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为钱穆身边的记录者,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

 读后感大全     |      202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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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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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师级学者,在当下越来越罕见。分科专业精耕细作,让博学、博养、博识、博文,正成为陌生的学养品质。大师的背景正走远,但大师留下的痕迹,值得追踪。通过打捞他们传奇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走近大师,再见大师。在当下浅阅读、快餐化,经典死活都读不下去,同时又倡导“全民阅读”的氛围中,翻阅钱钟书先生的巨量读书笔记,聆听钱穆先生60年前的课堂讲课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翻阅钱钟书 211个私人读书笔记本=72卷煌煌巨着历经15年的《钱钟书手稿集》完璧 2016年3月24日,由百岁杨绛先生亲自参与整理的6辑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由商务印书馆完整出版。 全书约计35000页,共211个笔记本,是钱钟书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7种语言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囊括4000余种外文图书期刊,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 早在2000年,钱钟书的全部读书笔记被出版社计划汇编为《钱钟书手稿集》,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部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已分别于2003年和2011年出版。 最后出版的外文笔记,被学界认为是钱钟书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最丰富、最可观的部分。《外文笔记》出齐,标志着这套历经15年、涵盖72卷册的《钱钟书手稿集》最终完璧。 攻读7种外文做3.5万页笔记《管锥篇》只是钱钟书学问 冰山一角 在研究性代表作《管锥编》中,钱钟书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成为学界佳话。其实,《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等着述,只显露了钱钟书学问的冰山一角。 在《钱钟书手稿集》中,我们看到,钱钟书在1.5万页的中文笔记中,摘记了3000多种书籍;3.5万页的外文笔记中,摘记了4000多种书籍,所涉及的题材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涉及外国作家260多位。其中包括多卷本文集,对钱钟书来说,只算“一种”。他读过、用过的很多书,还没在笔记中。 在《钱钟书手稿集》的前言中,杨绛回忆说,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图书不能外借,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此后60多年间,仅外文笔记,钱钟书就做了211册之多,建起了自己的“图书馆”。2012年,杨绛请来通晓多种语言的德国汉语学家莫芝宜佳博士和她的丈夫,共同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称赞,钱钟书的外文笔记,“虽然写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却仍然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笔记尽管数量巨大,但其保存惊人的条理清晰。” 读一本小说也要做39页笔记用意大利文摘抄莫扎特歌剧 钱钟书的知识之博、触觉之敏捷,令后学感到震惊。从这些读书笔记可以看到,钱钟书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书信和自传、优美的诗歌、通俗的故事、轻松的笑话等,无所不包。 但丁的《神曲》,在不同卷册里都有摘录,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同样出现过多次。关于《卡夫卡日记》《普鲁斯特全集》《福楼拜全集》,甚至《大英博物馆文献》《法语俚语表》等不太常见的书,钱钟书都做了读书笔记。 不仅读学术、读文学,钱钟书还对音乐兴趣盎然。在外文笔记里,关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钱钟书竟用意大利文摘抄了十几页。 人们读小说一般不做笔记,读完就读完了。但读英国小说家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钱先生竟做了39页笔记。而且,钱钟书阅读小说的视野之广,震慑后学。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说:“我是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钱先生并不以法国文学研究着称。但就法国文学知识而言,可以说,凡是我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道的,有我所不知的。在外文笔记第一辑里,居然出现了《大西岛》,这是1919年出版的法国通俗小说。我在1982年翻译出版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1936年,钱先生竟然就读过该书并且做了笔记。更令人惊叹的是,钱先生在笔记中所使用的外国文字达7种之多,且几乎包括社会科学所有领域。”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教授、学者陈众议说:“钱先生真是个天才,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加起来,真的是个世界奇迹。一如既往这么认真地做笔记,实属罕见。他的笔记里,充满了读书的审美的愉悦,包括他写字写得那么工整。那么精细地抄录,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是一种智者的‘游戏’。” 大师,你的书是怎么读的?“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 在学者黄宝生看来,把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出版,等于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年轻学者可以看看真正的学问大师是什么样子的,看看学问大师是怎么造就的,对自己会有一个启示,要那样读书。现在电脑方便了,好多写文章都是检索。电脑检索跟真正读书不一样的,电脑代替不了你读书,你要读书,才有真切的体会,连语境都不清楚,理解也不准确。” 读这么多,这么细,钱钟书是怎么做到的?翻译家罗新璋透露:“我有一次问钱先生,怎么能看这么多书。钱先生说,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 杨绛在《钱钟书手稿集》总序中写道:“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读书、做笔记,如同吃饭穿衣一样,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精神愉悦的源泉。 以前提到钱钟书,众人都钦佩他学识广博。