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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大全     |      20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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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

近些年来,电视台策划了许多有关古代诗词、成语……朗诵、比赛等的节目,新闻报道中常用“火爆荧屏”“十分火爆”之类的话形容其得到受众欢迎的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对于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的渴望。但是,这些毕竟是娱乐节目,表演的成分多于知识的传播。所谓“全民参与”“带动全民重温”等等,虽也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真正想学一点古代文学,还得静下心来读原著,去用心理解、体会个中意蕴,陶冶性情。

编者按:访问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王水照先生,是在六月下旬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先生还像平常一样定期到他光华楼的办公室,给学生上课、与来访者谈话。与二十多年前刚到复旦时家里连一张安稳的办公桌都放不下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那时候,他是靠了每天跑上海图书馆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苏轼选集》,而现在,他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安心地从事研究和教学。但是也有没有变的地方,那就是他对文学史的思考,以及与此相伴的对于过去几十年学术与政治复杂关系的省思。

  在国内治文学史的大家之中,莫砺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

尽管人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接触了一些古代文学,毕竟是一鳞半爪,读这些诗词原著时,遇到的是浩瀚汪洋。读多了,必然会想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作品上下左右的渊源关系,这就涉及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进一步探索的读者范围到了这一步会再缩小一些。这就是说,中国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求学期间,我们是第一届本科五年制,中国文学史是中文系最主要的课程,要整整学四年,每周的课时也是最多。至于其他文科各专业,也都要学此课程,只不过课时没那么多,所谓公共课,也是必修的,可见其重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有关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和论著迭出,迄今又成了浩瀚汪洋。它自身好像也已成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的发展和变迁规律以及内在联系,需要人们研究和探寻,这就是已有一些学者已然精心研究过了的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蒋原伦君的新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演变》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力作。

《书城》: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近来许多人都关心文学史的写作或教学,也都觉得需要“反思”,我们知道您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研究“文学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 “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可谓各有各的理解。就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字作品来论述,曾经有过的“经史子集”分类其实就有互相交叉重叠。一个知名的文学家写的也不都是文学。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系统。也有人称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样,则凡是与人类的生活思想感情有关的,都可能进入文学的描述范围。有的强调语言艺术,有的强调想象和虚构世界……因此,文学涉及的方方面面是广泛浩瀚的,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一个困境,难以做到包罗万象、巨细无遗。于是就有了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视角,因此,研究和写作文学史,也出现了精彩纷呈的局面。

王水照:我的经历很简单,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最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在北大是学习编写文学史,到了文学所参加另一种文学史的编写,最后到复旦教文学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学术经历,那就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的过程。

  他的所有坚守与拒绝,其实都是师承有自的忧思—从黄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砺锋,尽管“五四”以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潮从不间歇,这一脉守望中华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断。

蒋原伦君先从文学观念的差异立论,将有关史料进行爬梳整理,理顺头绪和线索。他探讨了尼采、福柯等一大批西方学者的“谱系学”或本质论等,来观照文学本体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他也探讨了近代中国学者研究和写作文学史时,对文体、分类、分期、品评、体例等等涉及文学的观念所持的不同观点,在不同程度上与“谱系学”本质论等既有同构又各呈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标准。有一点类似的是,都强调从文学内部的递演、嬗变和传承,来考察、论述相互间的“谱系”和“史”的意义。

我体会最深的,在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史,这和我自己受北大的文学史教育有关。我们是“五五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五年制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下面四年半时间都是文学史,从古代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六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的。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那就说明文学史是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最基础的核心课程。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的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其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无论你将来搞什么,搞文艺理论也罢,进行其他工作也罢,作为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实在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蒋原伦君在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作品中,选出数十种最有代表性的、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进行史的论述。他认为白话文学的范围是把古代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即有生命力的口语化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胡适:《白话文学史》(上)第12、13页)蒋原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胡适的研究从语言角度切入研究,正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实践。继之又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这是循着胡适的“活文学”思路,以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包括口头创作为研究对象。到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强调“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演化和传承,仍然是视文学的本质为情感的表达。到了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他更明确地主张“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各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序》(上)第1页)。

《书城》:那时候有什么教材可以用?

