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近年来王国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在着作《无声无光集》的序

 澳门蒲京     |      2020-04-08

**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王兆鹏(1959—),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师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现为武汉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文学 院特聘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词学研究会 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张元干年谱》、《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两宋 词人年谱》、《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词学史料学》、《两宋词人丛考》、《唐宋词名篇讲演录》等多部专著,另有《全唐五代词》(合作)、《宋词大辞典》(主编)、 《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主编)、《明词综》(点校)、《兰皋明词汇选》(点校)等其他著述20余种,发表论文180多篇。担任《文学遗产》、《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韵文学刊》、《词学》、《中华词学》等多种期刊、集刊的主编或编委。曾蝉联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彭玉平,江苏溧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2012年7月14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在着作《无声无光集》的序言里,这般叙述自己日常生活的轨迹。整整8个月后的2013年3月15日,他辞别了人世,一语成谶般地遁入无声无光的世界,年仅36岁。

胡云翼的名字,和他那本广为流传的《宋词选》是连在一起的。三十多年前,十年“文革”带来的书荒结束了,《宋词选》是与一批西方文学名著一起,最先飞回读者手中的。它给那一时代的读者们,留下了异常美好的印象。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邓建(以下简称“邓”):王老师,您好!如果从您1985年考上研究生算起,您从事学术研究已经有22年了。20余年来,您潜心学问,勤于著述,成果丰硕,人所共睹。对于我们年青后学来说,您带有传奇性的学术经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更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所以我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之路。请问您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又是怎样选取唐宋词作为研究方向的? 王兆鹏(以下简称“王”):与一大批终生笃于学问的前辈学者比起来,我治学的时间并不算很长,更谈不上“传奇性”。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求学之路》的小文章,也发表了,互联网上也许可以搜到。既然现在还有人感兴趣,我也可以再简单谈一谈,算是老生常谈吧!

问:彭教授您好!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您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王国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学者评价说外界只看到您成果的丰硕,但很少了解您十多年来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的历程。您近年出版的另两部著作《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诗文评的体性》,写作的时间跨度更长达二十余年。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这是否是您从事学术研究以来一直秉持的精神?

“学术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青年才俊。”对于张晖的早逝,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吴中胜深感痛惜。

胡云翼(1906-1965)原籍湖南省桂东县,是我国二十世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最卓越、影响最深远的专家之一。他以新文化思想研究古典文学,所撰著的《新著中国文学史》等被东京大学教授井东宪译成日文作为高校教材;所编纂注释的《宋词选》和《唐宋词一百首》,均长版长销至二百余万册。他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创作上也有颇为卓越的成就。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虽然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或许是出于一种机缘,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古典文学,看到繁体字的竖排版书,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小时候我最爱读的书是繁体字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到后来书都被翻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了,因为这个原因,到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可以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了。后来我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我学习古典文学最初是从背诵开始的,因为对古人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深信不疑,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地背诵,只不过我当时背诵的不光是唐诗,像《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包括一些古文名篇,我都背。因为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我就反反复复地背,同一篇作品往往是今天背了一遍,明天再背一遍,一个星期后再背一遍,一个月后又背一遍,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强化记忆,印象就深刻,就不大容易忘记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背书真的是如饥似渴,不光在学校里面背,即使放暑假回家挑水抗旱,也是一手扶扁担,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张纸在背诵。如果说我现在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的话,这点成就的取得是和我当年的背诵功夫分不开的。我们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不多背诵一些名篇名作是绝对不行的。大脑中没有储存一定数量的作品,在阅读其他作品的时候就难以产生联想,没有联想就谈不上审美感悟和审美鉴赏,更谈不上有所发现和创见。当然了,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学者已经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老一辈学者的读书、背书功夫那才叫了得,真是让人高山仰止!

