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吏部招考官员时有舞弊行为,古代的人是怎么阅卷的

 读后感大全     |      2020-02-05

  对于高考阅卷工作,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该是阅卷的认真程度和公平性。在古代,大家肯定也是这么个心情。位于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曾是中国科举最大的考试场所,自然也是最大的阅卷中心。那么,古代的人是怎么阅卷的?

从古至今考卷的密封是如何完善起来的

  阅前程序:糊名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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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代一样,可以看成是古代“高考”的乡试,在考试结束后最重要的程序也是阅卷。但古代送给阅卷人员的试卷,并不是考生的原卷,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特殊处理的。

现如今,高考试卷的上面都有一条密封线,上书“密封线内不准答题”。其实,密封线,是由古代的“弥封”而来。

  那时有一套严格的反作弊规定,在阅卷阶段的要求更为严格。现场监考人员在收卷后,首先将卷子交给弥封官,把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折叠掩盖起来,用空白纸弥封后,再加盖骑缝章。这个程序叫“糊名”,即把包括考生姓名在内的个人信息隐藏起来。“糊名”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易书”。易书,就是安排专门人员,将弥封后的试卷如实地重抄一遍。为了防止誊录有误,誊录手每天的工作量均有限定。

弥,《说文解字》解释为“遮盖”。张衡《西京赋》“弥皋被冈”,注释“弥”,犹覆也。《现代汉语词典》说:“弥封,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折角或盖纸糊住,目的是防止舞弊。”

  上述整个过程,叫“糊名易书”。其目的当然是防止考生与阅卷人员串通,在试卷上留下记号,或是阅卷人员认出自己熟悉考生的笔迹而作弊。

在唐代,科举试卷不仅不“弥封”,而且,在阅卷时,还要参考由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行卷,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将自己平时感觉比较满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投于主考官,以便在阅卷时参考。白居易当年就得益于行卷,当主考官看到他平时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大加赞赏。白居易进士及第。行卷,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是,也为作弊开了方便之门,不少人就在行卷上做起了手脚,偷窃抄袭、捉刀代笔之风,一时盛行。武则天当政时期,因吏部招考官员时有舞弊行为,武则天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用暗考以定等第。武则天应该是“弥封”的创始人。但是,当时仅在考选官员上运用此法,没有推广到科举考试上来,所以,也没有形成制度坚持下来。

  工作人员不得携带墨笔入场

北宋初年,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但是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断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考试体系。

  为了防止誊录手从中做手脚,对誊录程序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本省学宫(指教育机构)的人员要回避,一般担任誊录工作的人员都是临时抽调。如有顶替冒名入场、代人改窜者,查出后将遭从严治罪。

宋太宗时,在科举考试中,将考生的姓名、乡贯糊住,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才拆开弥封,以后便形成了制度。《宋史·选举一》记载:“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

  还有一项重要规定,就是誊录手不得携带墨笔入场。誊录试卷时,统一使用朱砂红笔,所用的纸张数、墨水颜色均要一致。现在大家看到有的状元卷子是一片红色笔迹,就是这么回事。考生的原始试卷因用黑墨书写,所以称为“墨卷”;而誊录后的卷子,都是用红笔写的,故称为“朱卷”。

明道二年,宋仁宗下诏至各州,乡试考选举人,都要封弥卷首。吴自牧《梦梁录·士人赴殿试唱名》载:“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放官。”

  誊写完毕,校对无误后,由对读官在试卷上盖章(关防)。对于对读生的文化水平的要求,比誊录手要高出许多,所以这个岗位一般都是抽调成绩较好的秀才(生员)来担任。

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出考生的字体。

  每份朱卷上至少有6个签印

景德二年,宋真宗特地为河北考生举行专门的省试,第一次使用了誊录法。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又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宋史·选举志一》“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达官贵人的特权被取消了,平民子弟和贵族子弟有了同等应试的环境。

  古代阅卷程序比今天要繁琐,责任全部落实到具体人,每道程序还有人监督,因此每份朱卷上至少有6个各环节负责人的签印。誊录手、对读生的姓名、籍贯也要留下来,标注在墨卷的末尾,以备查验。

因为试卷弥封和誊抄制度,还产生了一次误会。嘉祐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在阅卷时,一篇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引起了梅尧臣的注意,此文清新洒脱,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推荐于欧阳修。欧阳修看后,也大为赞赏,本来想评为第一,但欧阳修又一想,世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弟子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评为第二。拆开弥封后,欧阳修没想到的是,此文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苏轼也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欧阳修多次担任主考官,他对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后的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