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

 读后感大全     |      2020-04-08

  《尚书》的真伪也是文学史上一桩公案,钱穆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尚书》中最可信的作品是商代的《盘庚》,而虞书(《尧典》)、夏书(《禹贡》)、殷书(《盘庚》),均有可疑之处。

《尚书》中《尧典》《禹贡》为极早之作品,《盘庚》较可信。但它们都有些可疑之处。我国正式文化起源可从西周说起,因《诗经》与《尚书》均出自西周。

无可奈何花落去……

钱穆评文学,杜甫高于李白 钱穆《中国文学史》共31章,他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共计12万字。讲稿出自上世纪50年代,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课记录。该书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尘封60载后才获出版。 叶龙回忆,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的心情写死者”,亦即以悲凉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前一个“死者”是指钱穆面对“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文学环境,满心悲凉;后一个“死者”是说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但钱穆在悲凉的心境下讲古代文学,却讲得个性十足,妙趣横生。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具有独特创见。他对曹操评价很高,《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认为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轻松而又亲切,并认为,“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 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钱穆评价名家简直活灵活现。他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不仅如此,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香港授课笔记,被学生珍藏60年 钱穆的这份讲课笔记,被学生叶龙珍藏了60年。今年已88岁高龄的叶龙,专门研究清代桐城派,退休前是香港能仁书院院长。 《中国文学史》特邀策划、深圳记者刘悠扬回忆,她是通过朋友结识了叶老,2014年初来到位于香港青衣岛的叶老家中做客,才得知他一直珍藏钱穆当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十几次搬家都不舍得扔。 “笔记本是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术本子。”刘悠扬说,叶老的字迹端正、秀气,不太像男孩子写的字。他能把钱师所讲全部录下,不仅因他独创了草书,写字极快,而且因他是江浙人,钱师讲的无锡国语,他百分百能听懂。“叶老还告诉我,他在新亚书院上学时的课堂笔记要打分,当时得了最高分。钱穆后来有各种演讲,经常叫他去帮做文字整理。”刘悠扬说。 1990年7月30日,钱穆与叶龙于台北素书楼合影。拍完这张照片不到一个月,钱穆去世。 刘悠扬还听叶龙回忆,在新亚书院,钱穆曾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但因时局飘摇,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但叶龙幸运地留存了这些讲稿,更留存了关于恩师的许多记忆。钱师身为校长,但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叶龙说,钱穆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最新发现、最新思考添加进来。“有的教师一本讲义用一生,退休以后再出版。钱先生不会,他不停地备课,很用心。” 大师有疏误,老编审来挑错 《中国文学史》讲稿此后在《深圳商报》进行了连载,“叶老是个老派文人,活在过去时代,有作品发表,他也认为第一时间应该给纸媒。”刘悠扬说。连载进行了约50期,每期一千多字,总共发表了书稿的一半左右,这对叶龙来说如同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 其间,叶老又获意外之喜。华夏盛轩图书副总编辑张万文回忆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来到广州领奖,后来参加一个朋友饭局,席间得知《深圳商报》正在连载钱穆的《中国文学史》,立刻决定要出这本书,“太好了,我们要马上联系叶先生。” 张万文打通了叶龙的电话,老先生听说出版意向后,特别激动。叶龙随后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纸誊写,繁体竖排,全是他一笔一画写的。书稿整理、校订历时一年多,几位老编审、学者更被请来给钱穆挑错。 胡双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今年84岁。“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他说,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个性化文学史,如今难再现 《中国文学史》个性十足,让今天的学者感叹这样的文学史已难再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中国文学史》简单的寥寥数语,详尽的则细细考论,对均衡不甚讲究。“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漏记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着的标准来衡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他认为,但笔录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更是直言不讳,现如今,满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学史,这种有个性的文学史倒是越来越少了。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并非死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时机上下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明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精湛之作。那么,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对待。 叶龙整理的钱着《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着作。作为史学家,钱穆主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弥补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着《中国文学论丛》。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本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授中国文学的能力及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整理课堂笔记的遗愿,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着《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着《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展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整理本中。 除了课堂讲授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1955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1949年秋天创校,到1964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商学院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难办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明白此书的来龙去脉,对钱着《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过高期待或过分苛求。 钱着《中国文学史》共三十一章,从先秦一直讲到晚清,如此贯通性着作,没有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此书学术水平不高,但作为散文阅读很不错。这么说,并非完全贬义。如今的文学史着作,部头越写越大,越说越复杂,知识传授很全面,但大都不可读。钱着则相反,学术创见甚少,但好看,一口气就能读完,偶尔还会心一笑。钱着其实参考了不少他人着作,但从不声张;专业着作不能这么做,课堂则无所谓。尤其是讲文学通史,没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鉴很正常。