答:2012年以来我出版了《诗文评的体性》、《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三部研究性的著作,这应该是我的学术活跃期。二十多年拿出三部书,也不敢说厚积,也不算是薄发,毕竟这三部书的字数合起来应该超过一百五十万字,当然跟有些优秀学者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还是有距离的,但确实是我过往的二十年之内,埋头读书,不断拓展学术领域,不断做专题研究,并建构体系的成果。我关于学术研究本身谈的并不是很多,主要我本人一直也在摸索之中,有许多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或者对于学术领域的价值判断,自己也是一边读书,一边琢磨,一边开掘。潜心研究这四个字我倒是觉得问心无愧的,因为我既没有把心思浪费在别的方面,也没有在研究上怠惰。读书其实是我过往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前古人说三天不读书则觉口臭,这话我还真相信的,我自己感觉如果几天不读书心里还真是慌慌的。所以我到哪里都带着一本书,甚至旅游的时候也是,伴书而行大概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读书、研究就是我的生活,我是一个职业的读书人,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误解,以为这是职业的要求,其实我是把职业的要求化为内在的要求,变成一种享受。

他介绍说,张晖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就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后来又整理出版了《龙榆生全集》,对近现代着名词学家龙榆生的生平事迹和着述有详实考证和梳理。由近代词学上溯清代词学,张晖与人合着了《清词的传承与开拓》。这本着作以传承与开拓的视角出发,从选本批评、校勘之学、声律之学等方面展开,对清词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环节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张晖对中国诗史、韵文史展开探讨,先后着有《诗史》、《中国韵文史》、《中国“诗史”传统》和未刊稿《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对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对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谢冰莹与胡云翼同岁,原名谢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湖南新化人。其父谢玉芝为晚清光绪年间举人,诗文兼擅,著作颇丰,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谢冰莹于1921年赴省会长沙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胡云翼已于当年一月由恩师刘范猷自桂东山区携至长沙,进入其时颇有影响的岳云中学插班就读。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是关于唐宋词的,而是关于边塞诗的。当时我念大三,学术界正在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我看着手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得意洋洋地交给了老师。没想到还真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肯定和表扬,顿时信心大增、倍受鼓舞,此后兴趣就开始逐渐集中到唐宋文学方面来了。

问:您梳理王国维的学缘,分论与王国维有过精神交汇或现实遇合的人物,如果让您回顾自身的治学经历,您会举出与哪些学人的学术因缘?

这一串学术成果至少能证明张晖是一个勤奋的人。

胡云翼与谢冰莹在各自学校都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各科考试都能名列前茅。他们在勤奋攻读一年余后,在长沙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活动中相识。因同样酷爱读书,两人都有一见如故之感。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我真正选择唐宋词作为研究方向,是从写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的。当时我在准备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不同的文学史著作和词选对张元干的生卒年说法不一,大为吃惊,就想弄个究竟,于是找来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读,结果发现张元干对自己的生年说得很清楚,《芦川归来集》卷十《庚申自赞》说自己“行年五十”,庚申是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上推五十年即为元祐六年,也就是1091年;同卷《甲戌自赞》又说:“芦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甲戌就是绍兴二十四年,逆推64年也是元祐六年。尝到甜头之后,就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后来就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但限于当时的学养和见识,文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3年后我考上了本校曾昭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师对词学尤其是唐五代词有很精深的研究,他的《温韦冯词新校》等著作都是极见功力的。在曾师的指导下,我正式确定以唐宋词为研究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材料和写作,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元干年谱》。后来我考入唐圭璋先生门下攻博,又对硕士论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打磨,并经唐师推荐,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路标。

答:我本科就读的学校是南京师范大学,我八十年代初去读书的时候,词学大师唐圭璋还在,他还给我们做过讲座。我跟唐先生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陈廷焯的词学,得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的关注,他建议我去向唐先生请教,因为唐先生曾经将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推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吴调公先生陪着我去唐圭璋先生家拜访,当时唐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说话听得也不是很清楚,我听不明白的地方,吴调公先生来做翻译。本科就读的院系里面有一位词学大师,这种熏陶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唐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评《人间词话》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对王国维批评比较多,但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对《人间词话》讨论的展开,尤其是开启了从批评角度对王国维词学进行讨论的脉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讣告中如是说。

