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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蒲京     |      2020-02-13

    当然,从管仲开始,中国的商业文化里就有了不良的文化因子。

一 社会流动与四民分野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变化之大,可谓中国古代之最,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增长速度也与此相当。 西周的社会是一个封建的社会。张荫麟先生概括封建社会的要素道: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按照这一界说,西周无疑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西周社会中有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商人、奴隶。周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各级诸侯实际享有土地。土地分公田和私田。公田由奴隶和庶民耕作。庶民对私田有使用权,可以世袭而不可以转卖。 许倬云先生也将西周称为封建制。在这个封建的权力结构中,周天子居于顶端,以下依次是诸侯、卿、大夫。以君臣为名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周王以分封的方式将王室成员和功臣子弟分封到各地为诸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联系天子与诸侯。同样诸侯国内,诸侯与卿大夫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卿大夫是诸侯国中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国君与不同等级的卿大夫组成了诸侯国中的权力集团,称为贵族。贵族集团以下是士,身份界于权力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受过武士的训练,懂礼仪,有文化。他们没有封邑,但有自己的土地食田。他们可能是政府的官员和贵族的家宰,也可能亲自种地。他们是封建社会中基本规范的代表者。 庶人是在主人采邑上耕种的农奴。如《国语》所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他们可能分得一块土地,但要为主人耕作和服役。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是孟子所说的井田制,也有学者认为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层层分封的制度下采邑或庄园更符合实际的状况。 商人直到春秋晚期还只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因为贵族们在采邑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商业的需求很少,而商人赖以兴盛的市场、商品和货币都还不普遍。商品以贵族的奢侈品为主,以物物交换为基本形式,直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才广泛流通金属货币。 奴隶来源有战争和奴隶的再生产,他们为主人服役和生产。但没有证据说明当时奴隶被广泛用于生产,或经济是基于奴隶制的。 春秋开始,社会仍然是整齐有序的:君主、卿大夫和士组成统治集团。在此秩序下高贵来源于血统,祭祀成为最重要的身份确认仪式。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宗法制赖以运作的友爱之情逐渐消失,诸侯与周王的血缘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武装殖民的成果也不断稳固。周王逐步衰弱,诸侯享有了实际的统治权,甚至有与周王同样的地位。这就是西周到春秋之际社会结构最高端出现的变动。国君具有了与天子同样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又屡屡被卿大夫所篡夺。国家执政的权力由公子向卿大夫转移。春秋晚期以后,士变得活跃起来,卿大夫的社会作用下降。权力中心由卿大夫转移到了士阶层,士不再作为贵族的家臣,而是作为有才能和贤德的人受到新的国家的重视,充当新国家的官员。不仅原来在统治集团中地位低下的士上升为政治的主角,而且个别庶民也获得宰相的职位,甚至像百里奚这样的奴仆也受到重用。 上述是常态下的统治阶层的流动升降,在战争频仍、国内政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亡国灭家成为常见的现象。春秋时期的数百个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发展到战国七雄和秦国的统一。这当然要伴随着若干国君、卿大夫和士,及其家族的沉沦。这也是社会的巨大流动。 小农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取得了独立劳动者的身份。他们在小块的私有土地上自耕自足,或者与土地结为租佃契约关系,耕种地主的土地。同时,他们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劳役。小农是庶民的主要构成者,作为国家最主要的赋税和兵员的来源,在很多国家被视为立国之本。例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实行了以农立国的国策。 工商业者也成了专门化的职业,不再是作为贵族家臣,为弥补贵族自给自足的缺陷而进行有限的贸易。由于国家控制范围的扩大、道路的通畅、货币的出现等原因,城市的商业和远距离贸易能够发展起来,商人随之兴起。在春秋时期,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职业商人的活动。最活跃的是郑国的商人,如,前597年晋国大将知茔被楚国俘虏,一位在楚国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准备把他藏在丝绵里救出去。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楚国已把知茔放了。后来这位商人贸易到了晋国,知茔要以救命之恩报答他,商人不受,去了齐国。另一例就是著名的玄高智退秦师。这说明了商人的活动是不受国界限制,而且至少在郑国,商人很认同国家。还有一个郑国的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家能够得到商人的认同。韩宣子有一玉环,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中,韩宣子出使郑国时欲通过郑国执政子产买郑国商人的一个玉环,被子产以不能强买商人之物回绝。《春秋左传注疏》卷47记载该事道:子产回答韩宣子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商人受到尊重不只是在郑国,在当时的大部分国家都如此。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一个富裕的大商人,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范蠡、白圭等也都说明了当时商人并无后来的那样特别的标签。到了战国,商人势力更大了,即使在重农的秦国,吕不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手工业者也与商人一样,从官府工场的服役者或贵族的家臣蜕变为独立的职业者,而且拥有与农、商一样的地位。如与陶朱齐名的倚顿就是在河东煮盐的实业家。在西汉时因卓文君而声誉大起的卓氏就是战国时以冶铁起家的赵国卓氏。山东的程郑也是以冶铁起家。战国秦朝之际的巴寡妇清以治丹穴致富。 西周时期领主庄园制和工商食官,庶民依附于采邑,工商业者束缚在官营经济或贵族的采邑中,小农、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未发展成为独立的职业者或社会阶层,甚至士也在家族血缘为纽带的政治集团中处于低下和从属的地位,社会作用和地位都很有限。