只不过以下这段话,因媒体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其实,钱穆只是泛泛而论,并非自我标榜;读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为钱着真有此成就。 谈论钱着《中国文学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诗经》”为例。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是重头戏,谁都绕不过去,很能考验讲者的学术水平及授课技巧。钱穆先从“《诗经》的话很美”说起,强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确实“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接下来,略为解释什么叫风雅颂、赋比兴,断言《诗》三百篇“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再引两句陶诗,还有陆游晚年山村写作,赞扬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马克思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处,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为了说明什么叫“起兴”,钱穆又逐一讲解唐人张籍的《节妇吟》、唐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五代温庭筠的《菩萨蛮》,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题:“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文学。”如此吃重的一课,钱穆讲得很轻松,东拉西扯,听起来好玩,只是关于《诗经》的专业知识着墨太少。不谈政治立场,单从“授业”角度,这么教《诗经》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教法,轻重缓急之间,如何处理,就看讲者的能力与旨趣。课堂上的钱穆,喜欢中外比较,可惜外国文学非其所长,话虽说得有趣,但多不靠谱。另外,既然讲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无论如何不该草草打发。只讲古典诗文而藐视小说戏曲,清末民初有过,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课堂及着述,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本是明显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镇定:“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要真的认定《红楼梦》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种立场;但实际上,钱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家没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惯胡适大力表彰《红楼梦》。日后,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钱穆大幅度调整,谈古代诗文仅占六页,而说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竟有九页,只是在扬《三国演义》《水浒传》而抑《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点上,还保留了自家的阅读经验。 钱着谈及诗歌部分,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以下这两段评语,说不上独创,但总算有点自家体会,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场:“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同样是满天星斗、兴会淋漓地“谈诗”,比起前辈陈衍,或同代人顾随来,钱穆明显显得隔,或曰“不在行”。 钱穆真正有感觉的是古文,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汉代奏议、诏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较能显示作者学养与才华的[第九篇“楚辞”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词考证,因作者原有相关论文,也能出彩]。这很大程度缘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兴趣,以及教习中小学国文的经验。据钱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着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课程,钱穆还是能有若干自家体会。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笔调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其实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教国文时的发现。《师友杂忆》曾谈及发现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选》,即陈寿《三国志》亦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此乃晚年追忆,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我还是认可钱穆的自述。 一个中学教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发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并将其选作课文,确实很有眼光。问题在于,整理者叶龙为了表彰乃师学问,称“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这样的大判断,明显不是钱穆从其服膺的儒家学说中能够推导出来的;至于“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这句话,更是透露钱穆讲这两章时,参考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钱穆讲古代文章,确有自家心得;但为了让学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词,反而显得不般配。比如,钱穆推崇韩愈,称他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这都没有问题,遗憾的是不恰当地引入“纯文学”的概念:“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并非纯文学,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纯文学”这个新词,从钱穆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古怪。至于称“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国文学论丛》中收有《中国散文》及《中国文学中之散文小品》两文,都在表彰韩愈,一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一称“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妥帖——可见钱穆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 课堂的魅力及呈现 从学术着作角度批评钱着《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着述的,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可惜的是,“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22页、153页)。 阅读钱着《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课堂的把握,对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着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着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陈政、罗常培记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叶龙记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参见叶龙《〈中国文学史〉跋》,《中国文学史》340页)很可惜,钱着《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鮀庵诗话》(见《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整理态度极为虔诚。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考虑到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确实是由他记录整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叶龙是此书合格的整理者。