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慈善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建立,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家庭伦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

 澳门蒲京     |      2020-01-24

  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模式,其核心是让人们学会礼让诚信,以实现人文化成的治世目标。《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是诸子中最强调人间秩序、最重视人文化成的学派,他们以仁政王道治天下,用礼教、乐教德化民众,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富有人文精神的民族文化。在儒家元典中,“信”与“礼”都是“五常”之道的重要内容,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是人生应当具备的美德。孔子用“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告诫弟子要“言必信、行必果”,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的道德信条。孟子的人性“四端”说中虽未谈到“信”,但“信”德在孟子的学说体系中并未阙如,因为“信”就是“诚”,孟子在其“思诚”命题中,将诚信视为自然的规律,将追求诚信视为做人的规律。他还将“朋友有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提到了“五伦”的高度。诚信在荀子的思想中也具有重要位置,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做到了“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就可以畅行天下,即使贫困潦倒不堪,也能赢得人格尊严。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道德失范、礼仪缺位、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礼让、诚信等因子的挖掘和继承,构筑国人的精神家园,塑造民族的文明形象;通过各种礼仪规范的完善与礼仪活动的开展,让礼仪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让诚信成为世人的生存需要。

儒家慈善文化有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理论体系。如何利用再分配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距离拉大的问题,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而孔子的思想不无启示性。他主张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提出了均平思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孔子提出了当政者施行慈善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理论,用“均”的办法解决贫富矛盾,用“和”的办法凝聚人心,用“安”的办法维护社会安定。

  孝悌为本、仁爱友善是爱国情感之源

儒家慈善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社会风尚的形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德行就像风,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就会跟着风向倒伏。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秉承圣贤的教诲,按照道义做人行事,其所到之处能润泽、教化一方,使人们崇尚道义,形成社会风气。这种善于教化和感化,正是仁人君子的德风。这“德风”“德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上层的道德对百姓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引领作用。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上,我们要注重发挥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社会风气,引发全民参与的慈善热潮,形成世代风尚。积极宣传为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个人和民间组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普及慈善教育,传播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众慈善意识,扩大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是崇尚公平与道义的民族。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抒发的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激励了无数追求道义的志士仁人。公平、正义是道义的重要内容,《论语》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蕴含着古代公正意识的“均平”思想。朱熹将此语中的“均”解释为“各得其分”,即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份(权利、地位、物品等)。在儒家心目中,财富均平的大同社会是充满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孟子》中的公正思想可表述为“制民之产”。“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希望建设一个财富分配公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饱暖之供养。儒家这种人人“各得其分”的公平思想,主张以适度等差来保持社会有序,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对今日中国仍有积极意义:用儒家“崇尚适度”“仁爱礼让”“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等理念,引导和完善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将个体的利益差异控制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是维持社会动态和谐与持久繁荣的良策。(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及其当代价值”负责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教授 张自慧)

其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文化主流,其慈善思想一直是世代中国人奉行社会公益事业的圭臬。其二,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内核是“仁”,是人们慈善行为的基础。以“仁爱”为中心向外拓展开来,以民为本、仁民爱物、兼善天下,构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其三,儒家的“仁爱”和“仁政”思想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个人平台。为人者躬践仁爱,忠孝诚信,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随时随地施行慈善。一个是政府平台。为政者力行仁政,救危扶困,解救百姓疾苦,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慈善事业。其四,儒家的“性善论”为慈善行为提供了理论前提。我国古代社会的慈善事业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与儒家“性善”文化的浸润有极大的关系。其五,儒家的“不忍人之心”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注入了心理基石。“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同情之心,这是引发人们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动因。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家庭伦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道德理想和家国情怀具有深远影响。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制,确立了通过血缘纽带实行国家政治统治的宗法制度。基于这种特殊的“家国同构”模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着力用“礼”和“仁”来规范协调“五伦”关系。“入则孝、出则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礼仪规范,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向朋友、社会、国家、天下衍射的人伦同心圆,每个人从家庭孝悌伦常做起,通过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关爱妻子,培育仁爱之心,陶冶宽广胸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原则,将仁爱之心、宽恕之行扩展到邻居、朋友,乃至国家和天下。沿着这一道德提升路径,儒家将修身、齐家拓展到了治国、平天下,将仁爱、友善从家庭延伸至他人、社会和国家。儒家的仁礼学说体系和家国伦理架构,不仅使其学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将家国一体的意识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不仅赋予了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且培育了炎黄子孙牢固的爱国情结。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树家风、扬孝道、倡仁爱、行友善等举措,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慈善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发展模式的建立。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絜矩”之道。君子对于天地万物,爱惜它们却并不是施以仁德;对于天下百姓,施以仁德,但谈不上亲爱。君子由亲爱亲人开始进而仁爱天下百姓,由仁爱百姓开始进而爱惜天地万物。这不仅是对各级官员的要求,也是对各级政府的要求。目前,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事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保障人民高质量生活的需要,仍然需要慈善事业配合和补充。社会保障事业和慈善事业一个是常态的普遍的制度下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一个则是非正常的突发性的特殊情况下的人民生活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这些儒家元典,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中和、大同等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源。

儒家慈善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公信力的发展。信,是中国儒家道德伦理准则之一。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就要把“信”作为立足和前进的根本,以诚信来要求各级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提高慈善的诚信度和公信力。慈善组织因为涉及到慈善家的捐款,诚信问题更是重要,没有强大的公信力,慈善事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