春秋战国,士、农、工、商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而且他们身份在社会分工的观念下,并无轻重贵贱之别。 二 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变迁 春秋战国这样巨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后无来者,但它只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迁的表征和结果。这些综合的变动涉及政治、社会、经济、观念等方面。 1.国家结构的变化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政治结构从两个方面发生着变化:一是权力的转移和集权的发展;一是国家的兼并,亦即国家疆域的扩大。这两个因素都催生了新的国家结构。权力的转移沿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运动,逐步转移到最有实力的家族和阶层手中。周天子的被虚化只是这场权力转移中最不足轻重的变化,更关键的是诸侯国内权力的集中,一些握有实权的卿大夫篡夺了政权,他们改变了层层分授的分封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郡县制。国君对新征服的新疆域实行直接的控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得到更彻底的实行。官吏的任用方式、选择标准、君臣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征战和行政需要更有能力和忠于国君的新型人才。能力和道德成为选择官僚的,乃至选择君主的标准。祖先和血缘不再起决定性作用。君主与臣僚由家族血缘关系转变为权力授受关系,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私学教育大盛就是顺应了为新型国家培养新型人才的要求。这为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 2.战争方式的变化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在争霸战争中发展的。战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方面就是战争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变化。西周和春秋的战争主要是车战,上阵作战的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士。在奔驰的战车上射击和刺杀需要特殊的训练,而且作为一个士,不仅需要技能,而且需要音乐和礼仪的训练。这是春秋战法。六艺是一个士需要的基本教育和素质。这样作战就是贵族的职业,是少数人的事业。春秋时军队还与西周一样以乘计算,每乘甲士3人,徒兵10人。春秋时期的战争参战人数多以千计,少有上万者。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就大多了,一方投入的兵力常常就达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在兵种上,骑兵和步兵成为主要的作战人员,如战国形容一个国家实力之强:带甲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军队的主要成员当然成为了不需要长期复杂训练的,而数量庞大的庶民。战争方式的变化给予庶民上升的渠道(如白起)。商鞅在秦国变法时甚至实行了军功爵制,不论出身,只看军功。对于士而言,在春秋的战争中他们提高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战国的战争中他们不再至关重要。士的含义也开始转为另一个更显特殊的群体文士和官僚。 3.经济的变革 一是私有制的确立。三代时期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看法,国内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有制度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土地制度和工商业方面都是如此,尤以西周记载最清晰,内容最完备。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下的土地国有制。它是全面的、统一的土地国有制,是以周王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如《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即土地王有。这种所有权以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形式得到体现。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周王,是诸侯的共主,周王把全国的土地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受民受疆土,把土地和人民一并封赐给诸侯。虽然诸侯国内又可以层层分封,诸侯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分给士,但这并没有改变土地的王有。周王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仅表现在可以授,而且可以夺,以及受封者对周王的义务。 根据《礼记》和《孟子》所说,诸侯对周王有朝聘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不敬者,君削以地,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作为得到封地的回报,诸侯还要向天子进贡,为天子征伐,所以诸侯以下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占有权。但是,诸侯对封地内经济、军事和人事权的支配,使诸侯权力日益增长,周王的所有权也就逐步变得徒具制度上的意义了。 层层分封以后的土地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就是井田制。井田制的核心是公有私耕,定期分授。所谓公有私耕就是,一井之田分为公田和私田,即《孟子》所说: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八家就是指分得份地的小农,公田也由他们无偿耕种,作为获得份地的劳役地租,就是《诗经》说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他们还须为领主打仗和服杂役。 所谓定期分授,就是每隔一定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而且授田还有年龄规定,二十受田,六十还田。 工商业也是官府占据主导,即工商食官,或处工就官府。官府设有工正、工尹等官,管理官有工商业,犹如有行政级别的商人和工场主。普通商人的身份都隐匿在官府之中,史籍中几乎还见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西周时期的个体商人。 许倬云先生提出,春秋以前的经济与西欧庄园制相近,中国的庄园是贵族的封邑。庶人在监督下耕种土地,他们的衣食由领主供应。不耕种时就为贵族做各种杂役。妇女则为贵族养蚕织布。庄园经济各自独立,自给自足,职业分工和区域间的交换都不是很重要。城市周围的商业也主要是小规模的物物交换。这就是将春秋以前的经济概括为庄园制领主经济,贵族与庶人是领主与农奴的半人身依附关系。西周是领主制经济的观点在国内也存在,如马曜和缪鸾和先生就以1949年前后西双版纳傣族领主制为参照,提出西周是封建领主制。 从分封制的政治结构而言,庄园领主农奴制较整齐划一的井田制更接近实际。即使在领主制下,土地名义上仍是国有的,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直接劳动者庶人而言,土地的占有权是属于国家或贵族公有的。

