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教授荣获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辞,澳门新蒲京娱乐游戏: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澳门蒲京     |      2020-04-15

  为学态度:撇开功利 沉潜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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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支柱,自古以来,特别受到青睐。20世纪,仍是研究的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这些研究重点上。因此,重要作家作品、文论家及其论著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综述的热点。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看,大多数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论家的论著的研究,都有研究综述。如:褚斌杰的《百年屈学》,见其著《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曹晋的《〈史记〉百年文学述评》,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吴云的《“陶学”百年》,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葛景春的《李白研究五十年》,载《山西大学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洪迎华、尚永亮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饶学刚、朱靖华的《20世纪苏轼文学研究述略》,载朱靖华、刘尚荣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第1辑。梅新林、葛永海的《〈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2003年开设“百年红学”栏目,三年来,这个栏目共编发了数十位有关红学研究综述的论文达87篇之多,成为红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专栏。

还有学者关注到文体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问题。日本九州大学中里见敬重估了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小说在当时的东亚接受西方文学这一历史时期文脉中的意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蔡宗齐介绍了一种向英语世界分析、解释近体诗格律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对国内近体诗研究和教学也有借鉴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杨海明教授是学界公认的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词学研究专家之一,成就卓著,著作丰硕,出版学术专著《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张炎词研究》、《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及《杨海明词学文集》近400万字。其中四部专著在台湾再版,两部专著被全文译成韩文,影响波及海内外。他曾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三次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现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顾问。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⑨ 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中山大学刘湘兰考察作为早期道教经典的《太平经》,所构建的道教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文气说,对后世文气论有所影响。香港岭南大学汪春泓对诗学史上曹植迥超同辈的崇高地位提出质疑,认为曹丕对南北朝诗歌有开创性的影响,是沟通建安与齐梁的津梁,学界对此认识不足,故需重新审视曹植兄弟的诗歌史地位。社科院文学所张剑力图打破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和“规定动作”,对两宋之交范浚诗歌的多种文化和文学意蕴作了充满学术个性的探讨和描述。复旦大学郑利华考察了明初以来的宗唐诗学倾向在正德、嘉靖年间文士观念形态上的承传与演化特征。中山大学何诗海阐述了“明文极于弘治”说产生的历史背景、丰富意蕴以及在后世的发展衍变。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讨论了茅坤的知识世界、精神世界与其散文表现模式的关系。上海财经大学朱丽霞认为,吴兴祚幕府代表着晚明向清初文坛的过渡,引领了清初文坛的全面繁荣。中山大学彭玉平探讨了王国维文艺观与庄子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广宏考察了清末桐城后学在中西文化激荡的浪潮中,整合传统学术资源,力延古文一脉,同时逐步实现向近现代人文学术转换的进程。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杨海明教授1942年11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师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即至我校工作,1988年12月起任我校文学院教授,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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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引自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第93-94页。

关于文体源流演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要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利用出土文献揭示楚辞中“猗”字的音乐特征及其与早期戏曲演唱的关系,为考察戏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山大学康保成探讨了中国戏剧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指出,古代文学抒情言志观念的强力吸附,导致杂剧本体特征的逐渐消解,日益趋近一种以诗骚传统为灵魂的抒情文体。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近日,在河北大学举办的“201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词学会共同授予我校杨海明教授、南开大学叶嘉莹教授“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该奖项为今年首度设立,旨在表彰海内外为中华词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是词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

学术事业的延绵在于薪火相传。先生曾说:“一个学者的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分,最大的遗产其实是悉心培养出一批好学生。程千帆先生就是老一辈学者中的楷模。”

这里所说的研究综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为依托,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归纳、综合论述,以便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该问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水平、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明确的了解,进而从中获得有关信息,受到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一般的研究综述是述评结合,有回顾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综述,也取“述评”、“回顾与前瞻”、“概述”之类的题目。也有一些研究综述,从题目上很难看出来,只有阅读提要或内容才能知道。