可整理者不该越说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称钱师课堂上说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了(2016年5月2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说)。若非受过很好的速记专业训练,谁也不敢说全都记下来了。大部分学生说粤语,钱穆只好放慢讲话速度;加上他讲课时习惯“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还有需要板书等因素,每节课讲授内容有限;可即便如此,眼下长长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撑起每周三节课。之所以如此较真,不是埋怨叶龙记录不够细致,而是提醒读者,这只是钱穆讲课的大致轮廓。 钱穆当过中小学老师,在北大教书时效果也很好。无论本人的《师友杂忆》,还是同事及学生的追怀,都让我们相信钱穆会讲课。读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最大的感觉是技巧有余而专业不足。此书不要说无法与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比肩,即便与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闻一多论先秦两汉文学与唐诗”、“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参见《笳吹弦颂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钱书的粗浅,有老师实力,有学生素质,还有课程设计的问题。 《师友杂忆》中,钱穆曾自述求学经历:“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如此半路出家,钱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无法与刘师培、闻一多、罗庸等相提并论。此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热爱文学的学生,这与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老师的都明白,你学问再大也没用,面对特定学生,只能因材施教。在这个意义上,钱穆那些不太专业的论述,说不定更适合当年新亚学生的接受水平。 读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中文系学生需要修习的课程包括:“大学国文”八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六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再就是“中国文学史”六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这三门课都涉及“中国文学”,讲授重点不一样。单看钱着《中国文学史》,很多地方蜻蜓点水,那是因为有别的课程相配合。再说,刘师培讲“汉魏六朝专家文”、顾随讲“唐宋诗”,那是专题课,教师可以任意挥洒才华;闻一多、罗庸讲先秦两汉文学或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所以很有学术深度,也是因此乃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提高课程”,是在学生修过“中国文学概要”后,为引导其进入研究状态而开设的,“老师的讲课等于试作示范”。这你就明白,作为创立不久的新亚书院中文系的必修课,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也只能讲成这个样子了。 通人期许与抗辩心态 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谈何容易?在日理万机的同时,钱穆为何不选择驾轻就熟的史学课程,而非要教从未讲过的“中国文学史”?说好听是勇于挑战自我,说不好听则是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说到了钱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成为一代通儒的自我期待。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钱穆有两段话很精彩:“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批评过新文化运动使得旧文化旧学术扫地以尽,整个社会“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钱穆反过来主张:“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基于此信念,钱穆抛开各种“专家之学”,从通人的角度谈中国。于是,该书分列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目,用十五万字的篇幅将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网打尽”。 关于中国文化重通人而轻专家的说法,钱穆在好多地方提及,且认真地付诸实践。看他晚年演讲的话题,真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别的我不敢妄议,就谈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谈文学,依旧是漫无边际的中西比较:“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如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则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面对老先生如此喋喋不休的宏论,真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若说有点参考价值的,还是那两句提醒与勉励:“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通人志向及情怀,是大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低估专门家的意义,更不能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凭常识立论。钱穆晚年读书太少而说话太多,懂的说,不懂的也说,虽因此扩大了社会名声,但学界已经不再与其对话。作为演说家与传道者,钱穆是成功的,其精神值得敬佩,但专业成绩不宜过高估计。想象他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就能随时随地左右出击,包打天下,实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成绩,也低估了阅读者的鉴赏能力。 在《中国文学史》的“结论”中,钱穆照例把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扫了一把,然后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我所讲的并非标奇立异,乃是有根据的。五四以来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其实“意见的偏”以及“硬是要新奇”,不是别人,正是钱穆自己。这其实很好理解,主流学者可以“平正通达”,身处边缘者,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极力抗争,甚至剑走偏锋。 在《师友杂忆》中,有一段话很能传达钱穆的心声:“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将对抗西学大潮以及批评“五四”新文化作为毕生使命,钱穆的这一立场贯彻始终,从未转变过,这点让人敬佩。在总共八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结束语是这样的:“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这不是客套话,更不是谦卑,而是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明自家后期着述的抗辩立场。“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考虑到当下情势,钱穆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因而一辈子集中火力批判胡适等人的西化主张。 在新旧文化激烈对抗的二十世纪中国,各家都可能因过分强化自家立场,而懒得体会他人论述的合理性。因是抗辩之书,立场远大于学问;时时处处与新文化人为敌,难得体会对方的好处与贡献,明显限制了钱穆的学术视野与论述深度。在我看来,这点殊为可惜。可斗转星移,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日趋保守,钱穆的立场越来越受到推崇,我的建议很简单:理解钱穆对抗西学的姿态,同时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考与选择。否则,不断地翻烙饼,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利于学术积累与思想推进。 2016年5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孔子喜欢诗经中的“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其实《诗经》不是孔子编纂,他只是将以前的诗记录下来也已>。),所以他常鼓励学生多读《诗经》。