陶朱公有四个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个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原名范伯,以越国大夫文种的引荐,事越王勾践为臣,奉计然为师——计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为晋国的望族。他是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学家,著有《内经》及《万物录》,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精义,在于掌握产销的供求关系,认为年岁丰歉,物产多寡,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观因素未曾出现之前,要利用现有的有利因素,预谋克服,所以亢旱的时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车,以便待时而贾,可获重利。 在贸易理论上,切戒停滞,主张薄利多卖。他认为物产的价值判断,不在于本质,在于需求,所谓“富出如粪土,穷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抛售,逢低吸进。货殖之道,固尽于是。而裕民生,修战备,亦可适用这些原则。 计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谒见越王勾践,语不投机,退而经商,从事吴、楚、越三国之间的贸易。其后勾践复请受教,计然献七策,其内容就是《越绝书》中所载的《内经九术》,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设法导致吴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训,“以承其敝”。于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两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践终得报仇雪耻,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灭吴称霸,竟杀文种。范蠡早就看出情势不妙,暗暗作了准备,然后上书告退,勾践果然不允。于是范蠡携带珍宝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一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齐国,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东半岛的沿海一带,经营盐业,父子门客,一起操作,极其辛劳艰苦。但不久就发了大财,而且颇有贤能的名声,因而齐人想请他当宰相。范蠡对政治早已失去兴趣,志在逃世避祸,所以封还相印,出其私财,遣散门客宗族,另外觅地隐居。 这一次迁居,是循陆路,由东而西,且行且问,迤逦而至如今鲁西与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尧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时属于曹国,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国灭曹,不久又归入齐国的版图。这个地方称为“四达之冲”,在春秋时最为多事,会盟征伐,几乎年年都有,胆小的人视此为危邦,决不敢住,而范蠡别具只眼,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贸易有无的绝好地点。于是在此定居,改姓为朱,本地人称他为“朱公”,别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称他为“陶朱公”。 自“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是他由工农转为商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划。陶朱公在定陶经商,除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干以外,还有两个极其有利的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时机。 先说环境。春秋时期,以商立国,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阳,地当冲要,交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时的头等强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管仲也是提倡各国间进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车货的,代为照料车马,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官妓的制度,亦为管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谈时机,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杂的转变期,这种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交两方面。就历史来看,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交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分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高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情势。 在外交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出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处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实力谈判”性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访聘的礼物,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邦”,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深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高造诣的人,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