他们都向往新文化运动,服膺新文学思潮。他们曾连续多年一起传阅新文化和新文艺书刊,诵读古典诗文,尤其是唐诗宋词。随着交往增多,相知日深,友谊也逐渐升华为恋情。但他们绝非花前月下缠绵婉转的小儿女,而是志向高远振翅待飞的有识之士。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邓: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可以看出,爱好与兴趣,勤奋与执著,还有老师的导引,都是您走上学术之路的重要因素。那么您认为,在您的学术之路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我的硕士在安徽师范大学就读,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祖保泉先生,一位是梅运生先生,这两位先生又都是研究词学的。祖保泉先生在《词学》复刊第一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论王国维的词,后来祖先生还专门出版了《王国维词解说》,祖先生也是王国维词学接受史当中值得关注的人物。梅运生先生特别关注清代词学,他发表了很多篇清代词学的论文,而梅先生不仅自己研究词学,还带着学生一起研究词学。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其中有一卷是词学卷,主要是梅先生编写的,为了编写词论史卷,他还特意编纂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诗词曲论著作提要》,我去读硕士的时候,提要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我大概写了八九篇提要的文字,这个文字当然经过老师的润色,所以我走向词学研究,是有早期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看来,张晖的古典文学研究着作让自己大开眼界,“他的学术功底很扎实,视野开阔,善于思考,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胡云翼与谢冰莹的恋情,终因两人在家乡均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而未能冲破包办婚姻的网罗,未能成为眷属。但他们的文学因缘与志向抱负,却交互影响,一直维系至各自生命的终点。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王: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很多前辈学者的关爱和扶助,如刚才我谈到的唐圭璋先生、曾昭岷先生、张国光先生等,还有很多虽然我上面没有谈到,但也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前辈学者;同时,我也受到很多同辈学者、还有晚辈学者的帮助,在很多问题上得到他们的指教。但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的话,无疑是唐圭璋先生。

1992年我去复旦大学跟王运熙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本来也想做清代词学研究,后来我放弃了,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重点不在词学;第二以清代词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复旦刚好有一位博士已经做了。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别人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我现在完全不持这样的看法,因为别人做了,尤其是断代分体学术史,一本博士论文哪里做的完呢?我后来做了古代创作与鉴赏理论的对应研究,里面虽然也包括词学,但不是主体成分。但是上海的词学氛围非常强,民国以来就一直如此。比如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兴荣先生,他们都是我素来所敬重的前辈,尤其是马兴荣先生,我拜访老先生很多次,耳濡目染,对词学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兴趣。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青年教师孙学峰在看了张晖逝世的报道之后,专门买来他的着作。尽管具体研究领域不同,但孙学峰依然看得兴致盎然,“他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唐诗中的酒价,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可读性强。他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唐诗罗列,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

谢冰莹于1926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年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叛军,其后又随叶挺独立团北伐。1928年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曾参与发起成立北方左联。1931年和1935年两次东渡日本。1940年主编《黄河》月刊。1948年赴台湾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皈依佛门,法名莹慈。1971年定居美国旧金山,2000年逝世,享年95岁。她的文学作品曾受到孙伏园、茅盾、林语堂等高度赞赏,散文《从军日记》发表时名噪一时,林语堂随即译成英文,至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我是1987年考上唐师的博士生的。1986年12月我随曾昭岷先生到上海参加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在会上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收第二届博士生,当即感到机会难得,马上准备报考。我们那时候考博,没有考“名校”的概念,只有考“名师”的意识。我之所以选择报考唐先生,除了唐先生的名气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当时是湖北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要回湖北大学工作,而湖北地区研究诗学的学者比较多,研究词学的相对较少,研究诗学的强手多,研究词学的高手少。于是想找个“冷门”突破,避免跟高手们争锋。如果跟随唐先生研治词学,学成后,在湖北的学术界也许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至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有了这层想法,就更坚定了报考唐先生的决心。为了让我顺利报考,曾昭岷老师毅然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从而抢得了“先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于第二年顺利考入唐师门下攻博。在唐师门下三载,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理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突破和提升,而唐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终生。

我的博士论文虽然没做词学研究,但是词学的著作一直也在看的。1995年我来到中山大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当时让我负责宋元文学这一段,因为教学需要,也使得我的研究重心往词学这边靠。另外中山大学又是一个词学重镇,以前陈洵先生,后来詹安泰先生,再到邱世友先生,这都是在20世纪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邱世友先生出版过《词论史论稿》,我跟他个人接触也比较多,我写的有关词学的论文,也经常请他看,他也经常帮我批点。刚才说的我经历的四所大学,一个是学校词学氛围,一个是词学研究名家,应该都对我产生了影响。