且不谈其做学问之深,仅是长达60多年自得其乐、不求人知的阅读,已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世人皆知钱钟书的学问强大,但殊不知,强大的背后,有着如此深厚的自我修炼的根基。 聆听钱穆 一代通儒的课堂讲义60年前听讲笔录=钱穆《中国文学史》 钱穆的名气,在读者看来,固然比不上钱钟书。但在学界,钱穆是誉满中外、如雷贯耳。 钱穆幼读私塾,后自学成才,熟读中国传统经典,曾先后在燕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应当时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的规定,钱穆在大学讲授该课。所编写的讲义,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深受知识分子欢迎,也奠定钱穆史学权威的地位。除史学外,钱穆博学多才,在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内都有建树,被公认为“学问渊博”,“一位通儒”。 钱穆跟钱钟书是老乡,都是江苏无锡人。两人之间,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钱穆的文章《师友杂忆》中,他写了他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来往。钱基博曾介绍钱穆到师范去教书,与钱基博成为同事。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只是按年龄称呼。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1933年初秋,钱穆参加了钱钟书与杨绛的订婚礼。订婚礼结束后,“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于是,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的杨绛,与在燕京大学任职的钱穆,同道赴北京。 一路上,两位的见闻、交谈,被杨绛在几十年后写成追忆文章《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钱穆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专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他从尧舜禹,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钱穆一生着述80多部,1700万言。但其生前,除着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外,并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幸运的是,钱穆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 叶龙是江浙人,钱穆的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穆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详细而准确,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 近60年后,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听钱穆讲述文学史的听课笔记,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80多岁的叶龙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最终出版成书“钱穆《中国文学史》”。 整部《中国文学史》分为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考证和解释。 钱穆讲文学,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知人论世”,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 叶龙说,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更看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独特创见:推崇建安文学否认曹丕不如曹植 作为一代通儒,钱穆用一生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因而,他讲文学史,能做到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在钱穆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讲述中国文学史,钱穆有不少独特创见。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就与前人通常所认为的普遍观点,有很大不同。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此外,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穆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兄弟二人,“曹丕有学者头脑,亦尊重学术。从文学立场来看,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 叶龙分析道:“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口语鲜活,成就个性文学史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着,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钱穆口才极好,而且因为即兴,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见性情而有趣味。 比如,钱穆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他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钱穆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按语:钱穆的同乡,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从前有段轶事——曾经有一次,她被指派上台去给章太炎先生的讲座做记录,但等章太炎一开口,杨绛就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章太炎的浙江口音。于是乎,她在台上傻坐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都没写。第二天,这个事情变成了苏州当地报纸上的新闻。 方言的隔阂,使杨绛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记录员。而曾为“绍兴小书记员”的叶龙,却堪当此任。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与钱穆在香港师徒相遇,此后,从桂林街到沙田,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课程笔记到每次的演讲稿……叶龙一路追随钱穆的步伐,在其身后默默充当着“影子”记录员。 2014年伊始,钱穆的《讲学札记》、《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推出,这些书稿的面世,让叶龙被迅速冠之以“钱门传薪人”的身份,而这个称号,堪称其无名一生中的最高赞誉。 他却只肯说,选择钱穆做老师,是幸福一生的事情。他崇拜钱穆,只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