徐陵《玉台新咏》中谈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有八九首系枚乘所作。而钱穆先生认为古诗十九首出自东汉无疑。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

《楚辞·渔父》中“宁赴湘流”实指汉水。“汉”天水之意,亦即是襄水,襄水又叫沧浪之水。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讲法,也会参考一些资料,怎么样的才可能讲得好?授课者对中国文学史理解得越透彻,越有自己的见地,眼界高,见识广,才能讲出独到的地方。则带给学生的养料越多。钱穆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所以,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普通的大学老师所不能比拟的。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孟子说:“《诗》亡而《春秋》作。”《春秋》是记事的,此书乃斟字酌的,有其文学意味,亦有其法律性。孔子《春秋》亦可说是我国修辞学之开始。

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

  当然,钱穆述文学史的标尺远非上述两点。在“史”和“人”的标准之外,他强调生命观,强调纯真与自然。他说文学是生命,如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小生命在大时代的陨落。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刘悠扬)

“《春秋》辩理,一字见义。”因此,汉代时人们有所谓春秋判狱,作为法律判案之用。

晚唐:847-902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到唐昭宗天复二年止。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上诗录自《古诗源》,但年代以无法考证,所以,要讲文学,须从《诗经》三百首讲起。

而本书也尤以其“个性”取胜,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历史之后,再看此观点鲜明的文学史,不仅拍案叫绝,或许你不喜尊崇儒家,或许你不爱汉赋,也可能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却展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史观,也激发出了每个读者内心的观点,就如钱老先生在结论中所说: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新的观点,也促使读者思考关于文学的新问题,那么就是成书的一大成就了。而钱穆先生其以一代宗师的身份,偶然指点一二,已经令人受益匪浅,如著史的两个要点、最好的诗是超脱时代与个性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对儒家思想的解读等等,都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他提到: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更是如黄钟大吕一般,实是治学良言。令人不禁思考近代文学研究之得与失。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中国文学史》这本书是由在新亚书院的老教授钱穆先生和他的学生叶龙先生共同完成的,虽然只是钱穆先生讲述和叶龙先生记录整理,只是钱穆先生自己独特的见解,但这本书仍是不失风采。

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数千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审美、丰富的形式著称于世,但是惟其如此,也格外难以把握文学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而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提纲挈领,不落窠臼,得一“简”字,就如先生在书中谈及中国文学的炼字一般,书中知识点并不冗杂啰嗦,自诗经始,至明清章回小说终,历数诗、赋、散文以及词、曲、小说发展脉络,将文学做为一个整体做来研究,就可看出其间的传承与演化,也就能看出何为主流何为支流,莫要小瞧了文化的历史,历史本身对于未来有其指引作用,只有厘清了文化的渊源与变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根,不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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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细细地去剖析中国文学史,它就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许多朝代的盛衰兴亡都能在里面找出蛛丝马迹。因此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史时,不能抛开历史的层面,否则犹如纸上谈兵。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作者: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