这恰是张晖的研究风格,切口小,思路广,落笔轻,思考深。

胡云翼于1927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在校时即与刘大杰、贺扬灵被合称为“武昌三才子”。他相继任职于上海亚细亚书局、中华书局、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抗战初期他投笔从戎,深入浙西敌后,“铙歌吹入马蹄轻,一笑军前决死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于海盐西塘桥等战役英勇作战致受重伤,其后还曾创办过《浙西导报》。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唐师一生治学的座右铭是“三心”:虚心、信心和恒心。唐师幼失双亲,孤苦无依;25岁与师母成婚,36岁时师母因病去世,留下3个幼女;后又因日寇入侵,避难川中8年。他国难家愁集于一身,身体又孱弱瘦小,却以一人之力,数年如一日,四处寻访,不懈搜讨,夜以继日,编成一代词作总集《全宋词》,接着又毫不懈怠地相继编成《词话丛编》、《全金元词》等传世力作,著述千万言,这是他信心、恒心的最好见证。唐师的虚心更是令人敬佩,有一次任中敏先生称他是“词学泰斗”,他马上说自己“不是泰斗,是蝌蚪”。这虽为戏言,却是心声。唐师谦逊有加,绝不自以为是,他有时读书遇到有疑问处,就会问我们这些弟子是否知悉,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就让我们去请教别的先生。对弟子们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曾经想对《全宋词》再作一次全面修订,并设想凡是时贤所提供的材料和意见,都一一署具姓名,编成《承教录》附于书后。唐师逝世后,唐师的老同学王季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悼念,文中说:“以一人一手之功,由博返约,钩沉探微,完成《全宋词》、《词话丛编》等十几部宏伟著作,环顾海内词林,并世能有几人?经历八年抗战,十年浩劫,国难家愁集于一身,而笔耕不辍,毅力惊人,并世又有几人?著作等身,声华日盛,而乐于称扬师德,奖励后生,自视常若不足,更是并世学者中所少见的。”这的确是对唐师一生非常精辟的评价。

问:王国维对您读书治学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吧?

除了《唐诗中的酒价》,还有《元稹的梦》、《姜白石的爱情》、《俞平伯的淑世情怀》……单看这些文章的篇名,皆可以窥见张晖的研究独辟蹊径。

胡云翼未及弱冠时著有《宋词研究》,其后,《唐诗研究》《宋诗研究》《唐代的战争文学》《新著中国文学史》《词学概论》《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等相继问世。近三十年来,他的著作曾先后收入巴蜀书社的“宋代文化研究丛书”和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华东师大出版社还印行了《胡云翼集》。他对中国文学史和诗学、词学的研究,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我初入师门的时候,主要是从事文献考据方面的研究,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中来观照和审视。于是我围绕张元干,大量阅读了他同时代的作家和他前、后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一些相关的史书、笔记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不但顺利完成了《张元干年谱》的修订,而且为写作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以及后来写作《两宋词人年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原先在理论诠释方面比较薄弱一些,唐师就鼓励我“扬长补短”。在唐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大量阅读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理论素养也大大提高。受文学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在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依据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将其划分为台阁、元祐、南渡、中兴、江湖、遗民六大群体。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方法,并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在人物层、情感层、场景层三个层面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探讨。我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认可,被认为具有引领风气的意义。另外,我也受到心理学有关理论的濡染和影响。《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探析南渡词人的心灵世界,这非常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答:王国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王国维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一生读书、著述不辍,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为著述而著述,他自己也提过无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书法。他经常是在一个领域里面随便翻阅一些书,这个时候他未必有研究的计划或者设想,但是随着读书的领域越来越广,慢慢的这些问题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本人其实也是的,比如我研究王国维,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做哪几方面的研究,只是纯粹喜欢他的东西,买了一套《王国维遗书》,有空就翻一翻,后来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慢慢形成了几个维度,就形成了我个人的研究体系,所以王国维的研究方式对我还真的是很有影响的。

关于国学重镇黄侃,时有研究成果问世,个别着作中甚至充斥着八卦文字。在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钟明奇的印象中,张晖对黄侃的理解独到而特别。

据与胡云翼共同生活数十年的三妹胡舜英回忆,胡云翼的诗词研究和文学创作,直至他投笔从戎献身抗战,一直受到谢冰莹的深刻影响;而谢冰莹其后曲折的人生历程,以至皈依佛教,也颇有胡谢之恋的因素在。胡舜英在《不朽的人生,永远的怀念——忆胞兄云翼》(收录于桂东政协编《湖南才子胡云翼》一书)中还回忆道,1965年胡云翼因病弥留之际,犹泪珠涟涟、断断续续地说:“冰莹是我一生中唯一挚友,她具有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品格。我一直没忘记她,此刻特别想念她,可不知她现在何处!”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邓:看来,唐先生对您的影响确实是巨大而深刻的。唐先生作为一代词学宗师,对您的谆谆教诲,加上您的不懈努力,是您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您和唐先生之间的师生深情早已成为学坛佳话,我记得您写过一篇《忆唐圭璋师》,回顾了唐先生“专于业”、“深于情”的人格风范,此文不知打动了多少人。我也读过多遍,每次都为之感动不已,甚至忍不住热泪盈眶。

问:王国维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繁多。很多学者担心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更愿意避开热点,开掘较少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您最初为何有勇气迎难而上,挑战王国维研究这门显学?