苏州大学罗时进对清代诗歌文献和作品数量做了初步统计,按最保守估算,存世作品约八百万至一千万首,是清以前历代诗歌总数的十倍之多。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搜集整理,随时有亡佚的危险;至于相关的研究,更是远远滞后。因此,作者呼吁尽快开展对清诗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继续推进大型清诗丛书的出版;在此基础上,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清诗研究。中山大学黄仕忠通过考察森槐南的戏曲研究、教学活动及当时产生的影响,提出日本学术史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是森槐南,而非青木正儿所说的狩野直喜。

  路成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生机 勃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欣赏其中多姿多彩的若干片段,但中国古代文学又确实太悠久太博大,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迷惘、畏难 或无助之感。”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路成文表示,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个撇开功利、沉潜阅读的过程,要全神贯注研读一批基本典籍,用心体悟感兴趣的研究对 象,同时注重文史结合。

附:杨海明教授荣获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辞

笔者仅就自己在先生门下问学听课的见闻感受,谈谈先生的学术课堂这一话题。这或许是走进先生学术世界一条较为坚实而亲切的小路。

研究综述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研究的研究。研究综述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契机:一个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70年代末以来,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从2008年开始的三个阶段。研究综述有论文、专著和丛书等多种类型。其内容有综合性的,有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状况和推进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的研究综述,应重视拓展范围、深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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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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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言自己从个案研究做起,一直以来也在文献编纂、辑佚、考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若心里没有更庞大的理论建构与更高远的理论期待,那么这些个案研究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建成学术的宫殿;文献方面下的功夫也只能是为文献而文献,难以揭示意义。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者。历史上无数的杰出学者成为他所在时代的代表,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学术世界,而我们这一代呢?未来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心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总不能留一盘散沙、留一堆意义晦暗的东西给后来者吧?

关于研究综述的形态,主要有四种:

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日本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文学遗产》竺青副主编受《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刘跃进主编委托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指出文体学的终极理论指向,不仅仅是回归过去,更应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因此,如何在西学强势背景下,建立有中国特色和时代高度的文体学,是每一个学人应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在开幕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中国学术对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与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提出要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杨海明先生传承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之衣钵,倾力为词学研究开疆拓宇,蔚成一代词坛祭酒。先生沉潜词业垂四十载,无论晴光丽日,抑或风雨深宵,皆耕耘不辍,故于唐宋词之历史、风格、美学、文化,博观约取,深造有得,信庄子所谓“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者也。皇皇八册十二卷《杨海明词学文集》,既可见恢弘之气象,亦足备举世之楷式。其为人也,纯朴而和暖,往往粗缯大布,而不失魏晋之风度;其为文也,华赡而灵性,时时睿思流淌,而独得飞越之神采。先生辛勤培育佳弟子,盛名流传海内外,荣膺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云尔。

永远有新话题

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台湾,与大陆的步伐大体一致。台湾的不少学术研讨会,多少都对相关的议题展开某种程度的反省批判。有些学校的中文系和学会还组织过这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如90年代,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会主办了《中国古典戏曲及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④。

文体形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论题。从提交大会的68篇论文看,有25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足见受关注程度。从所涉文体看,除了诗、文、词、曲小说等大文类外,更有文类之下的具体文体,如诗有古诗、律诗、乐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铭、露布、祈雨文、论、字说、进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学界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充分的文体,如福建师范大学郗文倩论“成相”、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论宋代“进故事”、中山大学张海鸥、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论宋代“字说”等,体现了文体学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较充分的文体,也力图有所突破。如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提出,墓志铭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补,墓志铭文本才真正完成。在这一成文过程中,原纸上文本的内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学杜晓勤认为学术史上对新乐府和讽喻诗这两个性质迥异的诗体概念多有混淆。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讽喻诗,而非新乐府。中唐元和年间并未出现过新乐府创作热潮,更不存在所谓的“新乐府”运动。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王水照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学术热情从未消褪,学术敏感也从未钝去。他的学术研究,忌讳人云亦云,力求有所突破,避免“仅是量的增长而无质的提升”。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讲课,他总能拈出新问题,抛出新话题。