钱穆眼里的中国文学史

2015/08/15 | 凌越| 阅读次数:2572| 收藏本文

摘要: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着作等身,然而论及文学的文字却极少,新近出版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可谓拾遗补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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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学界悄然开展。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无疑是其间最大的惊喜。在钱穆逝世25年之后,还有他的“新着”面世,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原来,此书是由钱穆的学生叶龙,将其1955年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所做的“中国文学史”课堂笔记整理而成。书中的内容曾于2014年在媒体上连载,引起诸多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成为一时的文化事件,而此次出版则意义更为重大。

由于本书是依据钱穆课堂讲授整理而来,保留了口头语言的特点,理解起来要比钱先生的一般着述更为容易。课堂讲课总有兴之所至的时候,钱穆自己又不可能做最后的“修订”,许多即席的发挥就更能窥见钱穆的性情和才学。

比如在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中,钱穆说:“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单看这句话有点突兀,要是钱穆自己写文章,这看起来似乎有漏洞的句子,大概是不容易见到的。但是这貌似突兀的观点又非常有意思,在一般人印象中,钱穆自然是提倡“文以载道”的通儒,怎会对“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呢?

实际上,它透露出钱穆高超的文学审美直觉,这句话是钱穆在一大段介绍《昭明文选》的文字之后说的,钱穆对其评价非常高,所谓“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昭明文选》是中国上古文学极重要选本,选入包括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之诗文作品,共有130位作家。但是并没有选周公、孔子之经文,因为“不能任意裁剪删节,有伤原来面貌”;老、庄、管、孟之文,由于诸子重立意而非重文,所以也没有选;记言和记事分属历史而非文学,也不选入。

对于《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钱穆是颇为欣赏的,在他看来“这是文学开始觉醒与独立的时代”。钱穆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其着述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范畴的在他五十四册的全集中只有《中国文学论丛》一册而已,但他对于文学的重视与理解力,绝不是着述数量的比例能够反映出来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钱穆渊博的知识没有成为其文学审美的障碍。(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其他老派学者掉书袋式的文学批评,就可知道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他的意识中,仍然是把文学之纯或者说微妙的审美视为文学的关键,对此钱穆在第十八篇《文章的体类》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境界。”

这段话简直就是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版,这个观点出自以儒家思想安身立命的钱穆,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并由此更增添了几分钦佩之心。和文学本身的复杂一样,钱穆对文学的品评也是极微妙的,甚至乍看其某些观点似乎有自相矛盾处,而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钱穆对于文学审美精微的把握。

在钱穆看来,“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随后他又补上:“文学又是时代的。”然而,“最高的文学又是不求人解的”。所有这些观点,在某个特定语境中都是正确的,而如何正确地使用,又在于批评者内在的领悟力和理解力。那么,当我们看到钱穆从道德上轻视汉赋,认为“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初唐诗人沈期与宋之问也难以入钱穆的法眼,因为“他们人格差,在武则天时代作应制诗而已”。而在评价比较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位诗人的优劣时,人生实用的一面似又占了上风:“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请注意“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这句,在钱穆看来,最好的文学家当是在最好的哲学家之上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可惜翻遍全部讲稿,没见到钱穆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阐述。这大约就是讲稿的特点,讲到精彩处经常有出人意表的观点,但又不似写作那样,可以把这个观点稳妥地固定下来,仔细经营,用缜密的论据给予这观点以说服力。

钱穆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1962年为自己首部有关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撰写序言时就写得清楚:“讲演究和着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这已经是在钱穆可以修订自己的演讲稿,甚至有两篇“是我舍弃原记录稿而径自另写的”前提下的阐述了。

类似的虽未经“精密发挥”,但却很有意味的观点,在叶龙整理的钱穆版文学史里至少还有:“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位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这当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可惜钱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可能的两篇精彩的论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从对整个文学大势的把握来看,钱穆版文学史是比较中正的,钱穆所激赏的屈原、司马迁、曹操、杜甫、韩愈、欧阳修、关汉卿,以至于桐城派古文和《水浒传》,现在基本已是公认的经典。