张晖在《我们怎样理解黄侃》一文中写道,黄侃当时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距离,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在胡云翼的七绝诗集《废笔吟·秋天的诗》中也颇有胡谢因缘的影踪,如《乌桕》:“心随桃李醉东风,情到深时始觉空。痴绝独怜乌桕树,秋来犹作女儿红。”又如《无题诗》:“高台风雨损华年,曾记叮咛到九泉。未必他生能预卜,相逢应在死之前。”“无端芳讯逝如尘,细数年华苦未真。怕向麓山寻晚照,青枫犹忆峡中人。”(自注:岳麓山爱晚亭畔有青枫峡。)“几番秋水梦生凉,乌桕红时雁带霜。旧业都随年岁尽,为君魂断是潇湘。”

  为学态度:撇开功利 沉潜阅读

王:这篇文章是我在唐师逝世一周年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后来以“附录”的形式收在《唐宋词史论》一书中。

答:一个大的领域,尤其是有一定时代跨度或者说成果丰硕的领域,研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一篇博士论文或者几篇博士论文,或者几本著作,要能穷尽是不大可能的。学术研究回避了一个热门,从事一个冷门的研究,固然可以在一个冷的领域里面彰显它的地位,但是一个冷的领域有没有学术的价值,那是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显然已经经过学术史的检验,所以王国维研究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我在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时候是无意而入,是因为上课时学生问我《人间词话》里的三种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国维断章取义的表达和所引用词句的本意到底有多少关联,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回答出来,倒不是我一点回答不了,而是担心回答得不够全面,不够精准。之后我查阅相关的学术史,我发现关于三种境界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大概有一两篇文章说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三首词的本意与王国维解读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我觉得这可以成为一篇文章。这是我研究王国维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后来因为这个因缘我就去读《人间词话》,也读相关的论文,我发现有些学术史固然是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问题也非常严重:第一就是重复性研究非常之多;第二对于王国维词学的整体把握有所欠缺,因为《人间词话》是词话体,如果是只关注部分条目,没有关注整体的,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狭,而要理清则与则之间的关系,甚至进一步把握内在的脉络跟内涵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一种熟读细思的功夫。所以我后来就把《人间词话》包括王国维其他论词的条目都认真看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所以就开始了王国维词学本体的系列研究。如果要说挑战两个字的话,也是从无意开始,后来随着阅读面的拓宽,研究的领域也就跟着拓宽了。

钟明奇说,这样的思考已经溢出了黄侃研究的本身,直面当下的学术研究潮流,提出自己的创见,颇有力度,而在姿态上轻盈而委婉,可以看出张晖是一个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的人。

我在想,随着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对于胡谢因缘,以及这因缘对这两位文学家的影响,一定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吧。

  路成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生机 勃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欣赏其中多姿多彩的若干片段,但中国古代文学又确实太悠久太博大,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迷惘、畏难 或无助之感。”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路成文表示,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个撇开功利、沉潜阅读的过程,要全神贯注研读一批基本典籍,用心体悟感兴趣的研究对 象,同时注重文史结合。

邓:唐先生一生主要从事词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您被学界认为是能够继承并发扬唐门衣钵者,但您的研究范围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考据之学,除了《两宋词人年谱》、《词学史料学》以及刚刚出版的《两宋词人丛考》等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外,您的《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等专著都是兼有考据与诠释,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则完全是理论阐释性的。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范围?

问:您对王国维的研究是以词学本体研究为起点,但您并没有局限于词学一隅,从兼论王国维哲学、美学到梳理王国维学缘,最终形成了现今相当宏大的研究格局,这是否超出了您十年前的设想?