  读一首诗的最好体会是感动

蒋原伦称他“将文学史当作人类的心灵史或精神生活史”进行研究。对于诗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是“将文脉的流播作为书写的主要线索……真正是一本以描述文学主潮流变为使命的文学史”。

王水照:北大没有自己的教材,那时候全国还没有统一教材,只有一本《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部“审定”,一九五七年才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和下册分别在建国前后出版,使用不很方便,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的三卷本,但北大也不大可能以他的文学史为教材。北大的老师都是讲自己的一套,那个《教学大纲》虽然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不讲这个,北大的老师不可能服从你某一个“定本”,来照本宣科的,不过比起以前来已经守规矩得多了。游国恩先生不是写过一篇《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谈他“对于这个大纲,我虽然也有一些保留意见,但基本上是同意的”么?那时全面向苏联学习,努力使课程规范化,面对苏联的那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要求,老师们也都在调整自己,努力适应主流的学术、教学要求,个人性的东西在体系上不能去发挥。

  《文化广场》:现在普遍认为,“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一说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没有“文学史”,古人有没有传达出成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写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规?

在此期间,先后受西方或苏俄文艺思潮的影响,建立在反映论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日益活跃。这种思潮本应是文学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在机械唯物论、唯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学术规范,“最为彻底最为突出的是”当时北大学生撰写的所谓“红色文学史”,这原是可以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当时,这种文学史写作风靡全国,影响各个高校,兴起一场学生(包括刚进校门的低年级学生)写文学史的热潮。但是这种速成的文学史写作朝生暮死,连作者自己都感到站不住脚而要重写。稍后,蒋原伦又以刘大杰为个案,分析他三次修订个人文学史作品的经历,刘大杰在“文革”期间把本有很高声誉、体现个人才情特色的著作,修改得连他自己都感到痛悔。这些历史事实证明,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尊重学术规律,而不能鼓噪起哄,生产一些没有生命力的成果。科学就是科学,只有老老实实,一切从事实出发,遵从科学自身的规律,惟其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和进步。

《书城》:正好您的那些老师,包括游先生、王瑶先生,他们都是最早提倡并实践文学史写作的一代人,他们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写一部文学史。其实更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这些人的老师胡适、傅斯年那一批人就都很想做文学史了。北大后来出版的那套文学史就是您的这些老师们写的吧?

  莫砺锋: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其后,在反映论文学观指导下,“文学史话语方式的影响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蒋原伦以其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认为是“比较成熟的文学史著述”,同时对此以及其他各家的著述都作了详尽的列举和分析;90年代,有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新作,蒋原伦认为他们“提出了情感论的文学史观念。这是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反映论文学史观的一个反拨。”“将文学的情感功能和‘人性发展的过程’联系起来”,以此考察几千年的文学历史,使人们一新耳目。其他如浦江清、袁行霈等等主编的相关著作也都受到他的注意和评述。尤其是龚鹏程的《中国文学史》,系独力写作完成,蒋原伦说他“最为有个人色彩”,体例建构、内容叙述,都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因此对此有详尽的评论。

王水照:我们那时的中国文学史课是分段讲授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分别由游国恩、林庚、吴组缃、浦江清、王瑶等先生主讲,但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后,这一计划有所变动。这个阵容,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他们都有自觉的文学史学科意识,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极富个性的学术品格。游先生是楚辞专家,参加过《教学大纲》的制定,又是全国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五主编的首席。林先生早在厦门大学时就独著《中国文学简史》,吴先生后与门人合著《宋元文学史稿》,王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该领域的开山作之一。由这些老师主掌杏坛,真是我们的大幸福。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蒋原伦君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对中外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有较深的造诣;主编《今日先锋》,致力于介绍先锋文艺思想理论。本著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议论恣肆,不仅从纵的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作了理论性论述;还选择了例如文学史的建构、文人作品和民间文学(即雅和俗)、思想内容和艺术分析的两分法,以及传统文学与现代创作等等专题,在浩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论著中,拮取大量有代表意义的实例,引述各家识见、多种观点互相参照,比较短长得失,进行客观的评述。因而使这本论著既有丰厚的史料实证,又有坚实的理论阐释,是近几年来一部难得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书城》:但是我们也很好奇,您这一代人大多以文学史为“童子功”,这跟老一辈学者并不是从文学史而是从个别作品入手,最后形成的学问风格到底是有所不同的吧?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从蒋原伦引述的各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又一次说明任何学术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自由开放的思考和深入独创的评说,无论是反映论、情感论、精神史、心灵史,还是活的语言文学史……都是从不同视角切入,探索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予以实证和有力的论述,展示了有三千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的文学发展过程。蒋原伦揭示了长期来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独尊反映论和思想艺术两分法,陈陈因袭成了套路,文艺批评囿于旧说而无生气和新意的现象;又用相当篇幅论述近些年来的突破,对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成果作了热情的介绍和叙述,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和贡献。