综合阅读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研究综述,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综述的质量是有相当差别的,大量的研究综述多是限于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文学研究事实的存在之故、变迁之由之类的深层问题,或不及,或论述单薄。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满足于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研究的创新。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该领域里,有不少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待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政治环境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政治化倾向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回避政治的影响。许多研究综述关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环境,这是符合实际的,有益的,但有待深入。政治至少应当包括政治权力机制、政治规范、政治心理、政治信仰等内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到底在政治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左右、影响了它的走向?主要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诸如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内容。澳门大学邓国光认为,早期总集兼有选文和“解释评论”功能,属文章学范畴,不同于唐以后很多以搜集全备为旨的总集。文体之学是总集文论最为突出之处,崇雅则是总集文体学的根本主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桐生提出,《论语》可分为格言体、对话体、记事体和历史旧闻体,前两类文体最具代表性,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多有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通过对《孔子诗论》第一简所载三句话,尤其是“文亡隐意”说的文本考释,论述孔子对散文本质特征的揭示及其理论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考察了前四史收录文学作品的情况,并与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作比较,进而探究唐前文学发展和文体观念演变。上海财经大学朱迎平探讨了宋代文体分类中古文、四六、时文三大文类鼎立的格局,以及这种格局对当时和后世文体学的影响。社科院文学所石雷通过分析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引方苞论古文的一段话,揭橥方苞文论的理论高度和时代特点,及其对桐城文派最终形成的影响。暨南大学程国赋就《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说的命名情况与小说文体的关系展开探讨,认为命名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文体特征及文体演进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朱惠国认为,1940年前后发生的午社“四声之争”,是词学界对晚清以来持续不断的梦窗热的反思,表现出再次解放词体的要求以及对词体功能定位的新思考。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平时上课,先生轻声细语,从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哪怕是你做得不够好,他也会微笑相对,听你陈述自己的意见与感受。他教育我们不以材料自炫,而要重在发掘真正具有意义的材料,并阐发对材料背后的学术命题。

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人数众多,但创见多、影响特别大的是那些大家巨擘。他们的著述具有标志性,富有生命力,为海内外所嘉许。90年代以来,他们的不少著述逐渐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们的著述自然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研究综述,对这些大家巨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前面所列举的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选择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33家,综述了他们研究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就一些研究大家作了综述。这方面的研究综述,论题集中,述评细致,从个体的角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丰富多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文体与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的关系,吸引着众多学者。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对诗、史关系作了新的考量。广州大学曾大兴就文学地理学科的建设问题提出构想。中山大学张慕华探讨了中国佛事文体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功能和审美意味。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学人之诗围绕“学问”展开的特点及其诗史意义。浙江大学胡可先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唐代墓志的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提出,在词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尊体的要求,帝王在词的“尊体”过程中起着特别的作用。暨南大学邓乔彬从地域特征和文化环境差异等方面揭示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一代之文学”兴亡、转移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认为,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是近代文体革新中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型例证。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二、文体形态及其源流演变研究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学者的使命与反省

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成果的产生,尽管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环境,但也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密切相关。历代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精神境界的外显,是他们生命的寄托。从这一角度来说,综述以前的文学研究,至少应当顾及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这两个方面。但以前的研究综述,大多主要着眼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常常给人的印象是“见物不见人”。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有许多问题,就难以给人以深刻的理解和启迪。纵观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有两个特殊的时期,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生活在同样的战乱不断、颠沛流离、政治黑暗的艰难环境中,许多学者保持气节,焚膏继晷,从事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与此相左的是,有个别人,却丧失了民族气节,乃至为敌人效劳。另一个是“文革”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研究综述,论及这一时期,往往在用“噩梦”、“浩劫”之类的词语予以否定之后,再用“断裂”加以概括,或者简单地用“萧条”、“荒芜”之类的断语,一笔带过。上述简单的做法,其结果是很容易造成对十年动乱这段历史的遮蔽和遗忘。其实,对所谓十年动乱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断裂”、“萧条”和“荒芜”,还可以作些深入的分析。单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些明显的事实值得思考,如: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从这方面思考,今后的研究综述,有必要扩大范围,把研究者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能会深入一些,总结出更多的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大会共收到论文68篇,涉及诗、文、词、戏曲、小说等文类和文体学研究各个层面的问题。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三场大会报告和八场分组讨论,主要论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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