在大学课程中,我学过文学史,分为现当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史。叶龙记录的钱穆老师的这个讲稿算是古代文学史。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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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二次看学生整理的上课笔记类书籍了。这样的书籍往往难得。因为授课已经过去很长了,授课者往往没了底稿,有底稿的话,兴之所至,课堂上会有临时的发挥。只有学生认认真真地纪录,用心地保存,才会留下笔记。一个优秀的老师加上一个优秀的学生,才能促成此类书籍的出版。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我们写文章,不可用土语俗语,不然会失去意境。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  大视野:

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唐宋时妓女均通文字,会唱词。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本书开头写中国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西方亦然。是最早起源于唐尧虞舜之时,如:击壤歌

钱穆先生研究文学还注意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小说戏曲,在西方算是正宗,中国则不然。而神话故事,在西方是先有神话、故事而后有文学,中国当时则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而“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却很难把中国的神话系统化。不过,想想,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各地,信奉的图腾各不相同,确实很难统一。这样想,就很好理解了。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用文言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戏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此外,先生还讲到了中国和日本文学上的区别,这点也是很少见到的。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意思。如:葛覃

今日青年应能看懂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懂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如欲在学术界做自由人,一定要花三五年时间通读中英文。如要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必须要读书才是正路。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所谓子,则是指先秦诸子,或称诸子百家,即是指思想家或哲学家,诸子百家所作的散文水准均极高,诸子中首位即孔子。

钱先生认为《离骚》是中国纯粹文学的开始。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文学又是时代的”“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这些观点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他对历史的考证,如对屈原的诗中“洞庭”的解释,对《古诗十九首》秦以前的阴历和汉太初改历的对比,真是很严谨的;对某个作家的评述,如韩愈和柳宗元,其生活轶事也是补充得具体生动。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赏析,更是从语句到思想情感,有详有略,让人见微知著。读起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重回教室聆听教授传道授业。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政治运动的玩意儿。有了好学之志,出了大学,习惯已养成,就可造学问了。

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培养出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真正的热爱,教导读者何为中国文化之美,在经历了太多教科书式的古板讲述与过度讲解之后,实难有心情去感受文学之美,而钱穆先生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也在文学史之余,为学生上起了鉴赏课,诗、赋、散文的名篇佳句,在先生的讲解中,品出不同的味道,虽然中国文学难脱其政治根源,但亦不乏真挚佳作,诗之苍茫万象,词之婉转悠扬,散文之千变万化,都将人带入独特美好的意境中。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完全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当然,虽然世界上不会有一部完全十全十美的文学史,但是,对我来说,钱穆先生讲述的文学史就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册有独立见解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一列关于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动车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读《诗经》是有方法的,要先养成自己的性灵。读《诗经》时不可一字一句直讲。所谓“诗言志”其实是抒情,欣赏中国文学时,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

当我读完这本厚重的《中国文学史》时,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的钱穆老先生,他的音容面貌丝毫未改。他穿着蓝布罩衫,脚蹬布鞋,操着一口无锡话站在讲台上对着我们说道: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与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博客: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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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史学角度讲文学**

让我们遥想,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的课堂里吐出那一句:

归时休放烛花红,归踏马啼清夜月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分为“风”,“雅”,“颂”,“风”是社会的,“雅”是政治的,“颂”是宗教的。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这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出现过众多璀璨的文明,比如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学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部非常厚重的中国文学史。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论语》其弟子所笔记,文学价值极高,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最后两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八):功夫在书外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韩愈《谏迎佛骨表》、《送李愿归盘谷序》、《滕王阁记》

**  全书32篇: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中唐:766-846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