王水照:我想是有很大不同的。有次我到钱锺书先生那里去,他跟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我当时吃了一大惊,十三经两个星期温了一遍是什么概念?我就想起我在大学期间,曾打算紧随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把作品读一读。老师讲《诗经》,我想尽可能地把《诗经》的原著读一遍,后来发现这个计划完全无法完成。讲《诗经》课程已经很多了,两个星期吧,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怎么能在两个星期里把《诗经》读一遍呢,《国风》还比较快,《雅》和《颂》完全没办法读下去,马上就结束了,讲《楚辞》了。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而且后来我知道,不少老辈学者是有“温书”的习惯的,他们从小就读这些书,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温书”的,就是把他们一生当中读过的几部重要的书再来温一遍,叫“温书”。钱先生跟我讲的,恐怕还不是一般习惯的“温书”,而是与他作读书笔记有关的。他们学问的底子就是从大量的、经典的文本着手,量非常大。钱先生的集部之学尤其很少有人超过他的。现在不是有人讨论为什么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选择札记样式?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小读书就这样的。钱基博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光华大学半月刊》发表他的《读清人集别录》,在《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善搜罗明清两朝人集”,做了大量日札,如果将我们钱氏父子两个人的日常笔记整理出来,能与钱大昕的史学“后先照映,非夸语也”。他很自负的。钱穆先生也说他们父子的集部之学没人超越。所以他是在广泛地阅读原典的基础上从事学术工作的。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文学史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研究文学史写作相对来说更是冷僻。蒋原伦君曾是我多年的同事,好学多思,学养丰赡,这次选择这样的课题,本身就是一次涉险的学术之旅,精神可嘉。他耗费多年心血,从广泛阅读原著文本,积累材料,对中外古今各家文艺理论宏观高瞻,且又聚焦具体的文本作为典型来剖析,更具说服力。这样苦心孤诣、求真求实的学风在今日显得特别可贵可嘉。因此,此次取得的新学术成果,对于日益增多的有学习赏析古代诗词文章热情的读者而言,正是一个福音。

我们这一代就不同了。我们的学术起点就是大学教学,真正的入门就是文学史,文学史讲授主要是文学概况介绍和作家作品评析两部分。游国恩先生讲第一段先秦文学史时,随堂随编了《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今人宜写断代史或分体史

[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蒋原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书城》:这书非常好,到现在都有用。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王水照:对,这书我是每个字都读过,甚至是背过的,所以我讲我的童子功就仅仅如此。这书选目是游先生定的,但具体注释工作是吴小如先生完成的,我曾跟吴先生开玩笑:我的学术基础就是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您是我的开蒙“业师”。这部书给我打开了学问境界,它讲《诗经》,选篇和注释就和别的书不一样,大量注释引用朱熹、王引之、马瑞辰、陈奂、俞樾等训释,我当时第一次知道余冠英的《诗经选》不是单纯的普及性的文本,他和前面朱熹等“诗经学”的名家是并列在一起的。这部参考资料的“诗经附录”部分,更采辑了有关论述“采诗”、“删诗”、“诗入乐”等专题的原始资料,凡它提到的一些书目,我就找来读,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们刚从中学生出来,中学课本里就只是《硕鼠》等几篇东西,根本不知道《诗经》拥有这么大的学术殿堂。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所以,从学术起点而言,我们这一代大都是从文学史开始的,就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从《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入门的,而钱先生那一代则是从研读大量原典入手,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先天不足”,这个时代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再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钱先生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文的创作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带了这三种身份去从事日常的读书生活,这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现在是个教师,我要扮演教师的社会角色和一个研究者的角色,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冷漠的研究对象,我平时也不会写古文、古诗,完全是游离的。当然,后辈人也有自己的长处,在研究手段上也有现代科技带来的一些优势。

  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刚出版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

《书城》:说到钱先生,还得多说两句跟现在的学者比起来,钱先生是比较接近更老一辈学者的,可是他跟与他自己同一辈的学者又好像略略不同,比如他跟游国恩先生、王瑶先生,他们年辈差不多,学问的方法却不尽相同,钱先生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