关于对曹操文学地位的肯定,整理者叶龙认为是钱穆在近代首先发现其重要性的,这引来南大学者莫砺锋教授的不同意见,认为鲁迅早在1927年就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了,在书跋中,叶龙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证明钱穆在1922年就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课中,充分肯定了曹操的价值。

这本文学史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观点的猎奇,而在于钱穆本身是一位学识极渊博的通儒,他在讲述那些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时,也总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独到的视角。

比如在讲《离骚》时,钱穆指出由于司马迁不识历史地理,认为《楚辞·渔父》里的“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而钱穆则认为,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所以,屈原做《楚辞·渔父》时正居于湖北,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像这样的辨析实在非学识极渊博者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说对于曹操的肯定现在已是共识,那么钱穆对于曹丕和曹植的比较则显出其眼光的特异之处。一般的文学史通常是表彰曹植而贬抑曹丕的,但钱穆力排众议,盛赞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对曹丕所作《典论·论文》推崇备至,认为其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曹丕才是真正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前人褒曹植而贬曹丕,是因为刘勰所说的“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更看重他的文学地位。这些意见都是不流俗的,这些不流俗的观点汇聚起来,才可能成就一部个人化的不人云亦云的文学史。

而钱穆最不流俗的看法,则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态度,在《中国文学论丛》的再序中,钱穆对此有直率的阐述:

“然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

然而时髦的文学观念往往又是易逝的,今天至少在学界对于新文学运动已经不再是众口一词的赞颂,相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时再来看钱穆几十年前所独自坚持的观念,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事,但通览全书之后,和钱穆全集中仅有的论文学的《中国文学论丛》比较来看,前者的价值到底不如后者。《中国文学论丛》的前身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讲演集》,收录钱穆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稿16篇,这些虽然也是演讲稿,但是都经过钱穆自己仔细修订,甚至有两篇是丢开原讲稿重新写过的。198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14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出版。

叶龙整理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中有意思的观点,在《中国文学论丛》的相关篇目中多半有更细致缜密的阐发。而后者中几篇极厚重的文章,叶龙整理版文学史则没有涉及。全书中最精彩的两篇文章,我以为是《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和《谈诗》,前者展示了钱穆全面而精深的学术功底,其考据功力一般学者根本难以望其项背。《谈诗》一文则将钱穆版文学史讲稿中已经流露出的偏于形式方面的审美趣味,做了进一步发挥。在这方面,近代大概只有顾随讲诗词的讲稿可以和其一争高下,顾随讲诗也许要比钱穆更敏感,而钱穆的批评视野则肯定比顾随更为开阔。

从装帧看,三联版的《中国文学论丛》相较而言更朴素舒服一些,钱穆版文学史封面在我看来有两句多余的话——“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以及“钱穆首讲文学史”。以我们对钱穆平实、扎实的学风的了解,我想如果钱穆健在的话,他断不会允许这两句充满商业营销风格的话上他的书的封面,或许连文字和观点他也会一改再改,不做“精密的发挥”,他大概不会将那些尚存漏洞的观点公之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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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在钱穆众多的弟子中,叶龙默默无闻。

《中国文学史》 钱 穆 讲述 叶 龙 整理 天地出版社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他今年虚岁89,除因早年颠沛香港,烙下腿疾,需时常贴膏药之外,身体尚算硬朗。比起同龄人中那些需要坐轮椅的,叶龙觉得自己“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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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他是一位讷讷的老人,退休前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独自用力走完学术一生;退休后,在香港青衣岛这片“老人的天堂”上鳏居多年。走在人生最后一程,叶龙笃定地做着一件自信会被后人永远感激的事情:整理、注释先师钱穆当年未曾出版过的讲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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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叶龙经常自嘲自己一生中的成功之处,“大多和写字有关”。他写簪花小楷,端庄雅正,有金石之气。从当年一个勤奋的绍兴小书记员,到成为钱穆身边的记录者,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人,最终会成为记录钱穆思想的“复述者”?