  孔子家语 卷三 贤君第十三
  
  【原文】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
  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①?”
  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②,而子次之贤,何也?”
  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③也。”
  公曰:“其事何如?”
  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④,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鱿,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⑥三日,琴瑟不御⑦,必待史鱿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注释】
  ①抑:或。
  ②闺门之内无别:家庭之内男女无别。
  ③私家之际:私人家庭之间。
  ④游放之士:没被任用的读书人。
  ⑤退而容贤:自己退位,把位置让给贤能的人。
  ⑥郊舍:在郊外住宿。
  ⑦不御:不弹奏、吹奏。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谁最贤明啊?”
  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或许是卫灵公吧!”
  哀公说:“我听说他家庭之内男女长幼没有分别,而你把他说成贤人,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是说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论他家庭内部的事情。”
  哀公问:“朝廷的事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喜欢他而任用他。又有个士人叫林国的,发现贤能的人必定推荐,如果那人被罢了官,林国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因此在灵公的国家没有放任游荡的士人。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有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无事,就辞去官职而让其他的贤人被容纳。卫灵公喜欢而且尊敬他。还有个大夫叫史鱿,因为道不能实行而离开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鱿回国,而后他才敢回去。我拿这些事来选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贤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吗?”
  
  【原文】
  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
  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①,郑有子皮②,则贤者矣。”
  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
  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
  子贡曰:“进贤贤哉。”
  子曰:“然。吾闻鲍叔达③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注释】
  ①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人。他和管仲是好朋友,推荐管仲做齐桓公的相。
  ②子皮:郑国人,名罕虎。他推荐子产做郑国的相。
  ③达:显达。这里指使别人显达。
  
  【译文】
  子贡问孔子:“当今的大臣,谁是贤能的人呢?”
  孔子说:“我不知道。从前,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他们都是贤人。”
  子贡说:“齐国不是有管仲,郑国不是有子产吗?”
  孔子说:“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自己努力成为贤人的人贤能呢,还是能举荐贤人的人贤能呢?”
  子贡说:“能举荐贤人的人贤能。”
  孔子说:“这就对了。我听说鲍叔牙使管仲显达,子皮使子产显达,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让比他们更贤能的人显达。”
  
  【评析】
  这是由孔子回答许多提问组成的一篇,这里择其要者做些说明。哀公问贤君章,赞扬卫灵公知人善用。子贡问贤臣章,孔子以善于推荐高于自己的人为贤臣,自然会触及那些妒贤嫉能者。

其实,早在宋楚弘水之战时,似乎已经揭示了郑国被列强征伐的命运。宋襄公为了与楚国争霸,攻打与楚结盟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国援军在弘水大败宋军。

    吴越争霸,除了传统的美人计,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商战了。据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文种给勾践献过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因《史记》中勾践赐死文种时有“子教寡人,伐吴七术”之语,冯梦龙以为《越绝书》史实性不及《史记》,故删“尊天地,事鬼神”和“邦家富而备器”,九术遂成为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不管是九术还是七术,里面都包含了商战的影子。

