通”的,当代新儒家强调“曲通”,认为曲而能通。就内圣言,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有着共同的规定性,在外王方面,现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不同,传统儒家的“外王”是修齐治平,现代新儒家的“外王”主要是民主与科学,对这个民主与科学他们强调“曲通”。第二,传统儒家是仁智合一、以仁统智的文化系统,即“智”没有独立意义,始终隶属于道德系统,现代新儒家强调开出独立的学统。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圆而神”,而西方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方以智”,当代新儒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体现为中国传统的“圆而神”通过吸收、消化西方概念性思考的“方以智”而重新升华成新的“圆而神”。第四,传统儒学在哲学意义上是心性之学,而现代新儒家将这种心性之学发展为“道德的形上学”。正是在上述四种意义上,当代新儒家造就了儒家新的形态。这个新形态是“遥契古圣往贤的义理慧命并进而开出之”,才是当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真正意义。“古圣往贤的义理慧命”代表儒家的本质,“进而开出之”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形成儒家的新形态,这就是新儒家。

记 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等,学术界也在热烈讨论新儒家的正名问题,您能谈谈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吗?

颜教授:当代新儒家的定性与定位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术界仍在争议之中。李泽厚先生认为当代新儒学是新宋学,只有四个人能代表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牟宗三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但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新儒家是个非常庞大的谱系,只要是同情儒家学说的学者都是新儒家,人数达到十几位甚至二十几位之多,经过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前者是过分地窄化,又有人过分地泛化,其实二者对什么是当代新儒家没有一个恰当的定性与定位。

我的看法是,当代新儒家,首先要有“儒家的信仰”,即他必须是儒者;第二,作为新儒家要符合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四点新”,而且要回应时代的问题,思想具有独创性,有自己的学说与“思想体系”,这就是新、儒,家,所以当代新儒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具有儒家信仰的思想家。但只是儒家思想家还不够,还应该用儒家思想去回应现实的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所遭遇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有的学者是儒者,而不是儒家,有的是儒家,但不是新儒家。把儒者、当代儒家和当代新儒家做一个层次上的处理可能繁琐了点,但十分有必要。钱穆先生对传统文化保守的意义比较多,开新的意义不是很多,“守先待后”是他的追求,“新”非他所愿,他是当代儒家但未必是当代新儒家。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纪的理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但他并不是有意地开创一个儒学系统,所以他也是当代儒家而非当代新儒家。找到一个恰当的评判标准,就不至于把当代新儒家窄化或泛化。

记 者:您在2001年新加坡举行的“儒学与人类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的观点,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您是基于什么而提出了双向互动?您能具体谈谈如何实现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