钱穆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史学巨擘,其《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及《朱子新学案》等代表作均名动一时,然而遍观其一生着述80余部,逾1700万言,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如今,这一憾事得到弥补。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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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讲稿的由来

**  全书32篇:

叶龙与钱穆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在香港九龙为新亚书院校务奔忙之余,每个学年坚持开设几门公共课。以目前公布的笔记手稿体量来看,其中尤以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篇幅最长。以此推算,二门课程安排课时较长,钱先生备课投入精力较大,可见先生教学思想之考量。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流离:钱师叶弟,各自上下求索

在新亚书院,他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2014年伊始,钱穆的《讲学札记》、《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推出,这些书稿的面世,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一代通儒”广博而幽深的学养。而在2016年3月上市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更是掀起了中国文学史界“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高潮。

所幸,钱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因其“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曾多次得到钱先生的肯定。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姑且不论学界如何饶有兴致地评议这本“阅读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大众对于叶龙整理的这个版本的钱穆“文学史讲稿”,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网上到处都在传阅钱穆的“金句”——“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伴随这些“金句”而涨潮的,是叶龙的名气——他被迅速冠之以“钱门传薪人”的身份,而这个称号,堪称其无名一生中的最高赞誉。

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尘封了60年,他“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于是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在连载时,引起多位国内知名人文学者的热议和争论。同时也引起了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的关注,他们迅速联系到了叶先生,双方一拍即合。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虽然,钱穆次子钱行后来说起叶龙,所持的是保留态度。他认为今日所见钱穆版的经济史和文学史,当年并未收入钱穆全集的编纂中,而今由叶龙系统整理时,“见钱家人没有提出异议,他也没有和钱家或者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联系的意思,都是有问题的”,但也肯定,“这些书的出版对读者来说亦是一件好事”。

钱先生平生治学从不以“门户”束缚自己的研究思路,甚至不愿被归属于“新儒家”,当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人们会以怎样的目光来看待这本带有讲授者与记录者温度的讲稿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对于“钱门传薪人”的美誉,叶龙本人不予置评,他只说自已一生崇拜钱穆,因为崇拜他,而甘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

钱穆先生的“根底”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时间倒回60多年前的1947年,无锡人钱穆彼时名满天下。时局飘摇,他甘于归隐江南大学,希冀“做一点对学术有益的事情”,正打算应上海正中书局之邀,而开始主持一个“野心勃勃”的出版计划——从《四部备要》里挑选100种中国古籍必读书。此时,19岁的绍兴少年叶龙,因练就写书法的一身“童子功”,而进入南京政府谋到一份少尉书记工作。

这本《中国文学史》讲稿自《诗经》讲起,至《水浒传》《红楼梦》,还延伸至林琴南译着小说与《域外小说集》等,可以看作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看法,弥足珍贵。同时这是一本很见讲师真性情的讲稿。如果将钱先生早年受业所读之书与此次文学史讲稿中提到的书目做一对照,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讲稿根本就是钱先生中国传统人文学养的“根底”。

**  新见解:

大时代飘摇,小人物叶龙亦只能随波逐流。1949年,中国鼎革,叶龙不愿随迁国民党政府至重庆,而选择与其脱离,后隐身湖南做乡村老师。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开始逮捕“托派”,叶龙因朋友之累而无法回乡,一轮阴差阳错的流离之后,再度回到湖南,在一个酱园白天当学徒,晚上看大门,就这样过了半年。