此时的郑国不失时机的伐陈、许,以给楚国增加压力。 此时,宋国贤大夫向戌与晋国大夫赵文子交好,又与楚国令尹私交甚笃。于是,向戌便奔走于诸侯,以撮合晋楚弭兵。 长期的晋楚争霸使诸侯民疲国贫,郑国更是首当其冲。晋楚若能弭兵,郑国第一个举双手赞同;其他的小国也不用再被攻伐,无须再充当炮灰;楚国已无力挑战晋国霸权,此时弭兵,晋楚成为共同的霸主。楚国不亦乐乎。 对弭兵唯一心不甘,情不愿的是晋国,因楚完全无法撼动其霸主地位,却与楚成为共同的盟主,岂不是亏大了。但韩宣子深知弭兵是诸侯共同的愿望:“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灾。”若晋国拒绝弭兵,必将离心离德。晋国必将孤立,诸侯们必将纷纷亲楚。于是晋国顺势而为,赞同弭兵。 在弭兵前夕,诸侯混战渐渐停止。向戌奔波与诸侯之间游说,积极筹备弭兵大会。 此时的一则插曲,险些使向戌的努力功亏一篑:

    第二,管仲发明平准制。也就是政府参与调控商业平抑物价。此招也是有利有弊。民主政体国家,它就走向社会福利一面;专制垄断国家,它就走向国进民退一面。

谢谢邀请,很荣幸。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 1随着春秋以来世袭制的解体、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旧制度对人思想的禁锢逐渐松弛,人才的社会流动逐渐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具有进步的思想家幵始思考关于社会发展、关于人自身、关于宇宙等重大问题,诞生了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先驱。战国以降,代表不同等级和阶层的思想家蜂起云涌,纷纷著书立说,阐释他们对政治走向和人生等重大问题的看法,相互辩难,企图为纷乱的政治现实提供治疗的良药,各派的观点就在争鸣中前进、发展,开启了中国思想发展的新局面。

    (一)齐国重商

由于郑国处于大国之间,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楚国只有征服了郑国,才真正有资格与晋争霸。此后晋楚不断在郑用兵。不断的重复拉锯“楚子伐郑,诸侯救郑”,“诸侯伐郑,楚子救郑。”此类的文字看的读者眼睛发酸都,连读者都受不了,不断被攻伐的郑国可想而知。 仅在鲁宣公时期的短短十年内,晋国五次加兵于郑,楚国七次伐郑。有时一年之内郑国遭受数次晋楚交相攻伐。

    第五,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但是在城外农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换而自发形成的定期集市也大大发展了。这种集市,本是产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但是商人涉足其间开始谋利。

本提问是“你对春秋战国(的)了解多少”,我只能照实回答:通过研究《论语》和《道德经》,让我深入研究了《春秋左传》,我对春秋的历史知道的多一些。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国的十二位国君是谁,各在位多少年,大致活了多大岁数,这期间各诸侯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出了哪些名人,我基本弄明白了。通过《春秋左传》,我发现了《史记》关于春秋史实的一些错误。

    第二,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随着自由商业的发展,官府发现官营商业不利或者亏损,且征商(征收关税和市税)比经商更能保证和增加收入,于是逐渐放弃经商而改为征商,自由商人乘机坐大,逐步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于优势地位。

郑成公去世后,郑楚短暂的铁盟也虽之瓦解。郑国继续祭起“与其来者可也”的大旗,随风而倒。郑国又不断被晋楚两国攻伐。

    (二)郑国重商

这个时代的冶炼铸造技术,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任何区域国家,就像越王勾践剑的出土,历经两干多年的土藏,仍然锋利无比,寒气逼人,而铸造的材质,却是当今世界最优质的猛钢煅造,中国有名的十大名剑如;承影剑.纯钧剑.鱼肠剑.干将剑.莫邪剑.七星龙渊.青霄剑.阿泰剑.湛泸剑.轩辕夏禹剑。这些名剑基本是这个时代或周以前所煅造,可见当冶絰炼铸造技术是非常高的,可惜这些珍贵的技术文献资料,已经失传。应该毁于秦末的项羽兵祸火穴中,没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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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9.纵横家的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作品《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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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俺们郑国立国之初就与商人有盟,互相保护呢,政府可不能依仗权力盘剥商人呢。这话说得韩宣子都害羞了,再也不好意思提买环的事情了。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所以才出现一个更优美的商人爱国故事:弦高犒师。说的是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遇到郑之贾人弦高、蹇他。两位商人商量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国国君之命,以十二牛劳之。秦将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