钟明奇特别提醒,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当时张晖只有29岁。

  “古代文学领域绝大多数课题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化体系、思维方式、感受与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手段等,都有共 通的基础,在一定层次上实现触类旁通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路成文建议,在研习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沉潜涵泳以识其大体,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至于考索以求 真,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科学性的保证,但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

王:唐师最突出、最主要的贡献当然是在词学文献学方面,但唐师在诠释批评和理论建构方面也多有贡献。唐师对词体、词史、词论、词学研究方法、词学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论述,这集中体现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论词之作法》等文章中,其他则散见于各类著述中。唐师的很多文献学著述,实际上都包含了不少精辟的理论见解。比如唐师对于词的审美理想,在前人拙、重、大之外,又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雅、婉、厚、亮。“雅——清新纯正;婉——温柔缠绵;厚——沉郁顿挫;亮——名隽高华。”这一理论,虽然是传统词学理论和审美意识的延续,但唐师是以之作为自己的词学审美理想和评词论词的纲领贯穿于他整个的词学研究之中。关于唐师的学术贡献,有不少专门的文章,我也写过文章,2006年曹辛华出了一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里面也专设一章介绍唐师。

答:这确实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就像我的几种专著,严格来说,说是论文集也是可以的,只是现在大家非常重视体系,所以我的论文就必须按照体系建构的要求进行编目调整。我一开始从事王国维研究,其实从解决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开始,所以并没有宏大的构想,也没有要来整体考察王国维学术,就是书读多了,对王国维理解越来越深,发现可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同时发现学术史的问题也有很多,这就让我觉得不妨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把我发现的问题来一个个来说清楚。王国维词学本体当然是要研究的,此外,就是王国维词学学术史。我搜集学术史材料非常之多,从王国维生前有关《人间词话》的书信到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现在不断出现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我基本都搜罗到了,而且还包括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法国的材料,所以对于王国维学术史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王国维学术史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我觉得不妨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学术史不仅仅是客观梳理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对于学术史进行裁断的过程,同时学术史已有的贡献跟留下的不足也为我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所以我认为学术史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治学领域涉及清代词学、批评史、近代学术史和南明诗歌,我每读他的论着,都不能不深感后生可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在题为《有声有光的流星——悼张晖》的纪念文章里写道,“以张晖的笃学、勤奋兼颖悟,大器何待晚成?鹏翼初展,虽毛羽未丰,但抟扶摇而薄九万,已是指顾间的事。所内所外的前辈、同侪,也无不期以远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至于我本人的研究范围,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主要集中于唐宋词,偶尔旁及唐宋诗及其他;从研究的方法类型来说,确实是兼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诠释,但总体来看,文献考据做得稍微多一些;从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到辑佚校勘,从作品考订到作家年谱,从个体作家到作家群体,从代群分期到定量分析,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从词史到学术史,各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如果大致分一下类,你刚才的说法大致是对的,《全唐五代词》、《词学史料学》、《张元干年谱》、《两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丛考》以及《天机余锦》、《明词综》等几本点校类的书都是属于文献考据方面的,《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则兼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诠释,而稍微侧重于理论诠释。至于其他学术论文,则或重文献考据或重理论阐释,或者兼而有之,不好一概而论。

第三个领域是学术因缘,学术因缘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场的问题。王国维这个人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中国传统的经史学习和教育,同时又是比较早地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比较新潮的学者。其实我认为在他的思想里面,西学对他是有帮助的,你注意,我说的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一些概念的运用,比如说一些论证的方式,比如对建立体系的自觉的追求,这些都与王国维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甚至包括一些日本哲学家的著作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要忘掉的一点是王国维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和美学,他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美学的文章,比如对列子、老子、孔子思想的专论等,所以他接触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之前,这是一个事实,我希望说清楚。第二来说,他在研究古典哲学美学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西学的影子不是很强,但王国维介绍和评介西方哲学美学,比如《静安文集》论叔本华、康德、尼采的这些文章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说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观点之后,笔锋一转,就说衡诸华夏,也类多如此。你可以看出王国维研究的基本思路,他比较注重古今相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西方哲学美学的特点,也恰恰是王国维难以接受的地方,而难以接受的原因就是与王国维此前已经接受的中国美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他不能接受,所以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使他最终远离了西方哲学美学,这些有大量王国维直接的文字可以证明的。

一个勤奋的人,一个安静的人,一个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的人。这是学术同仁眼里的张晖。如今,属于他的生命华章已经骤然沉寂,但他的学术贡献却在某个角落里散发着光芒。