今天的读者大都没有私塾就学的经历,然而通读这本讲稿,就能对私塾、书院等私人讲学的风气,有所感悟。不难想象,在他的课堂上,文学与历史、思想与政治、传统与现实的高下,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身份转换,均随先生思路的跳跃而随脚出入,还有与西方文学特征的比较,每讲一节往往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自然而发,并不时有对听众之勉励与激发。学生此中收获,比之严肃刻板、按部就班之今日文学史教科书,自然更多。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1950年,钱穆蜗居香港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人生正值潦倒。从这一年直至1967年赴台,这16年的旅居香港生涯中,钱穆没有重要著作问世。然而,在其口述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钱穆说这段时间是“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这部文学史讲稿最初引起笔者注意的,便是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政治性的把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特征,钱先生认为,一是不脱政治,以《诗经》三百篇而言,雅、颂为宗庙朝廷讽语,“风”虽采自民间,但采得后必经润饰而成讽喻,也作为政治用途,所谓“民间文学”也有了政治指向。《离骚》看似纯文学,却是“为了政治失意而作,故亦具有政治性”。另一重要特征便是“文章同史”,钱先生认为太史公之《史记》,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关于“文学与历史是否合流”的问题:“《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文学性往往真正实现于史书之中,故谈论“中国文学史”应该看到它的独特面貌。但绝对以政治来考量中国文学的成色,或以历史作为文学的终身“伴侣”则又失之简单。当人情、风俗、社会形态,或思想、观念、信仰等随时代而变迁时,文学史注定将走向新的篇章。钱先生将此种情形比作“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风格自各有不同”。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这16年间,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节衣缩食创办了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局,钱穆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话”。

读者不难注意到,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特别注意文学的“体”。这诚然是由于载体性质对中国古代文学走向的影响极大,但更重要的是,钱先生试图以此来探寻“中国文学史”的流变,并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宗”。从宏观层面说,钱先生认为,儒、道、墨、名诸子皆尽含有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加之“文章同史”,故文学实在是中国文化传承有序的主要载体。从单一的“文体”层面来看,散文与韵文是我们探寻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流变的两条主要线索,即如韵文的《诗经》与散文体的《尚书》,两者是并重的。从功能上来说,文章的体类有言志、说理、记事和抒情四种。中国韵文的演进是由诗而辞,而赋,而曲,进而到现在的京剧。细察钱先生这部讲稿,从微观角度梳理中国文学的“体”,固然是通过考察文学体裁来促成人们对文学及其内涵流变的把握,但不能不注意讲稿中的这番话:“普通我们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词在宋代特盛,超越了唐代。今人认为文学是进化的,所谓新文学出,旧文学告退,这是不对的。到了宋代,诗仍是存在的,不过多了词,只可以说,支派加多了。”这话指向的,自然是当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激进。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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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讲稿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过于对建安文学的高度褒扬,认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先生评价文学,标准唯在其生命力。他认为献帝以前,中国文学中如《诗经》、诸子与《离骚》等,“其文学之表达均无独立观念与自觉性”,直到曹操父子开始,才建立起新文学。钱先生尤其激赏曹操及曹丕父子当时虽在政治上已跃升为领袖,但其笔下作品“仍出于私人情怀”,继承了《古诗十九首》在文学中表露出人生独立观念。钱先生对曹丕于文学史层面之评价更高,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实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文学讲求生命力与气韵魂魄,正与钱先生之标准契合。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钱穆

纵观钱先生这部讲稿,其学识、人生态度、对现实之困惑尽皆其中,可谓一部有真性情、有独立判断之“中国文学史”。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交集:在新亚书院,记下钱穆吉光片羽

愈了解愈真实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新亚书院创办之际,叶龙不甘在大陆继续“做个小学徒”,他虽懵懂,却执意离乡赴港,考入无需交费的教会学校,也因此而走进了著名的调景岭难民营,干些采矿修路、帮忙种菜的苦活,维持清贫生计。

钱先生的文学史讲稿推崇韩愈,其原因除开其发起古文运动,主要因其提出“尊重师道”。结合钱先生早年受业与自学的个人经历,“师道”除去对传统的继承,更是技术性问题,是实现先生以文化问题之解决达到民族国家其他问题之解决的主要途径。基于此,他曾言:“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