在“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春秋时期,郑国处于诸侯争霸大漩涡的正中心。这使得列国形势的变化,决定了郑国的外交转折。郑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也决定了当时的列国格局。

    后世还有商人学习弦高来着,可惜时移世易,一切都不是那个味了。我说的是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同仁堂老板乐平泉联系恒利木厂的王海,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一事。他们浩浩荡荡地带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结果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中国民间笔记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本国向不得受礼物,如为贸易起见,着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清兵抢去。

5.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若将春秋之世比作太阳系,那郑国则是太阳,其他诸侯则是太阳系中的行星和卫星。太阳系的行星皆围绕太阳运行,诸侯争霸皆围绕郑国展开。两者唯一不同的是,太阳是恒星,而郑国却不是周王室,仅仅是个二等强国和三等伯爵诸侯。但郑国却在这大争之世中,书写出一幕幕不朽的传奇。鄙人谓之,无郑不成春秋。

    (三)越国重商

艾玛,这问题大得,叫人怎么回答呢?

    第一,私商大量出现,著名的有范蠡、子贡、吕不韦等。他们地位很高,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吕不韦,能把皇家接班人弄成自己的种子;越国大大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后两人干脆被后世合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在老谋深算的郑庄公面前,公叔段简直是跳梁小丑。不自知,更不知彼。尚未叛乱,麾下先叛己。这一方面是其不得人心,还有可能是庄公暗中操作。 平定叛乱后,郑庄公将母亲姜氏置于城颖,并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又“即而悔之。”此四字,值得回味。郑庄公后悔的不是自己不孝,更不是自己良心发现。而是后悔自己的不孝之名传遍天下,被世人唾弃。幸亏有机智的颖考叔,使庄公即不违背誓言,又挽回了自己的孝子之名。

    第三,政府的税种有三类:市税、关税和山泽税。市税开始与交易额发生关系,税率一般为百分之二。关税起源于宋国,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在边境设关收税,税率也是百分之二。春秋中后期,关不只设在边境,内地也相继设立,且税率开始加重。至于山泽税,春秋后期开始征收,税率比前两种更重。

但在内容上,却是以郑、晋为主。 晋国是春秋之世的第一强国,称霸长达130年。晋国成为《左传》主角,名实相副。而作为二等强国的郑,是凭什么成为主角的呢? 郑国能成为《左传》主角的原因有:初有郑庄公小霸,中有在夹缝之中顽强生存,后有郑晋结盟和子产相郑。这也与春秋之世几个不同的列国形势和格局相对应。下面就详细解析。

    齐祖姜太公,屠过牛,市过饭。虽然肉经常卖臭,饭也不咋好吃,做生意老不在行,但是老人家重商则是一定的。一到齐国,“修政,因齐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一句话,齐是以商兴国的。不过,齐真正成为大国,跟管仲有关。管仲我们知道,也做过商人,且做商时不太地道,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拿的本钱少,分红时拿的利润多,鲍叔牙的伙计都看不下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穷需要钱,且有老母在堂需要孝顺。不管怎么说吧,管仲应该具有精明贪利的商业品性。待自己做了齐相,遂一展其品性,制定了极佳的工商政策。第一是轻税:“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第二是给商人提供各种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第三是设立国营妓院,开放搞活。

春秋战国跨度大致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其后又经历了秦统一六国的过程。

    据《史记》,范蠡老师计然(另有一说,计然就是范蠡)给勾践谈的商战经验如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木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矣。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结果是十年,越大富,号称五霸。据说,之后范蠡弃官经商发大财,也是用的计然的商战理论。

李悝强魏,吴起弱秦,诸侯卑秦,孝公求贤。

    政府重商之下,春秋时期的商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

1、郑伯克段于鄢

    (四)鲁国重商

我喜欢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黄金时代,雄主明君层出不穷,先贤前圣接踵而至,名将璀璨,文化繁荣,如此盛况后世不复见矣!我以秦国为轴线,大致梳理春秋战国的历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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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乃鲁之始祖,而周公是很重商的,西周初期的诸多重商政策,都是周公制订的。所以春秋时期“鲁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创儒学,轻视农工小人,但对于商,还没有轻视,其弟子子贡就是个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表扬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孔子甚至把自己也当商品了,发出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之类的吆喝。儒家轻商应该始于孟子,孟子把士称作“大丈夫”,把农夫称作“小人”,把商人称作“贱丈夫”。在孟子笔下,连商业税都是因为商人太贱了才开征的。《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意思是说,古代的市场,本来是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由官府管理。可是有些“贱丈夫”,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赚走。大家都认为这种人很贱,于是开始向他们征税。“贱丈夫”的称谓,加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论在后世的恶性膨胀,商人才慢慢被戴上贱和奸的光环。

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郑国爆发戌辰之乱,郑国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被杀,郑伯被劫。子产闻乱后,命郑人严守城门,封闭府库,完善守备。率兵车十七乘与子峤一起平叛。尽诛叛贼。在发生叛乱时,年少的子产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叛乱平定后,子孔当国,即立盟书。有不与盟者,子孔欲诛之。子产止之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于是焚毁盟书,郑而后定。通过子产焚书,其始大局,灵活,知进退可见一斑。 郑国执政子孔专权,子展、子西攻而杀之,分其室。

    管仲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不掌控好商人,让利润皆入了商人之腰包,相当于一国二主了。这种对富商的本能的警惕,也是个不好的信号,后世君王皆接收到了。做得过分的,有干脆废除商业的,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有一玉环,另一个在郑国商人手中。韩起到郑国聘问时,请求郑伯帮助其得到玉环,被子产拒绝:“非官府之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皆埋怨子产。认为韩起是晋国卿大夫,所求不多。子产之举是“爱一玉环,而得罪于大国”。子产称,自己并非有怠慢大国之心。弗与玉环,正是忠信之故。“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礼者,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以守其民也。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韩子奉命以使,求玉成贪,吾又失位,出一玉而获二罪,将焉用之? 韩宣子的要求被子产拒绝后,仍不甘心。便找到商人,并从其手中买到玉环。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起告与子产。子产得知后则称,商人交易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政府不能强迫商人交易。并称韩起之举是得一玉环,而失信于诸侯。韩起最终将玉环退还给了商人。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此后的齐桓公、晋文公都吸取了郑庄公的教训,每次大捷之后,皆献俘于周,并朝觐天子。在大会诸侯之时,周王室有时也会派卿士赴会。

    第四,一些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工商合一,前店后坊,逐渐发展为中国商业中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针对当时的列国形势,郑国大夫开始重新分析当前的列国形势,并调整郑国的外交战略:“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但晋不竭力于郑。若晋致死于郑,楚将避之。” 在郑国君臣谋划之际,宋国向戎侵郑,大获全胜。子展把握天赐良机,率郑师大举伐宋。不出郑国群臣预料。晋、齐、宋、卫等诸侯大举伐郑,郑与晋国结盟。楚国无力与诸侯抗衡,便向秦国求援。楚、秦联合伐郑。郑与楚结盟后,便立即伐宋,以故意激怒晋国。

    郑国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优美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卿韩宣子拥有一对玉环中的一只,听说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就前往淘宝。他拜见了郑国国君郑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郑相子产对曰:“这不是官府的藏品,我们国君不知道哇。”郑国的其他大臣认为子产做得不对,因为一个小小的玉环,就得罪晋这样的大国,和韩宣子这样的政治强人(晋国六卿之一,在晋国执政27年),太不值矣。子产不理。宣子绕开郑国君臣,直接找那商人去了:我买还不行吗?那个郑国商人回曰:买可以,但是我得禀报我们国君与国相。于是韩宣子去找子产,没成想子产说出一番很漂亮的话来:“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也。”

吴越相争,北伐强齐,南击大楚,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